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婆家當12年傭人，離婚后前夫：我們已無關系

“12年沒拿工資，離婚時才第一次聽見自己的勞動被標價。”田小雨把法院判決書拍在群里，一句話炸得潛水姐妹全冒泡。有人恭喜她“終于熬出頭”，有人嘆氣“才60%”，更多人追問：怎么證明我天天洗碗拖地也值錢？答案挺冷——先讓聊天記錄住進公證處，再把銀行流水打出來，一頁頁蓋紅章，像給 invisible work 蓋通行證。法官不是魔術師，人家只看蓋了章的“證據”說話。

可證據只能幫極少數人。全國婦聯去年抽樣了七千位全職主婦，七成八賬上沒超過三位數私房錢，六成四被一句“不就帶個孩子嘛”噎到沉默。最慘的是，只有三成七的離婚官司真的給家務算了錢，平均十二萬，聽起來像天降巨款，一算年化——每小時不到六塊，比樓下保潔阿姨時薪還低一半。法律進步了，可進步得有點“摳門”。

更隱形的是那種“軟刀子”家暴：早上老公一句“我賺錢辛苦，你省著點”，下午婆婆微信語音“別亂報班，孩子散養才聰明”。一天對話不超十五句，句句帶審核。名義上沒禁足，實際上銀行卡綁的是丈夫手機，出門買包衛生巾都能收到消費提醒。51%的全職媽媽想報個線上課被“你走了孩子誰帶”噎回去，社交圈縮到小區滑梯和買菜路線，跟社會斷聯的速度比寬帶掉線還快。

孩子那邊更揪心。婷婷頭兩個月半夜驚醒找爸爸，白天把玩具手機塞媽媽手里“你快給爸爸打電話”。咨詢師沒講大道理，只陪她玩“娃娃家”——娃娃的爸爸媽媽分開住，卻都能來參加生日會。四周后，小姑娘把娃娃房子拼成兩套，一套寫“媽媽家”，一套寫“爸爸家”，中間用樂高小橋連起來，嘴里念念有詞“可以串門的”。孩子比大人想象得堅韌，只要大人別拿她當傳話筒或戰利品。

看國外，日本把離婚撫慰金算到男方五年收入，精神損失另算；德國更狠，婚齡乘3%月薪，12年婚齡能一次性拿走男方年收入的36%。可羨慕沒用，人家稅收和社保系統能查到每條流水，我們連夫妻共同財產清單都靠“誰心軟誰少拿”。立法喊了多年《家務補償條例》，草案還在征求意見，社區倒是先動起來了：北京朝陽試點“媽媽崗”，孩子放學那兩小時算工時；深圳南山搞“主婦合作社”，會烘焙的接私活、會修圖的剪視頻，收入先走集體賬戶，再按工時分錢，像回到上世紀的街道工廠，只是機器變成了筆記本電腦。

數據挺鼓舞人：90后婚前協議簽約率四年翻倍，年輕丈夫肯簽字的比例從7%漲到28%；“家庭主夫”數量年增17%，說明一部分男性開始把“帶孩子”當正經工作。可數字背后仍是殘酷現實——愿意簽協議的，多半家里已有房有車；真到離婚那一步，能請得起律師、舍得花公證費的，還是少數。田小雨的60%是幸運版，更多姐妹拿著十二萬補償，轉身就得租房子、付補課費、給父母買藥，三五年就花光，然后繼續打零工，把斷層的人生拼接成補丁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