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的秋陽灑在中南海,授銜禮炮接連轟響。臺階下站著一位身姿挺拔的少將——楊勇。那天不少人注意到他的兩道劍眉與孩子般的笑意,卻不知道這位湘西漢子此后還要在更大的風浪里橫刀立馬。
時光荏苒,27年倏然過去。1982年的初春,69歲的楊勇正蹲在自家小院拔草,手腕上的青筋格外明顯。家人看出了端倪:悶咳、食欲差、眼角發(fā)黃。不敢耽擱,他們陪楊勇來到解放軍總醫(yī)院。老人拍拍衣襟:“拍個片就回去,我那塊菜地還缺水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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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探頭觸到腹部,醫(yī)生皺起眉頭,繼而脫口而出:“肝怎么不見了?”影像里,右上腹空空如也,器官仿佛憑空蒸發(fā)。探頭一路下移,才在臍下捕捉到一抹模糊陰影——肝臟整體被拖到腹中部。白大褂們交換眼神,空氣像被拉緊的線。
增強造影揭開答案:五公分腫塊擠壓肝葉,韌帶松弛后讓整塊肝臟“南遷”。進一步病理切片毫不留情——肝細胞癌晚期伴多發(fā)轉移。幾位專家把家屬請到走廊拐角,輕聲提醒:“剩下的是時間問題,恐怕以月計。”
楊勇的妻子咬唇落淚,兒女更是心里發(fā)寒。但推開病房門時,眾人換上笑臉,“就是肝炎,住幾天院輸液。”他看在眼里,沒有說破。夜里燈光昏黃,他靜靜想著退路、調兵,一如舊日制定突圍方案。
第二天,他提出兩個愿望:先回家看菜地,再吃一頓家常飯。醫(yī)生同意了短暫出院。那午后,老將軍蹲在瓜秧間,指著嫩芽和老伴絮叨:“多澆水,別讓菜渴著。”轉身上車前,他回望那片小小地塊,仿佛在做無聲告別。
幾天后,醫(yī)院里的戰(zhàn)斗打響。化療、放療、介入,一項不落。藥液順著靜脈滴入,他仿佛又拿起了槍,面色蒼白卻雙眼炯炯:“這仗不好打,但得頂住。”頭發(fā)大把脫落,他笑言:“軍帽戴久了,留不住頭發(fā),正常。”
癌細胞卻不按戰(zhàn)術教科書行事。到夏末,肺部出現(xiàn)彌漫性轉移,肋骨疼到錐心。軍醫(yī)費盡周折申請到昂貴的進口干擾素,他擺手拒絕:“我這把老骨頭,別浪費國家的油水。”醫(yī)生勸道:“也許能延幾個月。”答復只一句:“命令還是我下,停藥。”
病情脫韁而去,他常在昏睡中低聲喊:“前進!調整隊形!”警衛(wèi)員抬眼望著點滴瓶,心里像被錘了一下:將軍又回到了冰天雪地的長津湖。那一年,楊勇指揮第19兵團夜渡江界嶺,端掉敵軍側翼,他的名字寫在美軍報告的警戒欄里。
少年更早,1930年,17歲的他扛著大刀加入紅軍,轉戰(zhàn)湘贛,一路血戰(zhàn)到雪山草地。1937年北上抗日,1948年馬背上指揮東北野戰(zhàn)軍突圍解放遼沈要塞。戰(zhàn)功一筆筆寫在軍史里,但他不跟人提,只喜歡說起部隊伙食的改進。
1973年起,楊勇任北京軍區(qū)司令,操練部隊時口吻犀利:“刀利不利,看的是開刃后磨不磨。”會議桌上,他拿鉛筆“刷”地劃線:“敵情在此,我軍當斜插。”同僚笑稱“楊一刀”決策快。
1983年1月6日凌晨,窗外北風呼嘯,楊勇沉沉地合上眼睛。警衛(wèi)員輕輕為他蓋上八一紅旗,輕聲說:“報告將軍,可以休息了。”葬禮在八寶山舉行,禮炮三響,昔日同袍含淚敬禮。
回頭再看那場“肝臟搬家”的醫(yī)學異象,不過是病魔露出的冰山一角;真正震撼后人的,是老人臨終前的倔強——不給國家添負擔,不讓戰(zhàn)友擔心,仍當自己是沖鋒在前的兵。楊勇走了,卻把骨血里那股子硬勁兒留給了后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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