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命毒師效應”成真：研究稱癌癥確診后犯罪行為激增14%

一部《絕命毒師》曾讓全世界觀眾見證這樣一個故事：溫和的高中化學老師沃爾特·懷特，在被診斷出肺癌、家庭經濟陷入困境后，為了給家人留下錢，從循規蹈矩的教師一步步墮入冰毒大佬的犯罪深淵。許多人曾以為這只是戲劇化的虛構，但一項最新研究顯示，“絕命毒師效應”在現實世界中確實存在：癌癥診斷會讓原本守法的人犯罪概率上升約 14%。

這項由斯特芬·安德森（Steffen Andersen）、艾琳·科姆肖（Elin Colmsj?）、詹保羅·帕里塞（Gianpaolo Parise）和金·佩揚恩堡（Kim Peijnenburg）等經濟學家聯合完成的研究，利用了丹麥全國范圍的大型行政數據，將健康記錄與犯罪數據庫進行了系統關聯分析。研究團隊聚焦 1980 至 2018 年間在丹麥被診斷為癌癥的 368，317 名居民，并將其與尚未確診但在人口特征上相似的對照群體進行比較，以觀察癌癥診斷前后犯罪行為的變化軌跡。

分析發現，在確診后的第一年，癌癥患者的犯罪率反而略有下降。研究者認為這是因為化療、放療等治療過程極為消耗體力，患者要頻繁往返醫院或長時間住院，無論主觀意愿如何，都難以有精力或機會去實施違法行為。然而，當最初的身體沖擊逐漸緩解，大約在確診兩年以后，患者違法的概率開始超過基線水平，并在隨后幾年持續攀升，這種影響甚至可以持續十年以上。

更為關鍵的是，這種犯罪上升趨勢并非只是“慣犯重操舊業”。研究指出，癌癥診斷會推動許多此前無犯罪記錄的個體首次走上違法之路，成為人生軌跡中的一個“負向轉折點”，使原本親社會的生活道路被打斷。在研究者看來，這一現象體現了人在遭遇重大健康沖擊時，對社會契約的堅持是多么脆弱。

要理解這種變化，必須回到“理性犯罪人”理論。20 世紀 60–70 年代，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和艾薩克·埃利希（Isaac Ehrlich）提出，很多犯罪行為并非出于“天性邪惡”，而是個體在權衡犯罪收益、被抓概率和處罰強度后的理性選擇。而一次嚴重的健康打擊，會系統性地改變這三項參數中的多項。

首先是經濟動機。癌癥會嚴重侵蝕人的“人力資本”，大幅削弱其正常就業能力。研究發現，癌癥診斷與收入下降、就業概率降低、工作時長縮短顯著相關，合法收入來源被削弱，使得非法收入在成本收益計算中的相對吸引力提高。缺乏房產凈值、配偶收入等財務緩沖的人群，在診斷后更容易出現違法沖動，顯示經濟安全網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對象所在的丹麥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即便如此，癌癥患者仍因勞動能力下降等原因面臨收入劇減。研究指出，如果將場景換到醫療負擔更沉重的美國，情況可能更為嚴峻。在美國，即便有私人保險，癌癥患者平均每月自付費用接近 600 美元，病情越重自付越高；有研究顯示，約 42% 的患者在確診兩年內耗盡終身積蓄，癌癥幸存者申請破產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的兩倍多，而總體治療費用常常超過 15 萬美元，這使得癌癥在美國不僅是生理打擊，更是財務災難。

不過，單靠金錢困境無法完全解釋這一現象。假如動機僅限于經濟壓力，我們可能只會觀察到盜竊、詐騙等“經濟性犯罪”的明顯上升。然而數據表明，非經濟性犯罪（包括暴力犯罪）相對增幅更大，約為 38%，而經濟性犯罪僅上升約 14%。這指向了另一條更加陰暗的機制：生存概率的改變。

現代刑事司法體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未來懲罰的威脅”來震懾潛在犯罪者。如果一個人不再指望自己有未來，那么這種威懾就會被嚴重削弱。研究者發現，癌癥患者在主觀上面臨更低的“預期處罰成本”，原因就在于其預期壽命下降：在癌癥類型分組分析中，那些生存率下降最陡峭的患者群體，也是犯罪行為增幅最大的群體。換言之，終末期預后會“折價”對未來懲罰的恐懼，如果一個人很可能活不到五年后的刑期，那么當下犯罪的預期風險在其心中就接近于零。

在“誰更容易走上絕命之路”的問題上，數據給出了頗具規律性的答案。研究顯示，癌癥診斷后犯罪行為的上升主要由男性驅動，這符合長期以來的犯罪學發現：在面對失業、離婚等人生重大壓力時，男性比女性更容易以暴力或違法行為來“回應”。從收入層次看，低收入群體在犯罪行為上有更大的絕對增幅，但高收入家庭在相對增幅上反而更大。在丹麥，社會福利有上限，高收入者罹患重病后收入跌幅相對生活水準更為劇烈，可能因此產生更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從而在行為上出現更大偏離。

一個頗為反直覺的發現是：確診后尋求心理幫助的患者，其犯罪概率是未尋求心理援助者的 2.5 倍。研究者強調，這并不意味著心理咨詢會誘發犯罪，相反，這個變量更像是一種“求救信號”。那些主動尋求心理治療的患者，往往正承受著更深層、更劇烈的精神創傷，而正是這部分心理沖擊最嚴重的人群，最有可能在隨后表現出“情緒爆發式”的越軌行為。

既然經濟壓力在這一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那么完善的社會保障理應具備“預防犯罪”的副作用。研究團隊利用了 2007 年丹麥市政改革這一“自然實驗”，該改革通過行政區劃調整，導致一些地區的福利支持水平下降，而另一些地區則保持相對慷慨。結果發現，在削減福利的地區，健康沖擊對犯罪的“敏感度”明顯上升：癌癥患者在這些地區的犯罪增幅更大。這說明，當安全網變得更“吝嗇”，重大疾病帶來的違法外溢效應會更加嚴重。

在經濟學中，“外部性”指的是某項活動對未參與者造成的影響，卻沒有反映在成本之中，污染是最經典的例子。這項研究提出，重大疾病同樣存在一種被忽視的“犯罪外部性”。人們往往把健康打擊視為個人悲劇，認為損失只在患者及其家庭內部消化，但數據表明，這種沖擊會向外擴散，通過盜竊、暴力乃至更廣泛的社會失序，影響到毫不相干的群體。

研究作者據此提出，福利制度不僅是對病患的救助，更是一種公共安全工具。那些能有效緩沖健康沖擊經濟后果的福利項目，可以減少由此產生的社會負外部性，從而降低整體犯罪率。在他們看來，當社會在制度層面未能充分托住被疾病擊倒的人時，可能會以另一種隱蔽的方式付出代價：為更多的犯罪買單。從這個角度看，《絕命毒師》中那個被病痛與經濟絕望逼到絕境、最終走向犯罪的形象，或許不只是影劇作品中的極端設定，而是在統計意義上正在現實世界中一次次上演的故事。

這項研究成果近日發表在《美國經濟學期刊：應用經濟學》（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