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丨把握“三農”新趨向，譜寫鄉村全面振興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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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張娜

2月3日，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公布。這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連續出臺的第14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一號文件。這份文件不僅承接著過去五年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厚重成果，更在字里行間透露出強烈的變革信號。在“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防止規模性返貧”等底線任務之外，一個全新的高頻詞與核心邏輯躍然紙上——“新質生產力賦能鄉村振興”。

不同于以往單純側重于“投入”或“規模”，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更像是一張鄉村進化的“施工圖”，旨在通過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來深度重塑鄉村的產業肌理與社會形態。

底線思維的進階：從“量的積累”到“質的韌性”

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糧食安全都是頭等大事。2025年我國人均糧食占有量達到508.9公斤，遠超國際公認的400公斤的安全線，糧食等重要農產品供給豐富、市場平穩、儲備充足。

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著眼于守牢國家糧食安全底線，強調要堅持產量產能、生產生態、增產增收三個一起抓，對提升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質量效益作出了部署。今年的糧食安全戰略不再僅僅盯著“總產量”的數字紅線，而是高度強調“產能的韌性”與“供應鏈的安全”。文件明確提出實施“新一輪千億斤糧食產能提升行動”的深化版，但這并非簡單的擴大種植面積，而是將落腳點放在了“單產提升”與“核心技術自主可控”上。其中，“生物育種產業化”被置于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這與當前全球農業科技競爭的背景緊密相關。

文件中關于加快高產高效、綠色智能農機裝備研發應用的表述，實際上是對農業生產方式提出了“智能化轉型”的要求。這種轉變意味著，我們守護的不僅僅是糧倉里的“谷”，更是種田人的“技”和農業產業鏈的“鏈”。從過去依賴化肥農藥的“石油農業”，向依賴生物技術與數字技術的“智慧農業”跨越，這是底線思維在“新質生產力”語境下的進階。

產業邏輯的重構：鄉村不再是“原料產地”，而是“產業鏈節點”

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所描繪的鄉村產業，正在打破傳統的“種植+養殖”二元結構，向“一二三產深度融合”的全鏈條生態演變。

文件中多次提及的“農產品加工業優化升級”和“鄉村新業態”，絕非簡單的“把農產品賣出去”，而是強調“全產業鏈升級”。這意味著，鄉村將不再是單純向城市輸送初級原料的“配角”，而是通過發展預制菜、鄉村休閑旅游、農村電商等，成為承載高附加值環節的“主角”。

這里的新視角在于“數據要素”的介入。根據農業農村部相關負責人的解讀，2026年將大力推進“數字鄉村”建設，不僅僅是網絡通村，更是數據通田、通企、通戶。當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要素，傳統的農業生產將被精準畫像：哪塊地缺水、哪種農產品市場緊俏、哪個物流節點擁堵，都能實時感知。這種基于數字化的產業重構，極大地降低了農業生產的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讓鄉村產業具備了工業級的精準度和服務業級的體驗感。

人才觀念的破壁：引得來“新農人”，更要留得住“新匠人”

鄉村振興，關鍵在人。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在人才工作上的部署，體現了鮮明的“問題導向”和“時代特征”。

過去我們談鄉村人才，多關注“致富帶頭人”或“農業技術員”。而在關于今年中央一號文件的解讀中，一個明顯的趨勢是關注“鄉村職業經理人”“鄉村數字工匠”以及“返鄉創業新銳”。文件提出的“實施高素質農民培育計劃”，其內涵已從單純的種植養殖技能培訓，擴展到了直播帶貨、品牌運營、鄉村規劃、數字化管理等高端技能。

這實際上是在回應一個深層次的社會變革：隨著鄉村產業形態的升級，對人力資本的需求也發生了質變。鄉村需要的不再僅僅是體力和經驗，更需要知識和創意。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中關于“完善城市人才入鄉激勵機制”的表述，特別是涉及宅基地盤活、社保接續等制度性安排，顯示決策層正在致力于打破城鄉人才流動的制度壁壘，讓鄉村從“人才凈流出”地轉變為“人才蓄水池”。

這種視角的轉換至關重要——它意味著農民不再是一種身份，而是一種職業；鄉村不再是人才的荒漠，而是新質生產力勞動者大有可為的藍海。

治理效能的躍升：數字化重塑鄉村“熟人社會”

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在鄉村治理方面的部署也頗具深意。長期以來，鄉村治理依賴于“熟人社會”的倫理道德和傳統的行政管理。然而，隨著人口流動加劇和利益格局多元化，傳統治理模式面臨挑戰。

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將“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治理”作為提升治理效能的關鍵一招。這不僅僅是安裝幾個監控攝像頭，而是建立“網格化管理、數字化賦能、精細化服務”的治理體系。

文件中提到的“完善農村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在數字化語境下，意味著通過大數據提前預警風險、通過在線平臺快速響應訴求。這種“技術+制度”的雙重創新，實際上是在構建一種“高信任度的現代鄉村治理共同體”。它保留了傳統鄉村的人情味，又注入了現代社會的規則意識與效率原則，為鄉村振興提供了穩定的社會環境。

制度供給的突破：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改革硬招

如果要為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找一個最硬的“骨頭”，那無疑是農村改革。文件在“強化體制機制創新”的支撐保障下，對農村土地制度與產權改革作出了方向清晰、魄力十足的部署。特別是關于“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和“激活農村沉睡資產”的表述，釋放出強烈的政策信號。根據文件，允許在特定地區開展宅基地使用權流轉試點，探索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本質上是在試圖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土地壁壘。

文件中，通過明晰產權、規范流轉，讓農村的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這不僅能為鄉村振興注入巨額的金融“活水”，更是對“共同富裕”目標的實質性推進。當農村的土地、房屋、生態資產能夠像城市的要素一樣自由流動、平等交換，城鄉融合發展的堵點將被真正打通。

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是一份站在“十五五”新起點上，具有鮮明時代性與系統思維特征的綱領性文件。它標志著“三農”工作的指導思想，正從解決特定領域短缺的“補短板”模式，轉向依靠新質生產力進行全方位、全鏈條、系統性重塑的新階段。

總 監 制丨王列軍車海剛

監 制丨陳 波 王 彧 楊玉洋

主 編丨毛晶慧 編 輯丨蔣 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