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三強下放到陜西后，撞見一名女子在掃廁所，感慨：你怎么在這？

1969年2月的一個清晨，寶雞車站的站臺上仍帶著料峭寒意。一隊剛被“勞動鍛煉”指派下來的科研人員拖著簡單的行李下車，錢三強就在其中。他捏緊那只被磕出缺口的搪瓷茶缸，邊走邊想著機關倉促交接時沒有帶走的實驗筆記。汽笛聲遠去，他抬頭望見不遠處的廁所旁，一個瘦削的背影正用竹掃帚清理地面。再近一步，他愣住——那是何澤慧。

短暫的對視過后，錢三強的聲音發(fā)顫：“你怎么在這里？”

“這兒也需要人打掃呀。”她抿嘴一笑，語氣平和，像是在討論一項普通的實驗步驟。

這幾句對話只被風吹散在院子里，卻烙在后來人們的記憶深處。因為在他們眼里，這兩位曾經在巴黎居里實驗室讓西方同行側目的科學家，怎么也不該出現在這樣荒涼的場景中。

時間撥回到1934年。清華園的物理教室里，何澤慧第一次拿到成績單，滿分。負責過目成績的葉企孫挑明：“家里若想讓女兒少吃苦，最好換個輕松專業(yè)。”回憶起那天，葉企孫后來承認這位女學生的固執(zhí)出乎預料——她甚至把女式高跟鞋往講臺下一丟，輕聲反問：“實驗室里走路，平底鞋更方便，不是嗎？”一句話噎得主任半天說不出話。旁聽一年后，她穩(wěn)坐年級第一，物理系再無轉系一說。

1937年盧溝橋槍聲響起，何澤慧漂洋過海來到柏林工業(yè)大學。入校面試那天，克蘭茨教授以“核反應研究屬軍事機密”為由委婉拒絕。何澤慧一口德語懟了回去：“貴國的軍事顧問都能跑到中國訓練軍隊，我卻連教室都進不去？”教授無語，只好讓她旁聽。兩學期后，她拿到全系最高的實驗成績，“旁聽生”三個字被劃掉。

與她幾乎同步，錢三強在巴黎大學攻讀粒子物理。不久，兩人因“家書斷線”聯系上。三年里，兩人平均每周一封信，從流體力學寫到巴黎夜半的霜霧，所有情誼埋在信紙背后。1940年春，錢三強寫下求婚句子：“戰(zhàn)爭壓不住對科學與愛情的向往，愿同回故土。”何澤慧回復只有短短兩行：“同意。巴黎見。”那年秋天，他們在居里實驗室并肩工作，不到三年，就因發(fā)現“鈾與钚裂變碎片中前所未知的裂變模式”而成為物理學圈的焦點。歐美多所實驗室開出高額年薪與一流儀器，但兩個人更惦記太平洋那一端的戰(zhàn)火與家國。

1948年秋，他們踏上歸國輪船。歸來后，北京中關村的中子物理實驗室仍是土坯房，鉗子都要自掏錢買。就是在這種設備幾乎為零的環(huán)境里，他們牽頭搭起第一個反應堆物理實驗平臺，為日后“兩彈一星”奠定底子。1955年秋，中國核物理所成立，錢三強任所長，何澤慧主管實驗物理。有人統計，那一年她平均每天在實驗室停留十五個小時，眼球因長時間對準示波器而充血，卻始終輕描淡寫：“損壞幾根毛細血管，比讓外國人來給我們量半衰期省事多了。”

1964年10月16日，羅布泊上空升起的蘑菇云中有他們早年的方程與圖紙。可風光只停留了兩年。1966年，政治風暴來得猝不及防。批斗大字報貼滿研究所走廊，“大院里的愛因斯坦”、“資產階級學閥”成了新的帽子。1968年底，錢三強被宣布“下放勞動”，列車目的地寫著“陜西長武縣”。何澤慧的票寫的是“眉縣”。“技術官僚先清洗，科研照樣搞得好？”火車開動那刻，誰也說不清答案。

下放的頭幾個月，兩人分別被安排在不同農場，見面的唯一機會是偶爾的縣里集訓。直到1969年2月，組織臨時調整，把兩地“知青”集中到同一農機廠。于是，才有了寶雞站的那幕偶遇。

廠里沒有精密儀器，只有成噸的煤渣和一排簡陋廁所。何澤慧承擔衛(wèi)生掃除，錢三強幫著修理柴油機。深夜，他常趴在宿舍桌上寫公式；她在煤油燈下記錄實驗思路，兩人把廢舊報紙剪成格子，用于草稿。有人勸何澤慧：“反正在這兒沒人管你，多歇歇。”她放下竹帚，擦擦額頭灰塵：“手不動，腦子就生銹。”

1970年，中蘇物理通訊上刊出一篇署名“HZH”的論文，推算出某種中子轟擊裂變截面更精確的數據。外界猜測作者是誰，無從考證——因為郵寄地址寫著“陜西·郵政14號信箱”，那正是他們的農機廠代號。

1973年開始，局勢緩和，許多老專家被召回北京。錢三強的名字列在首批名單里，何澤慧卻主動要求“再留下半年”，理由是“廠里鍋爐實驗還有結題”。錢三強說：“咱們走吧，別再折騰。”她笑笑，還是留下。半年后，鍋爐效率方案通過驗收，她才踏上返京列車。

1978年春，改革的暖風吹到民生角落。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的小菜場里，穿著舊呢子大衣的她排隊買冬筍。攤主只看衣著，疑心她買不起，語氣生硬。這一幕被一位同所年輕工程師撞見，他愣了好久才認出這位老人就是聞名遐邇的“女居里”。尷尬散去后，那位攤主紅著臉把最大最嫩的幾根冬筍塞進老太太的布兜。

不久，蘇州的一座百年老宅及內藏百余件文物被捐給國家博物館，捐贈人欄里寫著“何澤慧”。了解到原委的人才恍然大悟：那位買菜的老太太，用自己的方式延續(xù)了半生的選擇——國家需要什么，就拿什么，不計回報。

回到北京的第二年，何澤慧為清華物理系新生講授《原子核物理導論》。講臺上，她依舊說話輕聲，手里粉筆沾滿粉塵。有人問她是否后悔曾經的“掃廁所”歲月，她搖頭：“遇到困難就退一步，下一次大概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錢三強晚年每提起寶雞那場重逢，仍覺心口發(fā)緊。他說，最痛不是自己被批斗，而是看見本應握起顯微鏡的手拿起了掃帚。可何澤慧偏把那段經歷當成實驗記錄：“不同環(huán)境，不同試劑，產物各異，一點也不奇怪。”

他們用一生證明，科學家的價值在實驗室，也在任何需要的地方。因為無論手里握的是粉筆、鑷子，還是竹掃帚，只要方向朝向國家，那就是他們的研究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