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從洲去世后，中央軍委作出指示：悼念規格比大軍區正職規格高

1991年5月26日凌晨，北京解放軍總醫院外的梔子花剛剛開放，病房里83歲的孔從洲將軍心臟停止了跳動。噩耗傳出不到兩小時，總參作戰值班室的電話響個不停，一條緊急電報被送到中央軍委辦公廳——為這位西安事變親歷者、解放戰爭功臣確定悼念等級。很快，批示落款：規格高于大軍區正職。

消息并未立刻公開。軍委辦公廳需要梳理孔從洲生前功績，統籌葬禮細節。有人提議按照大區副職執行，但遲浩田上將看完材料后用鉛筆圈出一句：“西安事變特殊貢獻”，隨后加批：“比正職稍高”。這三字批語，讓工作人員心里一凜，也勾起一段塵封往事。

時間倒回1936年12月。西安郊外寒風刺骨，張學良、楊虎城扣留蔣介石，戰火一觸即發。彼時年方29歲的孔從洲任十七路軍教導總隊參謀長，他的建議是“先穩住南京，再爭取紅軍”。一句“和平解決廣義立國”被楊虎城采納，為后續談判爭取時間。周恩來抵達西安那夜，對他說：“小孔，你做了件大事。”這句簡單肯定，讓孔從洲此后信念更篤。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孔從洲率部轉戰太行山，經歷過黃土嶺反坦克戰，也參加過百團大戰側翼作戰。手下老兵回憶：“孔團長發軍餉，從不用公章，點完錢直接分，連一毛都不扣。”這種作風延續到建國以后。1950年，西安北藥五洞86號的那套小四合院被他交給地方政府辦醫院；同年，他把積攢多年的二十兩黃金全數上交黨費，用于進藏部隊采購手表、鋼筆等急需品。二炮后來的政委陳鶴橋是當年經手人，他勸過：“老首長，留點吧。”孔從洲擺手：“共產黨員就得這樣，沒啥好寫。”

1955年授銜，孔從洲戴上少將肩章。那天晚上，家里燈火通明，卻沒有酒宴。老母親看著兒子舊軍裝上的補丁，難過地說：“當了將軍，還這么寒酸。”“這就對了。”他咧嘴一笑，把津貼分給幾個隨從家屬，“大家都能過日子，比啥都強。”

進入六十年代，他調入國防科委，分管工程技術兵建設。即便坐在三環邊的機關大樓，也常穿洗到發白的工作服。一次開會，與會者落座時，人們發現將軍襯衣袖口還打著細碎補丁。有人遞上新制服，他輕聲回絕：“舊衣服還能擋風。”

離休后，孔從洲常叮囑子女“工作向高標準看齊，生活向低標準看齊”。女兒孔淑靜在軍醫大讀書，學費補貼常被退回學校；兒子孔令華走科研路線，后來南下深圳辦公司，父親只交待一句：“誠信才能長久。”

然而市場經濟對學者出身的孔令華而言并非坦途。1990年底他因資金鏈緊張寫信求助。孔從洲在病床上逐字讀完，皺眉良久：“別讓利益套住。”信末，他塞進一張紙條，“實在難就回實驗室，汗水比投機穩當。”這是他最后一次給兒子回信。

去世當日，中宣部、總政治部同步起草唁電，《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在傍晚新聞時段發出訃告。規格之高，少見。軍內老同志議論：“很多大軍區正職也未享此待遇。”究其原因，一是西安事變歷史功績，二是其清廉作風在干部隊伍中口口相傳。

28日，沉痛的追悼會在八寶山禮堂舉行。秦基偉、遲浩田、楊白冰等先后到場。孔淑靜回憶，當靈堂里回蕩《告別進行曲》時，遲浩田握住她的手，說了句：“伯父一生坦蕩，軍隊后輩敬重。”簡短，卻擲地有聲。

中央軍委的悼詞篇幅不長，核心一句“久經考驗的忠誠共產主義戰士”，足以概括他六十年戎馬生涯。更耐人尋味的是，這場追悼會開完翌日，軍委即下發《關于不再由組織統一安排逝世離休干部追悼會的通知》，孔從洲成了制度調整前最后一位享受整建制禮遇的離休將軍。

老伴郭斐然因多病無法久立，女兒只得一肩挑起家中事務。有人勸她向組織申請補助，畢竟“父親級別高，待遇應當不錯”。她搖頭：“父親總說，給組織添麻煩才是真不孝。”于是依照遺囑，房屋不擴，家具不換，除照顧母親必需外，余錢全部捐給烈士子女就學基金。

為了宣傳老部隊的功績，中國國際文化傳播中心于1993年啟動六集電視劇《孔從洲》。編劇數易其稿，最難之處在西安事變橋段。孔淑靜負責史料審核，她堅持一句原則：“不能神化，也不能淡化。”拍攝到西安事變部分時，劇組在騾馬市老巷搭景，孔令華特地從深圳飛來，抱著飾演幼年自己的小演員合影。他笑著說：“父親若在，八成又要說‘別浪費膠片’。”

199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六十周年紀念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會場正中央擺著孔從洲的遺像，黑白分明的照片旁，一行小字寫著：“和平途中的堅守者”。那天，老人已去世整整五年，留給后人的不僅是歷史，更是一種少見的風骨。

不少研究者在翻閱資料時驚訝地發現：孔從洲終生未置辦任何不動產，去逝時存折不足兩千元。有人半開玩笑：“這么節省，家里孩子不抱怨？”其實孔家兄妹長大后最大的夸耀，正是“父親沒有給我們留下一分錢的負擔”。

有意思的是，八十年代初，西安市想把北藥五洞舊居掛牌“革命文物”，孔從洲回信只有兩行：“房子是公家的，辦事還行，掛牌就免了。”遺憾的是，信寄出不久，那片舊院因城市改造被拆除，石階青磚散落民間。后來有人在古玩市場尋到一塊門枕石，上面刻著“克己復禮”四字，才知那是孔家院門遺物。

如今學術界評價西安事變時越來越重視基層軍官的撮合作用，提及孔從洲，總會引用周恩來那句“做了件大事”。若追問“大事”的分量，或許不止在戰場謀劃，更在于半個世紀如一日的廉潔。試想一下，如果將軍當初選擇另一條路，歷史的齒輪會否偏移無人敢斷言，但他留下的清風，可以確定地說，仍在軍營中悄悄吹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