賺了40萬回老家，剛進門兩個發小打來電話：三缺一，你必須來

臘月二十八，我開著新買的二手車駛入村口時，暮色已經四合。老槐樹的枝椏在昏黃的路燈下投出張牙舞爪的影子，樹下的石凳上坐著幾個裹著厚棉襖的老人，正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車輪碾過坑洼的水泥路，發出悶響。

三年沒回來了。

上一次離開時，我拖著個破行李箱，里面塞著幾件換洗衣服和兩千塊錢。母親站在村口抹眼淚，父親背著手不說話，只有遠處麻將館傳來嘩啦啦的洗牌聲，像是在為我送行，又像是在嘲笑我的狼狽。

這次回來，行李箱里裝的是給父母買的羽絨服、按摩儀、保健品，后備箱里是茅臺、中華煙、進口車厘子。銀行卡里有四十萬，不多不少，正好是我這三年在深圳拼出來的數字。

車停在老宅門口時，我深吸了一口氣。三年，房子似乎更舊了，墻皮脫落得更厲害了，門上的春聯還是去年的，褪成了慘淡的粉紅色。

鑰匙插進鎖孔，轉動，門開了。屋里黑漆漆的，我摸索著打開燈。昏黃的燈光下，一切都和三年前一樣——老式的八仙桌，掉了漆的條凳，墻上掛著的全家福，照片上的我還在讀高中，笑得沒心沒肺。

“爸？媽？”我喊了一聲。

沒回應。廚房里冷鍋冷灶，臥室的門虛掩著。我走過去推開門，母親躺在床上，蓋著厚厚的被子，臉色蒼白。

“媽！”我沖過去。

母親睜開眼睛，看到我，愣了一下，隨即掙扎著要坐起來：“小峰？你怎么回來了？不是說明天嗎？”

“項目提前結束了。”我握住她的手，冰冷，“媽，你病了怎么不告訴我？”

“就是感冒，沒事。”她咳嗽了兩聲，“你爸去鎮上買藥了，一會兒就回來。”

我倒了杯熱水，扶她起來喝。母親的頭發白了一大半，臉上的皺紋深得像刀刻。三年，不長不短，卻足以讓一個中年女人迅速老去。

就在這時，手機響了。兩個未接來電，兩條微信語音。

“小峰，回來了吧？趕緊的，老地方，三缺一！”

“峰哥，就等你了！知道你今年賺錢了，咱們好好玩兩把！”

是王強和李明，我從小玩到大的發小。記憶瞬間被拉回三年前的那個夜晚——輸光了口袋里最后五百塊，王強拍拍我的肩說：“兄弟，手氣不好就歇歇，改天再來。”李明在旁邊笑：“就是，反正你也輸得起。”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母親還在等我，桌上放著冷掉的飯菜。她說：“小峰，要不咱出去打工吧，離開這兒。”

第二天我就走了。走時發誓，不混出個人樣，絕不回來。

現在，我回來了，帶著四十萬，他們卻還以為是三年前那個輸五百塊就臉白的窮小子。

我沒回信息，把手機調成靜音，開始收拾行李。給母親帶的羽絨服拿出來，按摩儀插上電，保健品擺好。廚房里，我找到米和紅棗，準備熬粥。

“你歇著，媽來。”母親要下床。

“別動。”我把她按回去，“今天兒子伺候你。”

粥熬上時，父親回來了。看到我，他愣了一下，然后點點頭：“回來了。”

“嗯，爸。”我把煙遞給他，“給您帶的。”

父親接過煙，看了看牌子，沒說什么，但眼神柔和了些。

“爸，媽病了你怎么不告訴我？”我問。

“告訴你有什么用？”父親點上煙，“你在外面忙。”

“再忙也該告訴我。”我把藥拿出來，按說明書分好，“明天我陪媽去縣醫院檢查。”

父親沉默地抽著煙。廚房里，粥咕嘟咕嘟地響，熱氣彌漫開來，給冰冷的屋子添了一絲暖意。

手機又震動了，還是王強和李明，這次直接打了電話過來。我看著屏幕上跳動的名字，按下拒接。

“誰啊？”母親問。

“沒事，推銷的。”我說。

粥好了，我盛了一碗，一勺一勺喂母親。她吃著吃著，眼淚掉了下來。

“媽，你哭什么？”

“我高興。”她擦擦眼淚，“我兒子長大了，知道疼人了。”

那一刻，我忽然覺得，這三年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不是為了四十萬，不是為了證明什么，就是為了這一刻，能讓生病的母親喝上一口熱粥，能讓沉默的父親抽上一口好煙。

晚上，我睡在從小睡到大的房間里。墻上還有小時候畫的奧特曼，書架上擺著發黃的課本。窗外，麻將館的燈光還亮著，隱約能聽到洗牌聲和吆喝聲。

三年前，我也是其中的一員。每天睡到中午，下午開始打牌，打到深夜，輸多贏少。母親勸過，父親罵過，沒用。我覺得這就是生活，村里年輕人不都這樣嗎？種地賺不了錢，打工太辛苦，不如打打牌，說不定哪天運氣來了就翻身了。

直到那天，我輸光了母親攢了半年準備買豬仔的錢。她沒罵我，只是坐在門檻上默默流淚。父親抄起扁擔要打我，被鄰居拉住了。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認真地看著這個家——破舊的房子，生病的母親，沉默的父親，還有一無是處的自己。二十五年，我活成了村里人嘴里的“敗家子”。

第二天一早，我走了。沒告訴任何人，只給母親留了張紙條：“媽，我出去掙錢，不混出人樣不回來。”

在深圳的三年，我干過工地，送過外賣，當過保安，最后進了一家快遞公司，從分揀員干到片區經理。每天工作十四小時，睡六小時，剩下四小時吃飯和在路上。三年，沒逛過街，沒看過電影，沒談過戀愛，所有時間都用來工作和攢錢。

第一個月工資兩千八，我寄回家兩千。母親打電話來，哭著說：“你在外面別太苦了自己。”我說不苦，比打牌有意思。

第三年，我升了經理，年薪二十萬。加上獎金和副業，攢下了四十萬。不多，但在我們村，已經是天文數字。

臘月二十九，我開車帶母親去縣醫院檢查。醫生說就是普通肺炎，但拖久了，得住院幾天。

“媽，你就在這兒住著，我陪你。”我說。

“不用，你回家陪你爸過年。”母親說，“我沒事。”

“不行。”我態度堅決，“爸那邊我安排好了。”

我請了護工，但晚上還是堅持自己陪床。母親睡著后，我坐在床邊，看著點滴一滴一滴落下，像時間的流逝。

手機又響了，這次是王強發來的視頻。點開，是他們在麻將館的畫面——煙霧繚繞，幾個人圍坐在麻將桌前，桌上堆著鈔票。

“峰哥，真不來？李胖子說了，你要來，他帶五萬陪你玩！”王強的聲音很大，帶著興奮。

視頻里，李明湊到鏡頭前：“小峰，聽說你今年賺大錢了？怎么，看不起兄弟們了？”

我回了兩個字：“忙，不去。”

很快，電話打過來了。這次不是王強，也不是李明，是一個陌生的號碼。

“喂，陳峰嗎？我是李老板，李胖子的弟弟。”電話那頭是個粗獷的男聲，“聽說你回來了？過來玩兩把唄，我給你留了位置。”

李胖子是鎮上開礦的，有錢，也好賭。三年前我就是在他手里輸得最慘。

“對不起，沒空。”我說。

“喲，賺錢了就是不一樣啊。”對方陰陽怪氣，“怎么，怕輸了？”

“不是怕輸，是沒興趣。”我平靜地說，“還有事，掛了。”

掛斷電話后，我給父親打了電話，讓他把家里的貴重物品收好，晚上鎖好門。父親問怎么了，我說沒事，就是小心點好。

直覺告訴我，這事沒完。

果然，臘月三十中午，我剛從醫院食堂打飯回來，就看到病房門口站著三個人——王強、李明，還有一個不認識的光頭男人。

“峰哥，你可讓我們好找啊。”王強嬉皮笑臉地走進來，手里提著果籃，“聽說阿姨病了，來看看。”

母親坐起來，勉強笑著：“強子來了，坐。”

“阿姨您躺著。”王強把果籃放下，看向我，“小峰，兄弟們都在等你呢。大過年的，一起玩玩唄。”

“我媽住院，我得陪她。”我說。

“護工不是請了嗎？”李明說，“你就去一會兒，玩兩把就回來。”

光頭男人開口了，聲音很耳熟，就是昨天打電話的那個：“陳峰兄弟，給個面子。李哥說了，只要你來，輸贏都好說。”

我看著他們三個，忽然覺得很好笑。三年了，他們一點沒變，還是覺得打牌是天下最重要的事，覺得所有人都該圍著牌桌轉。

“真不去。”我說，“你們玩吧。”

王強的笑容僵住了：“小峰，你這就不夠意思了。三年沒見，兄弟們想你，叫你玩兩把都不來？”

“想我？”我笑了，“是想我的錢吧。”

病房里安靜了。母親擔憂地看著我。

“你這話什么意思？”李明臉色沉下來。

“字面意思。”我站起來，“三年前我輸得精光離開，你們沒一個人送我，沒一個人問我怎么生活。現在我賺了點錢回來了，你們倒是一個個湊上來了。怎么，我的錢比我這人值得你們惦記？”

“陳峰，你他媽別給臉不要臉！”光頭男人吼道。

“這是醫院，請你們出去。”我指著門口。

“小峰，你...”王強還想說什么。

“出去。”我的聲音不大，但很冷。

三個人互相看了一眼，罵罵咧咧地走了。李明走到門口時回頭說：“陳峰，你會后悔的。”

他們走后，母親拉著我的手：“小峰，你別跟他們一般見識。他們就是那樣的人...”

“媽，我知道。”我拍拍她的手，“你放心，我不會再像以前那樣了。”

那天下午，我給幾個在村里的親戚打了電話，請他們幫忙照看家里。又給鎮上的派出所打了個電話，說了情況。民警說會注意，但建議我盡量不要起沖突。

傍晚，父親來了醫院，說家里一切正常。但他猶豫了一下，說：“下午李胖子派人來家里了，說想跟你交個朋友，請你吃頓飯。”

“爸，你怎么說？”

“我說你媽住院，你走不開。”父親頓了頓，“小峰，你在外面是不是得罪人了？”

“沒有。”我說，“我就是不想跟他們打牌。”

父親看著我，眼神復雜：“你變了。”

“變了不好嗎？”我問。

“好。”父親點頭，“變得像個男人了。”

大年三十晚上，醫院里很安靜。我陪母親看春晚，雖然她看著看著就睡著了。窗外偶爾有鞭炮聲，襯得病房更加寂靜。

午夜時分，手機響了，是王強發來的長信息：

“小峰，對不起。今天是我們不對。但我們真的沒惡意，就是覺得三年沒見，想跟你聚聚。你可能不知道，這三年來，村里變化很大。年輕人都出去了，留下來的都是我們這些沒出息的。每天除了打牌，也不知道干什么。有時候想想，挺羨慕你的，敢出去闖。我們...我們就是習慣了這種生活，改不了了。你別生氣，以后我們不打擾你了。新年快樂。”

我看著這條信息，看了很久。然后回了一句：“新年快樂。”

我沒有原諒他們，但也不再恨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有人選擇離開，有人選擇留下，有人選擇改變，有人選擇沉淪。沒有對錯，只有因果。

正月初三，母親出院了。回到家，發現院子里停著一輛陌生的寶馬。

屋里坐著李胖子，肥頭大耳，手上戴著金戒指，正和父親喝茶。

“陳峰回來了？”他站起來，笑容滿面，“恭喜恭喜，聽說你在深圳發大財了。”

“李老板有什么事嗎？”我問。

“沒事沒事，就是來拜個年。”他拍拍我的肩，“年輕人有出息，好啊。不過啊，有錢了別忘了老家，別忘了兄弟們。”

“忘不了。”我說，“但我有我的生活。”

李胖子的笑容淡了些：“陳峰，聽說你不打牌了？”

“戒了。”

“可惜了，你手氣其實不錯。”他湊近了些，壓低聲音，“我最近有個項目，缺資金，你要不要入股？穩賺。”

“什么項目？”

“礦上有點新發現，需要投錢勘探。”他說，“投十萬，賺了分你三十萬。”

我看著他，突然明白了。什么打牌，什么交朋友，都是幌子。他真正想要的，是我那四十萬。

“我沒興趣。”我說。

李胖子的臉徹底沉了下來：“陳峰，別敬酒不吃吃罰酒。在這鎮上，還沒人敢駁我面子。”

“那我就當第一個。”我平靜地說。

他盯著我看了幾秒，突然笑了：“好，有種。那我們走著瞧。”

他走了，寶馬車揚起一片塵土。父親擔憂地說：“小峰，你得罪他了。”

“我知道。”我說，“爸，收拾東西，我們去縣里住幾天。”

“這大過年的...”

“聽我的。”

當天下午，我們住進了縣城的賓館。我給深圳的老板打了電話，說了情況。老板說：“小陳，要不要我幫忙？”

“不用，我能處理。”我說。

正月初五，我接到村支書的電話：“陳峰啊，聽說你今年賺錢了？村里想修路，缺資金，你看...”

“支書，我捐五萬。”我說，“但我有個條件，這錢必須專款專用，我要看賬目。”

“好好好，沒問題。”支書很高興，“陳峰啊，你是咱們村出去的，有出息了不忘本，好啊。”

掛了電話，我站在賓館窗前，看著縣城的夜景。三年，我從一個輸光家當的賭徒，變成了能捐五萬修路的人；從一個讓父母抬不起頭的兒子，變成了讓父母驕傲的兒子。

四十萬不多，但足夠讓我看清很多人、很多事。比如誰是真的關心你，誰是看中你的錢；什么是真正的友情，什么是酒肉朋友；什么是該堅持的原則，什么是該拒絕的誘惑。

正月初八，我們回了村。李胖子沒再找麻煩，聽說他的礦出了事故，被查了。王強和李明見了我，遠遠地點點頭，沒再靠近。

我在村里待到了正月十五。期間，我做了幾件事：給父母在縣城付了一套二手房的首付；捐了五萬修路；聯系了幾個在外打工的年輕人，介紹了工作；還去看了幾個孤寡老人，留下了一些錢。

離開那天，母親又哭了，但這次是笑著哭的。父親拍拍我的肩：“在外面好好的，別擔心家里。”

“爸，媽，等我在深圳穩定了，接你們過去。”我說。

“不用，我們在這兒挺好。”母親說，“你在外面好好的就行。”

車開出村口時，我看了眼后視鏡。老槐樹下，父母的身影越來越小，最后消失在視野里。

手機響了，是深圳老板：“小陳，什么時候回來？有個新項目，我覺得你合適。”

“明天就回。”我說。

掛斷電話，我打開車窗，讓冷風吹進來。三年，我回來了，又走了。但這次，我知道為什么回來，也知道為什么離開。

不是為了證明什么，不是為了炫耀什么，只是為了告訴那個三年前的自己：你走出來了，你做到了。

而那四十萬，不過是個數字。真正有價值的，是這三年積累的經驗、見識和底氣，是在誘惑面前說“不”的勇氣，是在親情面前懂得承擔的責任，是在浮華世界中保持清醒的定力。

車子駛上高速，兩旁的風景飛速倒退。我想起王強的那條信息：“我們就是習慣了這種生活，改不了了。”

也許他說得對。習慣是最強大的力量，它能讓人沉淪，也能讓人奮進。而我很慶幸，三年前的那個夜晚，我選擇了打破習慣，選擇了離開，選擇了改變。

雖然過程很苦，雖然代價很大，但值得。

因為現在的我，不會再為了一局麻將輸贏而心跳加速，不會再為了一句嘲諷而自卑退縮，不會再為了所謂的“面子”而違背本心。

我有了更重要的東西要守護——父母的晚年，自己的未來，還有那份好不容易掙來的尊嚴和自由。

深圳還很遠，路還很長。但我知道，這一次，我不會再迷路了。

因為那個曾經在麻將桌上輸光一切的少年，已經長大成人。而成人世界的第一課，就是懂得什么該珍惜，什么該舍棄，什么值得拼盡全力，什么應該一笑而過。

車窗外，天空開始飄雪，紛紛揚揚，像是為這段返鄉之旅畫上一個潔白的句號。

而我，已經準備好迎接下一個篇章。帶著四十萬的故事，和無數個比金錢更珍貴的領悟，繼續前行。

注：圖片來源于網絡，素材來源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