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朝鮮半島的悶熱讓人透不過氣。板門店交換戰俘的卡車緩緩啟動,一名消瘦的年輕人跳下車,衣襟破舊卻昂首闊步。他叫林模叢,志愿軍第六十軍第一八〇師士兵。就在兩年前,這個未滿十八歲的四川少年在第五次戰役后期被美軍俘獲。誰也沒想到,林模叢的名字竟然在當時的臺灣“國防部”高層間迅速傳開,“必須把那孩子帶回來”的密令也隨之飛向戰俘營。
事情得從他的父輩說起。1924年,孫中山籌辦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從黃埔挑走一批年輕能寫能算的秘書。林春華——林模叢的父親,正是其中之一。此人擅長速記,三年后便進了蔣介石秘書班底,在南京政府里出入自由。按理說,這樣的出身足可保證家族一路順遂,但時代迅猛翻轉。1937年,抗戰爆發,林春華輾轉西南,1946年病逝成都,只留下尚未成年的兒女和少得可憐的撫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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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歲的林模叢對那場葬禮記憶模糊,更深刻的卻是校園操場的槍聲。1947年盛夏,國民黨在成都城區大肆抓壯丁,逃兵被當場處決的血腥畫面讓少年徹底對舊政權失望。也正是那時,他把父親曾經的“蔣座上賓”身份埋進了心底。
1949年底,解放軍進入成都。林模叢第一次看見士兵與民工同吃一鍋飯,心里亮起火苗。短暫思索后,他拒絕了父親舊友康澤繼續資助學費的好意,報名參軍。當時他的體重不到五十公斤,卻硬把十二顆手榴彈、步槍子彈和一支軍號全背在肩上,隨部隊行軍一千四百里。同行戰士悄悄說“這娃兒吃得苦,像根牛筋”,風趣中透著敬佩。
1951年春,第五次戰役打響。一八〇師在鐵原地區擔任掩護任務。戰至五月下旬,敵軍三個師撲來,部隊被迫分散突圍。彈盡糧絕之際,林模叢與數百名戰友落入美第七師手中。對一個剛進戰場的少年兵來說,俘虜的恥辱比饑餓更難忍,他在筆記本上用木炭寫道:“被俘,一口血!”
戰俘營與想象中大不相同。每天不足四兩的米團先被“俘虜官”把守,誰要是多伸手就挨棍子。更讓人心寒的是,少數自愿投向臺灣的特務趁機拉人,逼眾人背上刻“反共”漢字。有人稍有抵觸便皮開肉綻。林模叢死咬牙關,寧肯少吃一頓也不肯簽字。
就在這種黑暗日子里,特工突然公布一個奇怪的指標:從兩萬余名戰俘里挑一位十八歲以下少年返回臺灣。口令來自臺北“國防部政治部部長”鄧文儀。老兵們摸不著頭腦,林模叢的心卻狠狠一顫——鄧文儀是父親昔日同僚。母親曾講過,自己滿月時,鄧送來十塊大洋當禮金。
深夜,戰俘營小屋里燈泡昏黃。白佩明——戰俘中被扶持的“隊長”——把林模叢叫到桌前,“你是不是林春華的兒子?承認就能出去,機會難得。”林模叢抬眼盯著他,只說一句:“我是四川人。”白佩明不死心,“別裝,小子,咱們都能好過。”林模叢低頭,沉默良久,搖搖頭。兩句對話,寒風一樣割在人心,房外的犬吠聲更加刺耳。
拒認身份,等于放棄立即脫困的機會,也意味著被打得更狠。第二天,他就倒在泥水里,背上青紫。日復一日,拳腳成了家常便飯。奇怪的是,林模叢反倒漸漸習慣痛楚,他把每一道傷痕當作給自己“補鈣”。“挨過這關,才算不白當兵。”他在心里反復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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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春,朝鮮停戰咨詢消息不斷傳來。戰俘營的鐵絲網外,美軍哨兵的神情也松懈下來。6月,一個雨夜,白佩明被擊斃在廁所,傳聞是因斗毆。再無人提及那份“特別指標”,林模叢終于等到歸國名單。組織上統計身份時,他只留下七個字:四川,自由報到兵。
跨越鴨綠江的那天,志愿軍軍樂隊奏響《凱旋》。林模叢額頭傷痕未褪,卻笑得像個孩子。隨隊采訪的記者問他是否后悔。他搖頭,“國家需要誰,誰就得頂上。”這句話后來被摘進《一八〇師實戰錄》的扉頁。
而在海峽那邊,鄧文儀終究沒有等到“故人之子”。機密檔案顯示,他曾三次催促戰俘營,卻得到同一句回復:目標人員拒絕承認身份。檔案邊角處批了一行字:“此人已被洗腦,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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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模叢復員后考入西南交通學院,學機械。20世紀末,《文史月刊》記者找到他。他把當年那本被雨水浸透的筆記遞過去,紙面折痕縱橫,唯獨那行“被俘,一口血!”墨跡未褪。采訪結束,他合上本子,說得輕飄,“拳頭打在身上會疼,良心上刻字更疼,我可受不了第二種。”
故事到此似乎沒有傳奇反轉,卻留下一點耐人思量:身份、誘惑、生死、尊嚴,橫亙在一個十八歲少年面前,他選擇了最艱難的那條路。結果如何?回到故土,胸膛里那顆心跳得更硬朗——這便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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