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遠志說自己1931年參加革命，父親任弼時大笑：你那時還不會走路

1946年8月，延河水面泛著微光，十五歲的任遠志第一次等來了父親的車隊。塵土散盡，她看見那個拄拐、戴黑框眼鏡的中年人緩緩下車，正是母親口中“穿長衫、留小胡子”的任弼時。她跑過去，卻憋了半天才喊出“爹爹”兩字，聲音小得只有自己聽見。任弼時微笑著彎腰，把女兒抱上吉普，車廂里頓時多了久違的親情氣息。朱德夫婦坐在前排，身子一轉就笑著替小姑娘答應“誒——”，場面既溫暖又略帶尷尬。

從表面看，這只是一次普通的父女團聚，但回頭想想，要等這一天，她用了整整十五年。1931年3月，上海法租界陰雨連綿，陳琮英挺著七個月的身孕送丈夫出發。任弼時臨別留下一句“男孩女孩都叫遠志”，他自己卻連產房都來不及等。七天后，中央蘇區急需干部，他必須動身。也正因此，父女第一次分離竟長達十五載。

這一年夏天，向忠發被捕叛變。陳琮英產后不到百天，抱著嬰兒就被捕。審訊室昏暗，探照燈晃得人睜不開眼。敵人追問，她索性裝瘋賣傻。問急了，她狠狠在孩兒腿上擰一下，任遠志哭得撕心裂肺，國民黨審訊員被吵得頭大，只得揮手：“家庭婦女，退堂！”半年營救后，母女走出監獄時，小腿上青一塊紫一塊。二十多年后，提及舊事，任遠志還會笑著說：“這是我最早的‘參戰傷’。”

蘇區來電催人，陳琮英無法帶女兒同行，只得把四個月大的遠志送回湖南湘鄉老家。奶奶年過五旬，靠一塊菜地、一口水井撐起兩個孩子的溫飽。七歲那年，奶奶病逝，家里頂梁柱突然消失。挑水、澆糞、種菜，一堆瑣事全壓在小小肩膀上。她在井臺邊打水，水桶拉不上來，干脆跪在井圈上用胳膊往外撈。十二歲那年出麻疹，高燒四十度，仍得給妹妹生火做飯。說起來輕巧，當年若不是隔壁王婆婆偶爾幫襯，孩子們可能熬不過那幾個冬天。

1940年，任弼時受命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他在克里姆林宮外寫信回國，詢問女兒近況。回復寥寥幾句：生活尚可，孩子學會種菜。遠志得知父母在漫長的戰線上奔波，把苦水咽下，沒再提過困難。那種倔強，多少是家風使然。

隨著抗戰勝利在望，陳琮英終于把大女兒接到延安。剛到窯洞，任遠志被分到延安中學，伙食標準“大灶”，粗小米配羊雜湯。南方孩子吃不慣，一口下去像嚼沙子。又冷又硬的小米飯，她總得灌幾大口冷水才能咽下。病了沒人接，也不準打特殊報告。同班劉允若端來一碗面糊糊，面粉疙瘩漂在水面，但那是一個月來唯一一頓細糧，遠志照樣吃得一滴不剩。

這段時間，她和父親相處不到三十天，卻留下許多趣事。一次傍晚散步，任遠志拍著胸口說：“爸爸，我參加革命可早咧！”任弼時笑瞇瞇：“那你算哪一年參的？”“1931！”話音落下，任弼時搖頭大笑：“那時你連路都不會走！”女兒不服氣：“我陪媽媽坐過牢呢，算不算對敵斗爭？”一句玩笑，把父親逗得前仰后合。

1947年4月，胡宗南向延安大舉進攻。中央決定西北轉戰，延安中學師生日行夜宿。缺乏照明，患夜盲癥的任遠志在黑夜里抓同學的背包角，靠一條白布條認路。一次行軍過河，她踩空摔進水里，腳趾骨裂。校方借來毛驢，她卻怕拖累同學，堅持拄木棍步行。到夜里，手套破，棍子斷，腳腫得像饅頭。最終，警衛員奉命把她接到王家灣，與父母短暫同住。窯洞里沒多余鋪位，只有一口存糧的炕洞。她和妹妹縮在里面，腿都伸不直。夜里想上廁所，卻不敢大聲喊人，結果憋得褲子濕透，只能凌晨悄悄洗干。

6月東渡黃河前，任遠志捧著筆記本找毛澤東寫字。老人家握筆片刻，落款“光明在前”，四字不多，卻像一束燈火。任弼時接過筆，只寫“好好學習”。兩個題詞，陪伴姑娘此后幾十年。

新中國成立后，任遠志考入北京師范學校。畢業分到輕工業部當秘書，經手的公文常常厚如磚頭，卻從不讓家里幫忙打招呼。之后調入軍事博物館，從基層做起，寫展板，編年表，忙得灰頭土臉。有人問她：“老部長的閨女，何必這么賣力？”她笑而不答，只在日記里寫下一行字：父親不在了，更要讓人知他教誨。

1992年離休時，單位給她辦了一個簡單茶話會。她掃一眼桌上的點心，隨口說：“比延安的煮黃米強多了。”眾人聽了都笑。那份淡然，其實源自幼時就養成的節儉和堅忍。

2021年1月13日，90歲高齡的任遠志在北京去世。整理遺物時，親屬找到一本發黃的舊本子，首頁還是那行稚嫩童字“1931年參加革命”。而緊跟其后的，是父親端端正正的批注：孩子要說真話，世界才會更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