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接見一位中醫，倆人一握手中醫便點明要害，總理：名不虛傳

1964年2月6日傍晚，成都郊外細雨初停。成都體育學院附屬醫院的練功房里，院長鄭懷賢正指導學生做擒拿拆招。電話鈴毫無征兆地響起，值班員只說一句：“省委請您馬上過去，有急事。”短短六個字，卻推開了一段鮮為人知的外交幕后。

車燈劃破夜色，鄭懷賢很快出現在省委會客室。來人并未說明具體對象，只交代“中央首長舊傷復發，七天后必須康復”。他略一沉吟，提筆寫下一張藥材清單：川烏、沒藥、海風藤、當歸，外帶自制黑膏藥。老人握拳示意，“這些藥今晚必須備齊”。

此時的北京人民大會堂里，周恩來正托著纏著繃帶的右臂傾聽匯報。手腫已持續三周，疼痛甚至影響書寫。向緬甸、巴基斯坦的行程定在正月初三起飛，任何延期都會牽動新中國剛剛鋪開的外交線路。西醫會診后給出“至少兩個月休養”的結論，陳毅急電毛澤東：情況不樂觀。主席很干脆，“讓小周回國，中醫再試一次。”

電話掛斷，醫療組立即列出國內外知名傷科大夫名單，名字剛寫到第三位，周總理抬手示意停筆：“聯系賀龍要的那位鄭先生。”這位中醫兼武術名家的履歷頗有傳奇色彩：1906年生于河北深縣，自幼從拳師父親學藝，1924年拜孫祿堂門下，既練形意、八卦、太極，也學扶傷正骨之術；30年代在上海傳藝時，被杜月笙延為保鏢；1936年柏林奧運會上表演華拳，令德方高層驚嘆；解放后隨原教練體系調往西南，1958年在賀龍支持下開辦成都體院附院傷科。

周總理腕傷的根子遠在1944年延安墜馬事件。那次雖赴蘇聯治療，卻留下韌帶陳舊性勞損。1963年12月14日，他與陳毅出訪非洲十國，在埃塞俄比亞參觀農場時腳下一滑，整個人側撲臺階，用的正是這只舊傷臂。隨行醫生當即發現肘關節外側明顯軟組織出血。當晚埃塞俄比亞方面派來專家，卻因語言與設備限制只做了固定處理。接下來的索馬里行程，見面握手上百次，創面二次受力，血腫擴散，疼痛越發劇烈。

2月7日17點，周恩來與鄧穎超乘專機抵達成都。金牛招待所燈火通明，屋外松柏掩映。鄭懷賢步入客廳，精神矍鑠，白色練功鞋微帶雨痕。兩人在門口相握，周總理剛用右手輕輕一使勁，指節便不自覺顫了下。鄭懷賢察覺這個細微動作，另一只手迅速扶住腕部，目光落在肘尖，“只是筋膜錯位，骨頭無礙。”

“鄭先生醫術，名不虛傳。”周總理笑著點頭。隨行醫生暗中松了口氣。

診療第一步是手法復位。鄭懷賢以拇指沿尺骨滑行至痛點，三分力扣住關節，瞬間內旋外展各一次，伴隨“咔嚓”輕響。隨后局部敷上他自配的黑膏藥，外裹絲綢布帶。第二天清晨拆開，水腫消退三成，關節活動角度恢復超過二十度。不得不說，這樣的速度讓習慣西式流程的醫護頗感意外。

為了穩固療效，他每日兩診：上午推、撥、拿、按各五分鐘，下午加溫灸與活血藥湯。鄭懷賢解釋，傳統傷科講“先形后藥”，骨縫歸位后再用藥牽引淤血，否則事倍功半。這套理念與現代解剖學“先清創后藥物”原理竟出奇地吻合，算是一種跨學科默契。

治療進入第三天，總理已能自由屈伸前臂。期間他特意拿起鋼筆試寫外交文件，筆跡平穩，略有遲緩卻無明顯抖動。鄭懷賢見狀交代：“和外賓握手時，手別全伸直，三分曲度最安全。”周總理當即演練幾遍，臉上露出輕松神情。

2月12日除夕，最后一次診療結束后，招待所小餐廳里擺上川味年夜飯。鄭懷賢舉杯敬酒：“待總理凱旋，再為您做系統調養。”周恩來答：“中國傷科不能斷代，你要多帶徒弟。”一句囑托，凝結了對傳統醫脈延續的期望。

2月14日凌晨，國務院代表團啟程赴仰光。一路上周總理平均每日握手超過五百次，手腕仍保持靈活。消息傳到北京，毛澤東說：“中醫好手，還得多找。”

3月初，總理再赴成都，進行第二階段密集調理，主攻韌帶陳痛根源。七天后離川，他與鄭懷賢在操場拍照留念，身后學生們正擊掌對練。那張黑白照片，如今仍掛在成都體院舊院史室。

進入70年代，因為黃埔軍校舊履歷，鄭懷賢一度受到沖擊。幾封寫給中央的申訴材料被截留，情況危急。周恩來得訊，批示“此人有功國家，照顧為宜”，才使其安然度過風雨。1980年，鄭懷賢病逝，享年七十四歲。生前整理的《傷科手印十八法》和《內家拳正骨要訣》后由人民體育出版社刊行，至今仍是多所體育院校的參考教材。

如果說非洲意外把周總理推向再次傷痛，那趟匆匆夜車則把傳統骨傷醫術拉回外交舞臺。一個七天的極限療程，串起舊中國武人、民國浪潮、新中國外交三條線索，也給后來者留下值得玩味的醫武交融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