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崢嶸歲月,四明大地,有姓名記載的寧波籍烈士1300余人,無名烈士無以計數。為了人民幸福、民族復興,他們赴湯蹈火、矢志不移。
“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
賀威圣,浙江最早獻身革命的共產黨員。在象山賢庠海墩村,有一處大宅院,是賀威圣故居。賀家有良田百畝,家境富足。來到他故居參觀的人常心生疑問:“一個富家子弟為何舍棄安逸生活投身革命?”
賀威圣從小就富有同情心、正義感,看到母親有許多金銀首飾,就勸她把這些分給家中貧苦的女傭,收獲季節看到佃農把一擔擔金黃的稻谷倒進自己家的糧倉,就要求母親不要向窮苦人家收取租谷。
這些美好樸素的情感,在受到五四運動洗禮的賀威圣心中生根發芽。而這把熊熊的愛國烈火,也引發了他胸中的革命火花,他自取字“剛峰”,立志要洗刷國恥,振興中華。
1924年,賀威圣入讀上海大學。在這所中國共產黨早期培養革命干部的高等學府,在鄧中夏、瞿秋白、惲代英等共產黨人的教育影響下,他如饑似渴地研讀馬列著作,思想進一步成熟,當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把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作為自己畢生奮斗的目標。
信仰認定了,就是信仰一輩子。賀威圣以忘我的革命工作、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履踐他18歲時奮筆疾書的鏗鏘詩句:“汽笛一聲動客愁,暮云江樹路悠悠,而今怕聽驪歌起,未到晚鐘且暫留。扶桑鬼蜮君知否?大好河山黯鎖愁,壯士豈為兒女泣,要將投袂興神州。”
本可過著安逸殷實的生活,但是,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讓熱血青年無法茍安一方。出生在象山大徐村的殷夫,以生命作詩,化作東方的微光。
在象山縣立高小,殷夫第一次接觸到《新青年》雜志,第一次讀到許多白話詩,第一次聽到了“打倒列強”“打倒軍閥”的口號,第一次呼吸到新思潮的空氣,他開始了對現實社會的思考。
親歷五卅運動,參與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在投入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洪流中,殷夫找到了人生信仰,在給哥哥的回信中說:“我自己已被我所隸屬的集團決定了我的前途,這個前途不是我個人的,而是我們全個階級的。”
殷夫數次入獄,受盡嚴刑拷打,始終不改初心。“不要榮譽,不要功勛,只望向真理的王國敬禮。”相信真理的殷夫,置生死于度外,只想做帶給人間光明的普羅米修斯。
在奉化松岙鎮后山村,一處清末民初的老房子,是奉化第一位共產黨員卓愷澤的故居。兒童時代的卓愷澤,不信鬼神,敢斗權貴。
11歲那年,他到離家20多里的裘村忠義高等小學讀書。學校老師經常向學生進行愛國教育。他在學校舉行的演講會上,作了題為《暗殺以寒軍閥之膽》的演講,雖然想法還帶點幼稚,卻已是滿滿的愛國心、報國志。
在白色恐怖最嚴峻時,卓愷澤赴武漢工作。他對妻子說:“武漢局勢確如一幢將傾的大廈,但總要有人去支撐,怎能眼看著讓它倒下去?就是必死,我也要去!”他抱著這樣的信念,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因為信仰,敢直面艱難困苦和鮮血淋漓。無數先烈以錚錚鐵骨守初心,以血肉之軀擔使命。
在江西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里,有一面刻著起義參加者名錄的“英雄墻”,出生于寧波的柴水香是其中之一。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中共寧波地委通知已暴露的黨團員分批撤離。根據黨組織的指示,柴水香前往武漢繼續革命。
武漢形勢日趨緊張,黨組織對各地流亡武漢的同志做了應變安排:可以去蘇聯學習,也可以回各地堅持斗爭,或者是加入賀龍、葉挺領導的部隊。柴水香毅然選擇投軍,成為賀龍部第20軍3師教導團學兵隊的一名士兵,隨部參加南昌起義。
盡管革命的道路異常艱辛,但自從有了信仰,便不曾動搖。1930年,浙南紅軍游擊隊改編為紅十三軍,柴水香擔任政治部主任。盡管“官位”不小,他卻絲毫沒有“官架子”。開飯時,先替哨兵站崗,宿營時,總要巡視幾遍。
紅十三軍的生活十分艱苦,常常急行軍。柴水香經常把自己的草鞋送給有需要的戰士,而自己卻赤著腳行走在烈日曝曬的山路上,腳底都燙起了泡。戰士們親切地稱他為“赤腳大仙”。
忠于信仰,矢志不渝,讓血肉之軀擁有了超越艱難險阻的力量。
1945年,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1萬余人和黨政機關及地方工作人員5000余人奉命北撤。撤離前夕,“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留守處”成立,從慈溪縣莊橋更樓村走出的朱洪山被任命為留守處副主任,堅持隱蔽斗爭。
生活上的艱苦自不必說,為了避開敵人的耳目,晝伏夜出,睡山洞、喝溪水、鉆柴山、搭“公館”。朱洪山還為竹木柴草搭的“公館”寫了一首快板詩:“深山密林小‘公館’,金毯鋪頂金條圍四邊。不動椅子自動桌,滑輪眠床沙發墊。長年不斷自來水,燒飯做菜不冒煙。不是無聊享清福,只為革命做‘神仙’。”字里行間,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國民黨瘋狂“圍剿”,并配以燒山、砍竹、并村、拆房等毒辣手段,妄圖一舉撲滅革命火種。在險惡環境下,朱洪山帶領大家堅持同敵人開展各種形式的斗爭,粉碎敵人多次“清剿”,并在斗爭中恢復了黨的工作,壯大了自己的力量。
從公開戰線,到隱蔽戰線,充盈于天地之間的,正是共產黨人“青春換得江山壯,碧血染將天地紅”的浩然正氣。
朱楓,原是出身于鎮海名門的朱四小姐,嫻靜端莊,舉手投足沉靜、優雅。即使在1950年6月被押赴臺北馬場町刑場時,面色憔悴的朱楓,目光也是堅毅的。
1905年,朱楓出生于富商之家。1921年,進入寧波女子師范學校讀書。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后,她是游行示威帶頭學生之一。從民族革命到抗日救亡,她逐步形成了一個崇高的理想、一個堅定的信念,就是讓國家富強、統一。
朱楓先后兩次入獄。1944年10月,在“同豐商行”工作的朱楓,被捕后關押在日本滬西憲兵的牢房中。在殘酷刑審下,她堅貞不屈,最后被組織營救出獄。次年春,朱楓加入中國共產黨,被調往華中局,從事黨的情報工作。
此后數年,從上海到香港,朱楓機警應變、嚴謹細致,出色地完成組織交辦的各項工作。1949年11月,新中國已經成立,在香港的朱楓懷著激動的心情,等待回家歡慶勝利。
這時,她又接到黨的指示,到臺灣執行秘密任務。一邊是與家人團聚,享受勝利的喜悅;一邊是冒險犯難,深入虎穴,朱楓毅然選擇了后者。她在家信里寫道:“這個時候,個人的事情暫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事應該先去做。”
因為信仰,從來壯烈不偷生
在浙江陸軍監獄,他參與和領導獄中斗爭,成立地下黨組織,擔任宣傳委員,并編寫識字課本,幫助難友提高認識、堅定革命意志,繼續站在斗爭前列。
臨刑前,他伏在地上寫了三封信,分別寫給黨組織、哥哥和妻子。在給黨和同志們的遺書中,說為了真理而死是光榮的,只不過遺憾的是,自己為黨做的工作實在太少了。最后寫道:“勝利的時候,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們!”
為了信仰而犧牲的革命青年,選擇了自己的使命,割舍了人間的溫柔眷顧,才使得今日的人們幸福安然。
1941年,祖籍鄞縣的王孝和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黨旗前,他莊嚴宣誓:“我一定要用我的生命保衛黨,保衛工人階級的崇高事業,永不動搖,一直革命到底。”
1948年,上海鬧工潮、學潮。反動當局就想用恐怖手段進行鎮壓,并想出“借人頭,平工潮”的惡毒計劃,敵人第一個瞄準的就是在工人運動中影響力日益增大的王孝和。
4月21日清晨,王孝和在上班路上不幸被捕。而他的斗爭,并沒有因為身陷囹圄而結束。他利用一切機會揭露兇殘的敵人,以堅強的意志經受住敵人的摧殘,嚴守中共地下黨的秘密。
9月30日,敵人來到王孝和的監房,他知道最后的時刻到了。在刑場上,他被綁在一張木椅上,敵人舉起槍,子彈擊中他的胸膛,他坐在椅子上怒目圓睜。執行官下令補槍,行刑者被他的浩然正氣震懾,拿槍的手顫抖不已,連發數槍,竟一槍未中。喪心病狂的劊子手踢翻椅子,用腳對著他的腹部猛踩,殷紅的鮮血流淌在地上。這位年僅24歲的共產黨員以他的實際行動踐行了入黨誓詞。
還有朱敏、陳輝、蕭章、徐角方,他們倒在了1949年黎明之前,四人平均年齡只有21歲。
被捕后的14天里,他們頂住了敵人皮鞭、電麻的酷刑摧殘,拒絕了敵人高官厚祿的誘惑,還不失時機地向敵方宣傳我黨的政策,堅持獄中斗爭。
他們兩次在獄中給黨組織寫信,匯報他們所了解的國民黨浙江保安隊二團的裝備情況,向黨表明就義的決心:“我們寧愿犧牲,絕不吐露、連累,我們決心保持革命部隊的清白純潔和共產黨員的偉大光榮,絕不玷污影響。因此,請相信我們!”
對革命,他們充滿必勝的信念,“勝利不遠了,就在眼前”“希望你們能抓緊時間努力工作,大膽放手,提高警惕性,并請轉告這一帶的積極分子和老百姓,叫他們不要膽小。革命已到最后關頭,勝利,必屬我們!”
從來壯烈不偷生,許黨為民萬事輕。只有真正理解革命先輩們純粹的理想,才能真正理解他們不朽的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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