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伐名將”到“解放敗犬”，國軍五大最弱指揮官盤點

1948年冬，淮海平原陰雨連綿，國軍電臺里一串串急促的明碼電報令人心驚——“糧彈皆缺”“部隊待命”。短短幾行字，道盡昔日“中原霸主”們的落魄。人們不免好奇：這些曾在北伐、剿共、抗戰里呼風喚雨的大人物，為何在解放戰爭里接連失手？翻檢檔案，五位指揮官的沉浮最具代表性，他們的失誤既是個人悲劇，也折射出國民黨軍隊積重難返的痼疾。

劉峙排在第一，原因很簡單——他掌管的兵力和地域都太重要，卻幾乎次次敗仗。1927年北伐攻南京，他還被譽為“常勝將軍”；1932年圍鄂豫皖蘇區，蔣介石把河南新集改名“經扶縣”來討好他。然而權位節節攀升之后，劉峙好大喜功的弱點暴露無遺。老部下回憶，他坐鎮前線時，夜里外出方便要三名衛兵前呼后擁，唯恐冷槍暗箭。到1948年，他已是徐州“剿總”老大，卻在洶涌民軍面前手足無措，只知高喊“各兵團自行機動”。李宗仁暗諷：“師長的器量，卻偏偏披著總司令的外衣。”滑稽卻真實。

第二位是湯恩伯。河南民謠“水旱蝗湯”刺痛了他的耳朵，也道出了民間怨氣。湯部號稱“王牌”，可官兵心思都在生意場。抗戰時他在西安辦面粉廠，派車皮運煙土，甚至把軍馬用來馱私貨。蔣介石曾板著臉問：“你想當銀行老板還是帶兵？”豫中戰役慘敗后，湯一度被撤，可沒多久又身居南京警備司令。1947年孟良崮救援遲緩，張靈甫陣亡，蔣氣得用手杖直指他的額角。圍坐一旁的徐永昌事后嘆氣：老蔣還是舍不得這個“死忠”，卻忘了“死忠”未必真正可靠——1950年，湯自請去日本治病，再沒回臺灣。

胡宗南的敗績有些耐人尋味。20年代從黃埔一期畢業，他一路橫掃軍銜排行榜，最輝煌時指揮三十多萬精銳駐防西北。可延安一役后，他謊報“俘三萬”，實際連城墻都未守住。不久，彭德懷反擊，抓住敵情漏洞，一舉奪回大片關中平原。西北局機要秘書熊向暉后來被確認是地下黨員，史家便猜測：胡宗南是不是“紅色代理人”？胡家后人多次澄清，說他只是指揮不力。若真如此，那更顯癱軟——坐擁最好裝備，卻在西府曠野里敗得一地雞毛。

桂永清的故事與陸海空三軍都沾邊，可每沾一次，就出一次亂子。1938年蘭封，他率27軍本可合圍土肥原師團，竟突然收攏兵力后撤，致使包圍圈開口。炸花園口的被迫之舉，與他的臨陣脫逃直接相關。更惡劣的是綦江慘案——他指控“潛伏共黨”，竟私刑處決學生兩百七十人，輿論嘩然，被迫遠赴德國做武官。戰后回國，搖身一變又成海軍副總司令，依仗岳父何應欽的關系，處理經費像經營自家賬戶，縱容走私，造成海軍系統離心離德，吳淞口起義便是后果之一。

最受爭議的還是黃維。1948年11月，他率十二兵團自蚌埠北上，地圖上畫出一條穿過黃泛區的直線，美其名曰“捷徑”。沒想到翻車在泥濘之中，十七天僅前進二百里。部下苦笑：“將軍一心趕路，結果被爛泥巴打了埋伏。”蒙城棄守后，黃維又死守蔣介石“北援”命令，忽視側翼威脅。當他終于意識被圍，遲疑十六小時才令突圍，已經錯過最佳時機。空投糧包落地，數個師竟為幾袋大米爆發火并。楊伯濤日記點評：“不懂大兵團作戰，只會按圖索驥。”一條敗績，撼動整個徐州戰線。

縱觀五人履歷，一個共同點極其醒目：都曾在北伐或抗戰初期被贊譽為“精悍虎將”，憑借早年功勞平步青云，卻沒能完成從“師長思維”到“戰區統籌”的升級。當部隊規模暴漲、武器更加依賴后勤，他們卻依舊沿用師團時代的“拍腦袋”指揮。更要命的是，蔣介石選將往往看“忠誠”甚于能力，致使指揮系統層層過濾后，只剩一個“聽話”。有意思的是，這幾位將軍個人性格各異：劉峙膽小、湯恩伯貪財、胡宗南多疑、桂永清跋扈、黃維學究氣十足，看似互不相干，卻在失利原因上驚人相似——缺乏現代軍事素養、治軍不嚴、戰略僵化。

有人或許問：他們若能像衛立煌一樣開明，或者像杜聿明那樣知錯求變，會否改變命運？歷史沒有假設，但細節能給人啟示。麥克阿瑟曾說“長官最大的錯誤莫過于用昨日的方法打明日的戰爭”，這句話用于國軍這批舊將再貼切不過。北伐年少得志，抗日方顯疲態，解放戰爭終成潰敗，“敗犬”之名雖刺耳，卻并非嘲笑，而是警示：戰爭舞臺上，榮譽和塵埃只隔一念之間。

當淮海戰役結束，華東野戰軍統計繳獲自動步槍與德式重炮上萬件，其中不少來自黃維、劉峙部。數字無情，它記錄下裝備、彈藥與士氣的決裂，也見證五位名將從“如日中天”跌落“千夫所指”的全過程。此后，他們或隱居臺灣、或客死海外，昔日光環漸漸黯淡，留給后人的，是一段值得反思的兵事訓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