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張愛萍代羅瑞卿看他兒子羅箭，見面后笑問：怎么不給你爸寫信

1964年10月15日深夜，羅布泊的星空像被風刮亮的鋼板，寒氣滲進每個人的軍大衣里。距離我國首次核試驗還有不到二十四小時，光學測量站里的燈卻全亮著。剛滿二十六歲的中尉羅箭趴在儀器前，一遍遍核對數據。對他而言，這里沒有白天黑夜之分，只有“成功”與“必須成功”兩種選擇。

從延安到羅布泊，羅箭走了二十六年。1938年出生的他，乳名“小卿”。童年流亡，戰火硝煙給他留下的記憶不多，腦海里最清晰的還是父親的背影——那是身高一米八二的大將羅瑞卿。到1958年高中畢業時，羅箭已經是全班“理科尖子”。填報志愿時，他毫不猶豫鎖定原子能專業。在當時，“原子彈”四個字像一團火，點燃無數青年的抱負。班主任勸他穩妥些，他卻說：“國家總要有人去干。”

考入中國科技大學后，羅箭卻始終惦記著傳說中的“工程師搖籃”——哈軍工。得知母校新設原子能專業，他鼓起勇氣請父親出面調劑。羅瑞卿只說了一句，“只要你真喜歡，自己去爭取。”最終，羅箭憑借優異成績成為哈軍工空軍系七〇二專業的插班生。臨行前，羅瑞卿鄭重為三個兒子改名：箭、宇、原。寓意直指“火箭、宇宙飛船、原子彈”。那個年代，科技救國的信念，比山還重。

1963年春，國內核試驗人才奇缺，哈軍工第五、第六期學員被要求提前畢業。羅箭和同窗接受命令，奔赴西北。臨別家門，他只跟父母說：“要去外地學習。”羅瑞卿翻了翻報紙，輕輕點頭。父子心照不宣，守住了保密底線。

進疆第一天，戈壁的風就把臉刮得生疼。馬蘭基地里，哈軍工畢業生隨處可見，彼此喊一聲“老同學”，工作氛圍立刻熱起來。沒有暖氣、沒有電話，更沒有寫信的自由。羅箭每天睡前仍忍不住想起父母，但規矩擺在那兒，他咬咬牙，半張信紙都沒動過。

北京卻并不平靜。一次總參會議間隙，羅瑞卿打趣：“我那小子失蹤大半年了。”眾人心知肚明，卻沒人多問。沒想到，這句話被會場里的張愛萍聽見。張愛萍此刻既是國防科委副主任，也是現場總指揮，他笑著說：“那就干脆我替老羅去看看。”

1964年10月16日清晨，張愛萍冒著戈壁早霜趕到測量站。羅箭正拿著卷尺比對鏡架，背后忽然傳來一句：“曬黑了啊。”他回頭一看，趕忙立正敬禮。張愛萍拍拍他肩膀，半真半假地問：“怎么不給你爸爸寫信，你爸都著急了。”羅箭紅著臉回答：“張部長立的規矩，兒子可不敢破。”張愛萍爽朗大笑，寒氣仿佛也被沖散幾分。

十點整，倒計時響起。規定動作必須嚴謹：背對塔架、雙手捂眼。羅箭暗暗數到六十，卻不敢抬頭，再憋氣數了六十。等到指令放松，蘑菇云已躍上天幕，暗紅火球只在余光里閃過。遺憾轉瞬即逝，他帶人迅速測算云頂高度，繪出上升曲線。計算結果顯示當量大約一點五萬噸TNT，與廣島爆炸威力相當。報告送到白云崗觀察所時，張愛萍只說了兩個字：“記功。”那份簡短批示，后來變成羅箭軍功章的底色。

照例要給立功軍人家屬送喜報。北京東華門大院的居委會大媽們捧著紅紙卷軸，敲響羅家大門。羅瑞卿此刻在外辦公，警衛員只好代收。大媽們嘀咕：“首長家，連個喜報都不讓我們瞧瞧。”傍晚，羅瑞卿回家，看見喜報，語氣里滿是欣慰，卻嚴肅批評警衛：“下次讓熱心群眾進屋坐坐，咱們也是人民子弟。”

1965年春節，羅箭結束現場結算，回到北京述職。全聚德的烤鴨香味在東長安街上傳了很遠。那天餐桌上，羅瑞卿給兒子夾了一片脆皮，“小青，記著，技術是國家的脊梁，人是國家的筋骨。”羅箭點頭，卻聽見父親接著說：“新疆更需要你，別惦記在北京安家。”這句話猶如命令，也像囑托。羅箭第二天便返程，繼續鉆進茫茫戈壁。

命運的潮汐在1966年急轉直下。家門驟然風雨，兄弟姐妹各奔東西。羅箭先是復員到四川南充，在絲廠當技術員，后來又服從恢復性調配回到馬蘭。多舛歲月里，他與妻子林耿耿相互攙扶，日子過得清苦卻有光。1978年體制調整，羅箭被調回北京，加入國防科委技術管理行列，再次與朱光亞共事。有人問他愿不愿轉政工崗，他沉吟片刻答：“組織需要，就去。”

1988年授銜，羅箭佩戴少將領花。那天，他照鏡子看了很久，似乎在找父親往年的影子。1996年離休前，他陪同母親，將父親的骨灰灑在南充故里雪松根下。站在那里，他沒多說話，只輕輕拍了拍樹干，像兒時依偎父親的臂膀。

2006年，他隨羅東進等人沿著當年長征路線跋涉四十一天。同行的年輕官兵驚訝地發現，年近七十的羅將軍總是走在前列。有人勸他多乘車，他笑著回答：“老一輩走過的路，咱們不能用輪子替腳。”

回到北京，他偶爾翻出那枚1964年的三等功獎章，邊緣早已磨舊。友人問他值不值，他擺擺手：“值。那是命運給的最好獎學金，沒有它，哪來今天的我？”

六十年踽踽獨行，從蘆溝橋烽煙到太空深處的曙光，羅箭以一生證明：科學家的肩膀同樣可以撐起大國的安全傘。張愛萍當年那句半開玩笑的話，成了羅箭最珍視的獎賞——國家興亡，在于信任，也在于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