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為正軍職拿15級薪資，被救濟過2次，有人不滿，艦隊首長安撫

1965年冬末，南京東郊仍殘存薄雪，海軍學院操場上號角嘹亮。剛從課堂出來的張逸民接到調令——行政定級十五級，轉任快艇支隊副參謀長。身旁的同學小聲打趣：“張副參謀長，海風能吹出高工資嗎？”他只是笑笑，沒有回答。

那一年，全軍取消軍銜，全面并入行政序列。舊有的“軍級九等二十一級”作古，行政級別一到十七級接管了所有條文。文件寫得嚴謹，可是對許多二十歲出頭就扛槍沖鋒的干部來說，背后的含義并不明朗：今后的薪資定死在這張表格里，變職務不等于提級別。

張逸民的檔案在東海艦隊列中頗惹眼：1949年入伍，1950年學船舶，1952年就任快艇艇長。炮彈呼嘯里，他指揮快艇橫沖直撞，曾在一夜間連滅敵船三艘，胸口那枚一等功獎章閃得刺眼。從中尉一路升到大尉、少校，1958年當上大隊長，已是正團。按慣例，若維持舊軍銜體系，他的薪金早該水漲船高。

定級會議時，他被劃入第十五級。月薪一百多元——在城市能過日子，卻支撐不了驟然擴大的交際與差旅。1966年起，他又有了三個孩子，老母親還在鄉下。年終清點，賬面常空。有人勸他寫申請調級，他擺手：“國家有難處，先把活干好。”

1968年十月，“調任舟山基地政委”的任命電報飛抵前線。四十歲的張逸民從正師跨至正軍，成為海軍中最年輕的正軍職政委。戰友們鼓掌，他卻算起家底：正軍職，仍是十五級。“這差距，好比穿著舊布鞋走進禮堂。”一位老副官私下咋舌。

大員到訪成家常事，招待費按慣例自己墊。一次，張逸民陪客人巡港，飯局結束翻賬單，內務助理悄悄遞上本月工資條，減去支出竟所剩無幾。年底，他不得不向愛人借用私房錢，心里不是滋味。

生活拮據終于被基地黨委察覺。司令在會上說：“老張這擔子不輕，日子還這么緊，組織不能只讓他講奉獻。”決議：臨時救濟兩百元。信封交到他手里時，他愣了好久，最后低聲說：“組織替我墊了面子。”

然而，也有人質疑：“正軍哪里需要救濟？”意見傳到艦隊，一些干部覺得分配失衡。艦隊首長親自到舟山調研，晚上與骨干座談。他看著大家，沉聲道：“工資暫時跟不上，但是責任必須有人扛。組織會記得你們的。”幾句質樸言語，算是穩住了情緒。

“提職不提級”的蠶食并非個案。六十年代末，東海艦隊統計，高級指揮員里有三成仍領師級以下待遇，家里孩子多、生活費水漲船高，難免窘迫。后勤處偶爾會收到寫著“特別困難”字樣的報告，金額從五十到三百不等，字跡里滿是無奈。

八十年代春，中央醞釀新一輪薪金制改革。副總參謀長張震在會上直言：“不能只看行政級別，還得看軍齡、職務和貢獻。”方案落地后，干部分三檔補差。東海艦隊許多老功臣每月多了三十到八十元。數字雖小，卻足以讓不少家庭松口氣。

張逸民的工資也隨之調整。收到新條，老戰友開玩笑：“這回換新皮鞋不用摳數兒了。”他擺擺手，語氣平淡：“待遇提高是一回事，底線是干好本職。”一句話，道盡當年那些干部的信念——職務升，級別滯后，難免心酸，可真正支撐他們的，是肩頭那面軍旗。

退役多年，他偶爾翻出那兩張救濟單，紙頁發黃。下面那方印章清晰——“舟山基地黨委”。無聲的印章記錄了制度過渡期的尷尬，也見證了一個年代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