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凡是”被提出后，他帶頭表示反對，后來成為副國級干部

1983年2月，北京剛剛飄過一場雪。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大門在晨光里泛著冷意，一位頭發花白的老人推門而入，他就是正式履新的楊易辰。數月前，中央決定讓這位已近古稀的東北老書記出任共和國第四任檢察長，一些年輕干警竊竊私語：“聽說他早在‘兩個凡是’時就敢頂撞，可別小看了。”話音未落，楊易辰已疾步走進會議室，留下干脆一句：“先干活，再說別的。”

鏡頭很快切回六年前。1977年春，哈爾濱松花江冰面尚未完全融化，黑龍江省委會議室里卻熱氣騰騰。文件里出現“兩個凡是”表述后，會場靜得只剩翻紙聲。楊易辰放下茶杯：“凡是都照搬，怎么解決龍江的冰雪、水稻和魚？”一句反問劃破寂靜。有人提醒他“上面態度尚不明朗”，他只淡淡回了四個字：“實事求是。”會后，這個態度被層層上報，他的名字也被不少人暗暗記在了本子上。

敢于說“不”，源于多年的實踐。1954年，37歲的楊易辰隨機構調整從沈陽赴齊齊哈爾，擔任省委常委兼副省長，分管財貿。那年冬天零下三十度，松花江面凍得踩上去咔咔作響。有人斷言：“北方養魚？做夢。”他卻拉著水產局干部下鄉，堆雪挖冰，測水溫，走遍嫩江、松花江沿岸。1958年，他拍板組建觀察團赴兩湖、江浙取經，回來第一件事便是把“先認清差距”改成“先試一口塘”。政策一出，縣里、團里紛紛挖魚池，連退伍老兵也跑回來要當漁把式。

養魚的熱潮在三年困難時期派上了大用場。1960年春，調查組報告說“漁民自己沒有糧，天天魚湯就咸菜”。楊易辰聽完當場批示：“漁民口糧必須列計劃，棉布、鹽、白酒，統統供給。”幾行字救活了成千上萬條性命，也讓“實事求是”四個字在黑土地上扎了根。

文革十年動蕩，他被下放干校。1972年復出，仍是黑龍江一把手，先抓春耕生產，又建大學、搞科研，提出“糧食一億斤，魚蝦五十萬噸”目標。到70年代末，黑龍江成了全國淡水漁業大省，市場活魚不斷，百姓家燉魚不再算奢侈。

“兩個凡是”顯然與他的治省理念沖突。也正是這次表態，讓上面意識到：在撥亂反正的新局面里，需要這樣敢說真話、又有實踐經驗的干部。1983年春天，他被調往北京。臨行前，省委大院的老工人跑來送行：“楊書記，您到北京也別忘了龍江的魚啊！”老人笑著點頭，卻轉身就把行李壓得直不起腰。

新崗位的迎面是洶涌的社會治安亂潮。1983年8月，“嚴打”全面啟動，最高檢燈火通明。楊易辰拍板成立全國檢察機關舉報中心，調集骨干偵查經濟案件，“先辦大案要案，不能讓老百姓寒心”。多地檢察院反饋線索，一批貪污、走私案被迅速偵破。案卷厚如磚，他常帶回住處，辦公桌邊一盞臺燈亮到深夜是常事。

1984年夏，《光明日報》刊出《農民呼吁為勇于改革的孫永根平反》。文章熱度之高，信訪來函堆滿郵袋。一時間“孫永根冤案”聲勢浩大。有人勸只要交給下級復核即可，楊易辰卻決定親赴江陰。他說：“檢察權不用腳去走，就是紙上談兵。”聯合調查組一查便知，孫永根確實貪污受賄萬余元，輿論嘩然終被澄清。報紙隨即更正，此事成了新聞自律與司法剛性的范本。

三年后，政協委員李克如遞來另一樁舊案——甘肅農民文炳衡被以“反革命誣告陷害罪”處死，家屬申訴三十余年。資料殘缺，人證多已去世，復查難度極高。楊易辰仍然拍板：“不能讓沉冤帶進棺材。”他親赴甘肅，在黃土高原上跑了五個縣、訪談七十余名當事人。1988年初，甘肅省委下文平反，唐鳳儀違法事實被確認。楊易辰拿著復查報告，只說一句：“這是法律，也是良心。”

五年檢察長任期，他跑遍二十個省區市，調研筆記裝滿六只手提箱。有人統計，他批示直接推動的重大案件超過三百件。遺憾的是，過度勞累讓他的心臟多次報警。1988年3月，他卸任檢察長，笑稱“該讓年輕人上場了”。

1997年春，楊易辰因病逝世，享年八十三歲。黑龍江漁民自發在江邊撒下紙船，燈火搖曳。有人回憶起他的那句話：“政策要像網眼，漏掉小蝦沒關系，可不能放過鯊魚。”幾十年過去，這句話仍在很多法槌落下前被輕聲念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