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6日傍晚,成都郊外細雨初停。成都體育學院附屬醫院的練功房里,院長鄭懷賢正指導學生做擒拿拆招。電話鈴毫無征兆地響起,值班員只說一句:“省委請您馬上過去,有急事。”短短六個字,卻推開了一段鮮為人知的外交幕后。
車燈劃破夜色,鄭懷賢很快出現在省委會客室。來人并未說明具體對象,只交代“中央首長舊傷復發,七天后必須康復”。他略一沉吟,提筆寫下一張藥材清單:川烏、沒藥、海風藤、當歸,外帶自制黑膏藥。老人握拳示意,“這些藥今晚必須備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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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北京人民大會堂里,周恩來正托著纏著繃帶的右臂傾聽匯報。手腫已持續三周,疼痛甚至影響書寫。向緬甸、巴基斯坦的行程定在正月初三起飛,任何延期都會牽動新中國剛剛鋪開的外交線路。西醫會診后給出“至少兩個月休養”的結論,陳毅急電毛澤東:情況不樂觀。主席很干脆,“讓小周回國,中醫再試一次。”
電話掛斷,醫療組立即列出國內外知名傷科大夫名單,名字剛寫到第三位,周總理抬手示意停筆:“聯系賀龍要的那位鄭先生。”這位中醫兼武術名家的履歷頗有傳奇色彩:1906年生于河北深縣,自幼從拳師父親學藝,1924年拜孫祿堂門下,既練形意、八卦、太極,也學扶傷正骨之術;30年代在上海傳藝時,被杜月笙延為保鏢;1936年柏林奧運會上表演華拳,令德方高層驚嘆;解放后隨原教練體系調往西南,1958年在賀龍支持下開辦成都體院附院傷科。
周總理腕傷的根子遠在1944年延安墜馬事件。那次雖赴蘇聯治療,卻留下韌帶陳舊性勞損。1963年12月14日,他與陳毅出訪非洲十國,在埃塞俄比亞參觀農場時腳下一滑,整個人側撲臺階,用的正是這只舊傷臂。隨行醫生當即發現肘關節外側明顯軟組織出血。當晚埃塞俄比亞方面派來專家,卻因語言與設備限制只做了固定處理。接下來的索馬里行程,見面握手上百次,創面二次受力,血腫擴散,疼痛越發劇烈。
2月7日17點,周恩來與鄧穎超乘專機抵達成都。金牛招待所燈火通明,屋外松柏掩映。鄭懷賢步入客廳,精神矍鑠,白色練功鞋微帶雨痕。兩人在門口相握,周總理剛用右手輕輕一使勁,指節便不自覺顫了下。鄭懷賢察覺這個細微動作,另一只手迅速扶住腕部,目光落在肘尖,“只是筋膜錯位,骨頭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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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先生醫術,名不虛傳。”周總理笑著點頭。隨行醫生暗中松了口氣。
診療第一步是手法復位。鄭懷賢以拇指沿尺骨滑行至痛點,三分力扣住關節,瞬間內旋外展各一次,伴隨“咔嚓”輕響。隨后局部敷上他自配的黑膏藥,外裹絲綢布帶。第二天清晨拆開,水腫消退三成,關節活動角度恢復超過二十度。不得不說,這樣的速度讓習慣西式流程的醫護頗感意外。
為了穩固療效,他每日兩診:上午推、撥、拿、按各五分鐘,下午加溫灸與活血藥湯。鄭懷賢解釋,傳統傷科講“先形后藥”,骨縫歸位后再用藥牽引淤血,否則事倍功半。這套理念與現代解剖學“先清創后藥物”原理竟出奇地吻合,算是一種跨學科默契。
治療進入第三天,總理已能自由屈伸前臂。期間他特意拿起鋼筆試寫外交文件,筆跡平穩,略有遲緩卻無明顯抖動。鄭懷賢見狀交代:“和外賓握手時,手別全伸直,三分曲度最安全。”周總理當即演練幾遍,臉上露出輕松神情。
2月12日除夕,最后一次診療結束后,招待所小餐廳里擺上川味年夜飯。鄭懷賢舉杯敬酒:“待總理凱旋,再為您做系統調養。”周恩來答:“中國傷科不能斷代,你要多帶徒弟。”一句囑托,凝結了對傳統醫脈延續的期望。
2月14日凌晨,國務院代表團啟程赴仰光。一路上周總理平均每日握手超過五百次,手腕仍保持靈活。消息傳到北京,毛澤東說:“中醫好手,還得多找。”
3月初,總理再赴成都,進行第二階段密集調理,主攻韌帶陳痛根源。七天后離川,他與鄭懷賢在操場拍照留念,身后學生們正擊掌對練。那張黑白照片,如今仍掛在成都體院舊院史室。
進入70年代,因為黃埔軍校舊履歷,鄭懷賢一度受到沖擊。幾封寫給中央的申訴材料被截留,情況危急。周恩來得訊,批示“此人有功國家,照顧為宜”,才使其安然度過風雨。1980年,鄭懷賢病逝,享年七十四歲。生前整理的《傷科手印十八法》和《內家拳正骨要訣》后由人民體育出版社刊行,至今仍是多所體育院校的參考教材。
如果說非洲意外把周總理推向再次傷痛,那趟匆匆夜車則把傳統骨傷醫術拉回外交舞臺。一個七天的極限療程,串起舊中國武人、民國浪潮、新中國外交三條線索,也給后來者留下值得玩味的醫武交融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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