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萬元買個常務副會長，學會協會為何成反腐新重點？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協會一直叫我交19800元當副會長，甚至讓我交4萬多元當常務副會長。”近日，在西南某省份從事機械行業的企業主周建平向《中國新聞周刊》講述他加入行業協會后的經歷。2021年，為方便組織專家做科技成果評鑒，他加入了省內一個施工行業協會，身份只是普通會員，每年會費600元。在隨后的四年里，他頻繁遇到以職務晉升為名的高額收費游說。

周建平的遭遇不是個例。近日媒體報道，有律師向地方司法局副局長行賄60萬元，謀取律師協會會長職務；寧夏餐飲飯店協會一度出現89名副會長的非常規現象。

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主任徐家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行業協會商會本是連接政府、企業與市場的橋梁。但現實中，一些協會由于生存能力不足、綜合監管機制不健全等問題，逐漸偏離成立初衷，亂收費、亂攤派等問題時有發生，甚至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

2026年1月，二十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公報指出：“繼續起底清理，深化整治金融、國企、能源、教育、學會協會、開發區和招標投標等重點領域腐敗。”對比去年二十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公報，學會協會成為重點整治腐敗的新增領域。

AI插畫/adan

泛公權力尋租

“先去找即時配送協會備案，才可以辦理。”

這是成都多家外賣企業，在向交管部門申請批量辦理電動自行車注冊登記時，得到的統一答復。

據中國紀檢監察報披露，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車輛管理所曾下發文件，將“向即時配送協會備案”設定為快遞、外賣企業批量辦理電動自行車注冊登記的前置條件。按照這一要求，5家企業為3807輛電動自行車辦理上牌手續時，不得不經歷提交承諾書、上傳實車照片等煩瑣流程。即時配送協會并非行政機關，卻站在了行政審批鏈條的入口位置。

徐家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學會協會不是行政機關，但政府部門會將一些事項授權或委托給學會協會，使這些社會組織在資質管理、行業準入等方面擁有準行政權力。學會協會的腐敗，正是利用這種準行政權力謀利。

學會協會的腐敗方式多種多樣，一類是部分協會對企業“設卡”，將審核變成收費項目。在上述成都案例中，協會秘書長何某按每輛車120元的標準向企業索要費用，卻不提供任何收費憑證。一家企業起初拒絕繳費，僵持一個多月后，不得已妥協交了7.2萬元，又等待一個多月才將所有電動自行車的備案辦理完。

李智偉是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博士，研究方向為腐敗與社會治理。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學會協會人員掌握的是“泛公權力”，區別于傳統官員直接受賄，學會協會人員通常以“轉幾道彎”的方式謀取私利，屬于新型隱性腐敗。李智偉曾研究過輔警腐敗問題，他認為二者有相似性，“輔警不是公務員，但在司法中有大量輔警被紀委監委調查并判刑的案例，學會協會人員也是同理”。

在學會協會中，另一種利用泛公權力謀取私利的情形是，退休官員進入行業協會任職，憑借原有行政資源和人脈關系影響決策，將協會打造為隱性利益的輸送渠道。

沈某某是某部委原司長，2014年，60歲的他當選中國物業管理協會理事會會長。法院查明，2013年至2021年，沈某某利用職務便利，為相關單位和個人在承辦物業博覽會、提升物業企業排名、協調經營業務等方面謀取利益，單獨或者伙同他人非法收受財物1424萬余元。

李智偉爬取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2017年到2022年被查官員通報，發現攜帶學會、協會職務的被查官員有40名。他分析稱，“官會一體”現象普遍存在。比如2019年被查的原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副局長魏某某，退休后轉任中國檢驗檢測學會會長；2020年被查的云南省教育廳原副廳長朱某某，兼任云南省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40名被查官員所涉協會的行業集中于資源富集、行政審批密集、專業性強的領域，如檢驗檢測、科學技術。

針對退休干部問題，201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曾發文，明確要求領導干部退（離）休后三年內一般不得到行業協會商會兼職。中共中央組織部同時規定，退（離）休干部到協會兼職不得領取社會團體報酬。

但徐家良調研發現，一些地方協會仍然以補貼名義變相給退休干部發放報酬。重慶北碚區紀委監委2021年曾公開通報，一名區住建部門副調研員退休后擔任當地建筑業協會秘書長期間，先后以自己或親戚名義從協會違規領取工資、獎金等報酬近8萬元。

學會協會的第三類腐敗方式，與其定位有關。從功能定位看，協會是連接政府與企業的橋梁。陳麗是某直轄市社會組織總會法律顧問，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一些行業協會人員憑借與政府部門長期形成的人脈和行政依附，在企業與政府之間牽線搭橋，扮演掮客。比如，協會幫助本不符合上市條件的企業做政府工作申請上市，轉手收取企業費用或在企業中謀取董事、顧問席位；在制定行業規范、向政府反映訴求或上報材料時，協會將特定企業“推”到政府視野中，幫助其獲得重大項目或政策資金。

曾在某中字頭行業協會工作的邢雁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尤其是國家性行業協會話語權大，領導層常常被邀請參與評定5A級景區、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等項目，掌握一定的篩選權。這種權力一旦缺乏有效約束，極易被異化為利益交換的籌碼。

“形脫實不脫”

學會協會的誕生，有其特定歷史背景。

徐家良介紹，改革開放后，隨著市場主體出現，公共事務、社會事務與私人事務逐步分離，政府開始將一些不便做、做不好的事務交由領域協會來承擔，后者通常被認為是政府下屬部門。

問題也隨之浮現。徐家良說，原本作為社會組織存在的協會，在實際運行中卻成了“二政府”，該提供的社會服務沒有做到位，不該介入的事項卻越界，運行不規范、效率低下，成了權力尋租和腐敗高發地帶，對政府治理產生負面影響。

針對上述問題，201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總體方案》，中央和地方按照“應脫盡脫”原則全面推開脫鉤改革。按照“五分離、五規范”要求，行業協會商會須在機構、職能、資產財務、人員管理及黨建外事等方面與行政機關徹底分離。2019年，國家發展改革委、民政部等九部委出臺實施意見，公布全國性行業協會商會脫鉤改革名單。

徐家良說，脫鉤改革的目的是倒逼協會提升自身能力和運行效率，增強服務行業的意識，不能再“躺在政府懷里”，依賴行政資源承接項目，領取經費。而涉及國家戰略、公共安全和重要民生領域的行業，仍然需要跟政府保持緊密聯系的協會，暫未實行脫鉤。

從整體進展看，目前多數協會已完成脫鉤。但與此同時，政府仍然會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把部分實操職能轉移給協會來做，因此，腐敗的可能性并沒有完全消除。不過，在受訪者看來，脫鉤理論上可以縮小協會腐敗的空間。例如，協會不再跟政府部門共用辦公地點、工作人員，“二政府”的色彩會淡化；以前，一些政府人員借著項目經費名義在協會里搞私人報銷，脫鉤之后，上下級財政關系被切斷或弱化，這種現象應該會減少。

不過，正如李智偉梳理的被查官員通報信息，即使在2015年脫鉤改革全面推開后，相當數量的學會、協會官員持續被查處。李智偉認為，這表明脫鉤并未完全切斷協會與政府之間的核心人事和利益紐帶，某種程度上是“形脫實不脫”。

同時，脫鉤改革也給協會帶來自我“造血”的壓力。徐家良說，脫鉤相當于把協會拋進自由市場，對其自身能力提出挑戰。脫鉤后，協會的工作經費不再列入政府部門預算，即便政府保留著購買服務的預算，也可以選擇少買、不買，協會必須依靠自身能力在市場中謀生存。

在政府資金和行政資源不再直接保障的做法下，一些協會逐漸偏離非營利定位，會員頭銜買賣、有償評比表彰等新的亂象出現。

正因如此，學會協會被列為反腐重點領域之一。李智偉認為，自2015年脫鉤以來，改革已走過十余年，進入攻堅階段。學會協會是行政權力延伸的典型領域，每年確定反腐重點領域時，金融、國企、能源等傳統領域長期在列，同時納入新的領域，2025年是高校，2026年則指向學會協會，這表明，反腐敗斗爭正劍指權力的灰色地帶。

如何治理

回歸到如何讓行業協會站在政府與企業之間，承擔服務行業、反映訴求、規范自律的本位問題上，多位受訪者認為，協會腐敗并非單一原因所致，既有權力殘留、政會不分的問題，也有服務能力不足、生存壓力倒逼的因素存在。要想壓縮腐敗空間，需要從內部治理、外部懲戒和立法保障等方面，構建一套系統性防治機制。

首先，還是要劃清邊界。目前我國尚無一部專門規范行業協會商會的統一立法，相關規則分散在部門規章和政策文件中，法律層級較低、內容碎片化。徐家良建議應加快推進社會組織領域立法，明確行業協會的法律屬性、職能邊界、權利義務和法律責任，用法律為模糊不清的政會關系畫出“紅線”。據他了解，民政部準備就行業協會商會立法向國務院提交計劃。

一些地方已率先破題。2026年2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行業協會商會條例》，對收費行為作出明確限制，要求協會依法收費，不得只收費不服務，不得多頭、重復收費，不得強制或變相強制企業付費、捐贈或參加培訓、考核等活動。

其次，監督機制應進一步建立。從內部來看，多位受訪者指出，協會規模普遍較小，領導容易搞“一言堂”。

從外部監督來看，受訪者們表示，在紀檢監察機關將學會協會列為重點整治領域的基礎上，還應該推動登記管理部門、行業主管部門、審計部門與紀檢監察機關之間的信息共享和協同監管，通過年檢、評估、專項審計和執法檢查等方式形成合力，對違法違規行為提高發現率和查處力度。

李智偉還提到，應建立更明確的懲戒機制，對失信或違法的協會負責人實施行業準入限制。同時，對于損害行業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應該允許檢察機關或符合條件的組織提起行政公益訴訟，強化外部約束。

當然，從更長遠看，協會治理還是要解決“靠什么活”的問題。2025年9月，一位商會會長曾公開表示，當前商會協會普遍面臨活動組織難、會員發展難、負責人接任難等困境。北京知誠社會組織眾扶發展促進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任宏艷認為，協會要擺脫對行政資源的依賴，關鍵在于找準市場需求痛點，提高識別、整合、調配和利用各種資源的能力，提供更專業、更精準的服務增強自身“造血”能力。

在行業研究、培訓和咨詢等傳統服務之外，一些協會也在探索新的服務路徑。佛山市南海區家具行業協會秘書長李云曾表示，家具行業產業鏈長、中小企業多、出海需求旺盛，該協會圍繞企業實際需求，打造“南海家具鏈供需平臺”，為企業提供供需對接，組織企業抱團參展、產學研合作和專題培訓，幫助企業拓展市場、降低成本，提升區域產業整體影響力。據其介紹，該供需平臺自2025年2月啟動，已促成超5億元的意向合作。

雖有種種問題需要解決，但不可否認的是，學會協會仍有不可替代的公共價值。徐家良指出，政府精力和資源有限，難以直接對接成千上萬家企業，而協會可以通過系統調研和信息整合，再向政府反饋，為政策制定提供依據，從而減輕行政負擔。相比自上而下的行政體系，社會組織也更貼近行業和市場一線，更容易根據實際需求作出及時回應。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周建平、邢雁、陳麗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