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期間，蔣介石三次計劃出兵，為何未能成功？

1950年9月21日的臺北，深夜的燈光依舊亮著。蔣介石拄著手杖在走廊里踱步，他一遍遍琢磨電報草稿，心里盤算的卻是“北上反攻”這件大事。不到三個月前，朝鮮半島戰(zhàn)火已燒到釜山外圍，美方急得團團轉(zhuǎn)，他覺得機會終于來了。

事情的開端要追溯到6月25日凌晨。三八線炮聲一響，朝鮮人民軍裝甲部隊一路向南，李承晚倉皇奔逃的畫面很快傳到臺灣。李承晚當即給蔣介石拍密電：“盼即刻支援一軍。”這封電報在臺北引起不小震動，蔣當晚召集陳誠、周至柔等人議事，提出若能由朝鮮突入滿洲，正面配合沿海登陸，兩路夾擊大陸，“勝算不低”。他把目光鎖定在駐臺最精銳的第52軍，約3萬3000人，番號、編制、軍官配備幾乎保持戰(zhàn)前水準，是他口中“寶貝疙瘩”。

就在蔣介石謀劃時，美軍遠東總司令麥克阿瑟也在東京忙得不可開交。麥帥看重第52軍的訓(xùn)練基礎(chǔ)，派聯(lián)絡(luò)官費爾德飛臺北磋商。費爾德見到蔣介石后笑著說：“若無貴軍馳援，半島很難撐。”蔣介石聽后暗自得意，心想美國人總算明白離不開自己。

然而，美方內(nèi)部卻是另一番景象。華盛頓的會議室里，杜魯門聽完陸軍參謀長柯林斯的匯報，轉(zhuǎn)頭望向國務(wù)卿艾奇遜。艾奇遜搖頭，用英語念了一句中國成語：“The man who chases two rabbits catches neither.”意思是別在亞洲兩線同時開火。杜魯門猶豫了，他擔心一旦第52軍踏進朝鮮，中蘇都有可能介入，局面會失控。

于是第一次出兵計劃被擱置。蔣介石惱火，罵杜魯門“和張伯倫一樣軟弱”，卻又無可奈何。麥克阿瑟心里憋著一股火，只好利用現(xiàn)有兵力組織仁川登陸，9月15日一戰(zhàn)翻盤，把人民軍切成兩截，半島暫時穩(wěn)住。

局勢剛好轉(zhuǎn)，麥克阿瑟便第二次力推“用蔣軍”。10月7日，美軍越過三八線，他向杜魯門緊急電告：“若能空運第52軍，可在元山登陸，牽制東北兵力。”蔣介石這邊立刻組成“先遣參謀團”，侯騰、陳麓華等四人于11月29日抵達漢城，準備接洽登陸細節(jié)。

可就在同一天，華盛頓再度開會。艾奇遜依舊站在反對一側(cè)，他舉起新情報：志愿軍已經(jīng)在鴨綠江沿線集結(jié)十余萬人，一旦蔣軍入朝，必然被視為“國共內(nèi)戰(zhàn)延伸”，中方反應(yīng)會更激烈。更要命的是，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里，先前支持麥帥的布萊德雷和柯林斯態(tài)度變了，他們擔心朝鮮戰(zhàn)線再度拉長拖累北約。第二次計劃宣告流產(chǎn)。

12月初，志愿軍發(fā)起第二次戰(zhàn)役，美第八集團軍連夜南撤，沃克在撤退途中遭遇車禍身亡。麥克阿瑟急得拍電報：“再不增兵就守不住東豆川！”他提出更極端的報復(fù)方案：封鎖中國沿海、使用蔣軍、甚至“考慮非常規(guī)武器”。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認定他情緒失控，直接駁回。杜魯門隨后撤掉他的遠東總司令職務(wù)，派李奇微接任。蔣介石苦等多日的運輸機終究沒有起飛。

1951年6月，李奇微被調(diào)赴歐洲，克拉克接手遠東總部。一落座，克拉克第一件事就是審查日本本土防務(wù)。他發(fā)現(xiàn)本州只剩幾萬警備隊，立即建議讓蔣介石抽調(diào)兩個師替美軍守釜山和南部海岸，如此美軍便能騰出三個師回守東京灣。蔣聞訊拍手稱快，忙命胡琬如草擬作戰(zhàn)計劃，準備第三次出兵。

偏偏天不遂人愿。1952年11月，艾森豪威爾當選總統(tǒng)，競選口號是“把小伙子們帶回家”。新任國務(wù)卿杜勒斯對克拉克方案興趣寥寥，他對國會保證“盡快停戰(zhàn)”。隨著板門店停戰(zhàn)談判取得進展，美方更加不愿橫生枝節(jié)。1963個月糾纏后，蔣介石收到了最終回絕電報，第三次計劃也至此擱淺。

縱觀三次出兵嘗試，外表看是美蔣之間的“請與拒”，實質(zhì)卻受三重力量牽制：一是美國政軍體系內(nèi)外交錯的利益天平，二是志愿軍入朝后所形成的戰(zhàn)略威懾，三是蔣介石自身力量和地緣位置的局限。每當他以為可以順水推舟，美國國內(nèi)就冒出“全球防線更重要”的反對聲；而一旦華盛頓搖擺，北京的警告與戰(zhàn)場態(tài)勢又加重了顧慮。于是乍看風光的“反攻大陸鑰匙”始終沒能插進鎖孔，蔣介石的雄心終被懸置在歷史檔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