美國社會信任崩塌四成，民眾抱團抵抗強權統治

2026年，在一種普遍的焦慮氛圍中，美國總統特朗普強硬的移民執法策略在明尼阿波利斯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挫敗。兩名平民遭槍殺引發的和平抗議，不僅迫使700名ICE特工撤離，更揭示了恐懼與憤怒如何轉化為集體抵抗的力量。數據表明，當過度執法打破了公眾信任的底線，恐嚇策略反而成為了團結公民的催化劑。

愛德曼信任度晴雨表的全球報告印證了這種由特朗普引發的、交織著全球性與地方性的焦慮。該報告揭示了2025年對28個國家33,000名受訪者的調查結果。

數據顯示，對各類機構及“共同現實”的信任崩塌已引發一場“怨憤危機”，進而導致孤立主義加劇，人們愈發不愿信任與自己不同的人。

特朗普嚴苛的反移民政策——通過蒙面、暴力且缺乏監管的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特工執行——似乎正在反向推動公民進行積極且成功的協作。

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發生兩名平民蕾妮·古德和亞歷克斯·普雷蒂遭槍殺事件及隨之而來的大規模抗議后，特朗普的邊境事務主管宣布將撤出700名ICE特工。特朗普本人也暗示，其政府正被迫放棄這一強硬策略。

愛德曼的調查揭示了一個驚人的發現：40%的受訪者認可通過一項或多項敵對行動來推動變革。這些手段包括“網絡攻擊、蓄意散布虛假信息、暴力威脅、破壞公共或私人財產”。

這種采取敵對行動的意愿，是我45年來研究公共秩序與抗議活動中見過的最高值。這一數據遠高于2017年至2022年覆蓋102個國家的世界價值觀調查中，關于政治行動的五項問題所獲得的數據。

該調查顯示，全球僅35%的受訪者表示“可能”參與和平抗議，46%明確表示“絕不參與”。具體到國家，加拿大有48%的受訪者表示會參與和平抗議，29%拒絕參與；而在美國，55%的受訪者表示“可能參與”，34%拒絕參與。

愛德曼報告指出，“恐懼加劇時，信任轉向本土”。這意味著當變革日益成為生活常態，人們的信任圈正在收縮。加拿大組織心理學家杰森·沃克等學者強調，這種情緒緊繃可能引發偏執、情緒壓力以及職場或家庭暴力。

恐懼與公眾憤怒的攀升在谷歌趨勢中清晰可見。2026年1月，全球搜索“我害怕改變”和“我感到憤怒”的用戶數量創下五年新高——甚至超過了新冠疫情最黑暗時期的峰值。

美國在谷歌趨勢中以100分（該平臺指數的最高值）領跑全球，表明其相關搜索熱度在所有監測地區中居首。唯一達到同等搜索熱度的國家是菲律賓，該國正經歷著自身的政治與社會動蕩。

在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自1月7日明尼阿波利斯市古德遇害案后，“我感到憤怒”的搜索指數逼近90。值得注意的是，俄亥俄州正是1970年肯特州立大學慘案的發生地——當時國民警衛隊向抗議越戰的無武裝學生開槍，造成四人死亡、九人受傷。

調查數據與網絡搜索趨勢揭示出一種日益加劇的保護性孤立主義趨勢，這使得凝聚集體信任以形成抵抗力量變得愈發困難。

加拿大前央行行長馬克·卡尼近期警告稱，“堡壘林立的世界將更加貧瘠、脆弱且不可持續”。但在頌揚集體主義與互信價值時，卡尼卻低估了這樣一個殘酷現實：恐懼與保護主義的力量往往遠勝于信任。

我與同事數十年的公共秩序研究，以及關于公共秩序與抗議活動的廣泛學術成果，揭示出一個可預測的模式。

正如我在著作《憤怒時代》中所闡述的：當人們感到恐懼時，恐懼往往轉化為沸騰的憤怒。這種憤怒進而成為情感催化劑，驅動人們采取集體或個體的、被動或暴力的行動來解決問題。

事實上，恐懼、憤怒與行動訴求能催生愛德曼調查中缺失的那種集體主義與互信。這或許正是當前全美“反特朗普”及“反ICE”抗議活動得以形成的深層原因。

然而挑戰在于：大規模公眾抗議是推動變革的微妙配方，極易引發劇變。集體抗議需要戲劇性場面及新聞社交媒體的密集報道來提升關注度與支持度。但只要公眾目睹少數示威者的暴力破壞行為（一棟燃燒的建筑或被砸碎的店面櫥窗的電視畫面通常就足以引發恐慌），對抗議的支持便會迅速消散。

在“反ICE”抗議浪潮中，特朗普押注恐懼與混亂將占據上風。他及其幕僚不斷向公眾灌輸“國內恐怖分子”、“將車輛武器化”、“受雇煽動者”等措辭，用來描述ICE執法人員及抗議者的受害者。

但迄今為止，特朗普的宣傳攻勢已然失敗。

特朗普未曾料到，大量和平的“反ICE”抗議活動以及廣為傳播的真相視頻，揭露了古德和普雷蒂遇害的真相，戳穿了政府關于他們死亡的謊言。蒙面ICE特工的過度執法導致公眾對總統的支持率大幅下滑。

特朗普煽動恐懼的慣用伎倆如今面臨危機。只要“驅逐ICE”的抗議與罷工持續保持和平態勢，公眾的恐懼、憤怒及對公共安全的訴求將不再指向示威者，而是轉向暴力執法的聯邦移民官員。

抗議者如何持續凝聚民意？我數十年的研究發現，成功的運動都遵循著C.O.R.E.模式：抗議者需保持堅定信念、善于溝通、組織有序、資源豐富且經驗豐富——最重要的是，必須堅持非暴力原則。

當前美國局勢表明，公共治安舉措實為雙刃劍。正如過度激進的暴力抗議者會迅速損害公眾對其事業的支持，執法部門及其他權力機構對和平抗議的過度反應同樣會適得其反——特朗普正以慘痛代價領悟這一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