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覃遺孀寫信要求改嫁，毛主席知道后非常高興：我只有一個條件

1941年初的延安，窯洞外大雪封山，保育院的燈卻亮到深夜。周文楠握著鋼筆，遲遲落不下最后一筆，她要給毛主席寫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句核心請求：與王英樵結婚。

這位女同志在延安并不起眼，拿著黑板擦、給孩子們盛稀飯，忙得腳不點地；可在十多年前，她是湖南官宦千金，在長沙街頭散發傳單，在牢房里咬著牙挨過竹簽。1927年秋，毛楚雄降生，她給兒子取了一個字——“雄”，希望孩子像他父親毛澤覃一樣堅毅。

毛澤覃犧牲的噩耗1935年傳來，山路阻斷，一封薄薄的密件幾經轉手才送到長沙。周文楠聽完消息，沒掉淚，先把手里的茶碗放穩，然后抱起七歲的兒子去了屋后。那一夜，鄰居只聽見低低抽噎。革命年代，哭聲從不敢放大。

此后四年，湖南地下黨把這位烈士家屬掖在最隱蔽的角落。直到1939年冬，中央決定將她調往延安。臨行前，帥孟奇拍著桌子說：“湖南緊張，人走了工作怎么辦？”動員令最后還是下達。20塊大洋路費，是毛主席親自批的。

延安保育院工作枯燥，孩子們的哭鬧、爐灶的柴煙，掩不住緊張的戰時空氣。也是在這里，她遇見了王英樵——山東漢子，教導主任，脾氣爽朗。志同道合靠的是日日相處：一塊修課表，一起給凍瘡孩子抹藥膏。感情就是這么生出來的。

新中國尚未建立，組織對再婚有嚴格程序。周文楠拿出信紙，用詞再三推敲。她最擔心的是：烈士家屬能不能重新選擇幸福？她更擔心毛主席的態度。信封密封那一刻，她突然對身邊同事自嘲：“字寫得太端正，像學生交作業。”

幾天后，中央機要員把回信送到保育院。短短幾行字，開頭先是一句問候，接著寫道：“婚姻自由，我沒意見；只有一個條件，永遠記得毛澤覃為革命犧牲，他的精神值得懷念。”落款署了“澤東”二字，端正遒勁。周文楠看完，輕輕呼了口氣。

毛主席為何只提這一條？熟悉井岡山歲月的人都懂。兄弟幾人中，毛澤覃最年少，卻在1935年突圍戰中斷后犧牲，年僅29歲。把烈士精神傳下去，比任何形式都重要。言辭簡短，卻重若千鈞。

1942年3月，延安小禮堂布置得樸素。沒有大擺筵席，只有幾盆臘梅。周文楠穿著灰布新衣，王英樵把胳膊伸過來，神色有點緊張。證婚人念完誓詞，掌聲響起。有人打趣：“這對新人辦了場最‘節約’的婚禮，連糖都沒搶到。”現場氣氛一片輕松。

結婚證剛領到手，夫婦倆主動報名去最艱苦的東北。彼時蘇聯紅軍正逼近松花江，偽滿殘部蠢蠢欲動。1945年10月，兩人抵達哈爾濱。王英樵進入東北民主聯軍軍政大學，周文楠被派到司法系統——審判偽滿官員，保護被奴役多年的百姓。

毛楚雄的命運卻讓人揪心。1946年春，他隨359旅北返，16歲少年執意“跟王震叔叔打仗”。為了安全，王震把他列為“警衛”，安排隨談判代表前往西安。可胡宗南突然扣押代表隊，以莫須有理由將三名年輕人活埋。犧牲時，他19歲。噩耗傳來，延安哀聲四起。

毛主席和家人商量后作出決定：對年邁的周陳軒老人暫不告知真相。主席給湖南省委寫信，請地方盡心照顧這位白發人。直到解放后，王英樵夫婦把老太太接到哈爾濱，精心奉養，才讓老人安度晚年。老人去世后，骨灰依照遺愿送回韶山。

共和國成立初期，周文楠擔任泰安縣法院院長。法槌敲下，她更在意的是底層百姓能否得公正。一次公審案件結束，她對同事說：“法律不是擺設，咱得讓當年的犧牲有點價值。”在黑龍江高院任職期間，她大力推動家事審判改革，對婦女權益的執念，或許源自自己曲折的情感路。

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老同志陸續離休，周文楠夫婦也搬進了哈爾濱郊區的干休所。針線簍里依然放著一張發黃的黑白照片——那是二十歲的毛澤覃，身佩駁殼槍，笑容靦腆。每逢清明，她都會在院子里擺一碗米酒，低聲念一句：“澤覃，你放心。”

1992年春，韶山正籌備毛主席百年誕辰紀念活動。社會各界紛紛捐款，八十一歲的周文楠聽聞后，只說一句：“我們不能落在老百姓后頭。”她托丈夫寫信，寄去一千元，以示心意。那年9月5日，這位歷經三段戰爭、兩次婚姻的老人溘然長逝。消息傳到湖南，人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哈爾濱那位普通離休干部，竟是毛家老三毛澤覃的遺孀。

周文楠的一生，沒有豪言壯語。她只是循著自己相信的路走下去：為革命、為親人、為孩子、也為后來者。毛主席那封“只有一個條件”的回信，既是對她個人幸福的祝福，也是對千千萬萬烈士遺屬最質樸的囑托——記住犧牲者，把火種繼續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