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37年，浙江奉化雪竇山。
這里山林寂靜，可剛剛被押送到此處的張學良，心里卻翻江倒海。
剛落腳，他沒想著怎么找路子給老部下發密電求救，反而熬著夜，提起筆寫了一封信。
這信是寄給還在西安坐鎮的楊虎城的。
信紙上字不多，但分量極重，扒開來看就一個意思：我就算死在這兒，你們也得給我忍住，千萬別亂動，更別為了撈我出去，在這個時候跟南京那邊撕破臉。
這番話擱在那會兒，簡直讓人摸不著頭腦。
要知道，當時的局勢那就是個馬上要炸的火藥桶。
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前腳剛落地，后腳就被扣了。
消息傳回西安，那幫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一個個眼睛都紅了。
手握重兵的將領們早就把槍栓拉得嘩嘩響，擺出了一副“魚死網破”的架勢——你要是不把我們少帥放回來，咱們就跟中央軍干到底。
就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候，身為被軟禁的人質，張學良卻兜頭給想救他的兄弟們潑了一盆涼水。
為啥？
是貪生怕死？
還是說他對蔣介石的人品還存著啥不切實際的念想？
都不是。
張學良心里這筆賬，其實比誰都亮堂。
讓他硬起心腸寫下這封信的底氣，根本不是什么“愚忠”，而是四年前那一記響亮的耳光，把他徹底打醒了。
這記耳光，得回溯到1933年。
那年頭，長城抗戰打響了。
要說“九一八”是扎在張學良心口的一根刺，那長城這一仗，就是讓他徹底清醒的一盆冰水。
那時候，中國軍隊靠著長城這道坎，頭一回拉開架勢，跟日本人硬碰硬地干了一場。
可在戰場上，兩邊的表現差得實在太遠，讓人看著臉紅。
蔣介石手底下的中央軍，雖說那會兒裝備還沒全換成德國貨，但打起仗來有板有眼，守著陣地死磕，一步都不退。
哪怕頂著日本人的飛機大炮，日子過得艱難，但起碼看著像支正經軍隊。
再扭頭看看張學良自個兒帶出來的東北軍，那表現，說難聽點就是“爛泥扶不上墻”。
這場仗，張學良也是指揮官之一。
可最讓他寒心的，偏偏就是自家的隊伍。
這一仗打下來，直接把他原本那種“單挑我不見得輸”的幻想給錘得粉碎。
在長城抗戰之前，張學良腦子里一直有個念頭：當初丟了東北，那是吃了“不抵抗”的虧，是因為沒打。
真要拉開場子練練，幾十萬東北軍哪怕槍炮不如日本人，憑著人多，再加上家仇國恨，怎么著也能跟日本人掰掰手腕。
可1933年的現實冷冰冰地告訴他：別做夢了。
最露臉的那個反面教材，就是熱河戰役里的湯玉麟。
湯玉麟那是誰？
那是跟張作霖拜過把子的兄弟，正兒八經的“奉系元老”，當時還是熱河省的主席。
按理說，他守的熱河是長城防線的大門，怎么也得借著地利，層層扒掉日軍一層皮才對。
結果呢？
日本人的大部隊影子還沒見著，湯玉麟先把腳底板抹了油。
跑就跑吧，他還干了一件讓當兵的恨得牙癢癢的事。
為了把自己搜刮這么多年的金銀財寶運走，他硬是把部隊的軍用卡車全給扣下了。
前線賣命的弟兄缺子彈、缺干糧，眼巴巴等著車拉補給救命；這位省主席倒好，用卡車拉著他的古董字畫，一溜煙跑到天津當寓公享福去了。
這一幕，氣得連平日里老好人一樣的張作相都拍了桌子，罵他對不起地下的張大帥。
可罵有啥用？
像湯玉麟這種老兵痞，臉皮比城墻還厚。
人家不光不覺得丟人，反而在天津租界里過起了神仙日子。
湯玉麟不是個例，他是當時那幫舊軍閥部隊的一個縮影：隊伍散得像盤沙，當官的私心比天大，一打就崩，聞風而逃。
這事兒給張學良的打擊太大了。
他只能咬著牙承認一個事實：這會兒的東北軍，看著人多勢眾，可論組織紀律、論打仗的那股勁兒，早就被時代甩在后頭了。
真要靠這幫人去跟日本人拼命，那就是送死，是單方面的被屠殺。
更要命的是，他看清了中日之間的大坑。
這坑不光是槍炮不如人，更是國家動員能力和軍隊組織能力的差距。
靠軍閥混戰練出來的那套班底，救不了中國。
能救中國的，只有把全國的力量擰成一股繩，舉國上下一起干，這才有一線活路。
帶著這份痛徹心扉的領悟，咱們再把目光轉回1937年，看看張學良在奉化寫下的那封信。
當時的形勢是個啥樣？
西安事變雖說和平解決了，蔣介石也拍著胸脯保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可隨著張學良被扣，局勢眼瞅著又要滑回內戰的泥潭。
西北那邊，東北軍內部吵翻了天，激進派嚷嚷著要動武救人，楊虎城也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原本圍在周邊的中央軍更是磨刀霍霍，蔣介石正愁沒借口削掉這幫“藩鎮”呢。
這時候，要是楊虎城和東北軍為了救張學良真的動了手，結果會咋樣？
頭一條，剛談好的“停止內戰”協議立馬變成廢紙，戰火重燃。
第二條，這也是張學良最怕看到的——中央軍跟東北軍、西北軍火并，中國最精銳的幾支隊伍在抗戰爆發前夕先把自己人給耗光了。
這筆賬算下來，誰最高興？
當然是日本人。
張學良心里跟明鏡似的，要抗日，蔣介石的中央軍那是絕對的主力。
長城抗戰已經試出來了，光靠雜牌軍根本擋不住日本人的鐵蹄。
如果因為救他一個人，把中央軍拖進內戰的爛泥坑里，那么1933年熱河失守的慘劇，就會在全中國重演。
所以，他在信里特意給楊虎城留了話：
“盼兄顧全大局，千萬別為我個人打小算盤！”
這話不是客套，是死命令，也是在求全。
他這是拿自己的自由，甚至是那條命，去護著那個還沒長結實的抗日統一戰線。
只要東北軍不亂，只要西北那頭不打第一槍，蔣介石就找不著理由重啟內戰，槍口就只能一致對外。
為了這個大局，他寧愿自己去當那個犧牲品。
后來的事兒，也確實印證了張學良的判斷，同時也讓人見識了蔣介石的手段。
張學良下了飛機就被控制，送上了軍事法庭。
蔣介石演了一出“貓哭耗子”的大戲——先讓法庭判個刑，然后他再擺出“元首”的架子假惺惺求情，把十年徒刑改成“嚴加管束”。
這一管，就是整整半個世紀。
但對張學良來說，1937年在奉化寫信的那一刻，他其實已經完成了從一個舊式軍閥到民族主義者的最后蛻變。
當年的“少帥”，從東北撤退時或許還存著保存實力的小心思；可在奉化被囚的那個晚上，他的魂兒已經飛出了被軟禁的高墻，飛回了那八千里山河之中。
他輸掉了自由，但他想保住的國家，最后沒因為內戰而亡。
這筆賬，雖然對自己殘忍到了極點，但對民族而言，他算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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