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八已過,北方的寒意依舊沉甸甸的。上午九點,天津市薊州區下古莊村仍籠在一層薄霧里,村支書王一裹緊了羽絨服,鏡片后的眼睛帶著笑意:“村里都喊我一哥,你也這么叫就成。”
28歲的村支書,并不多見。2019年大學畢業后,“一哥”就扎進了這里,一晃六年多。“一哥”步子快,記者緊跟著,腳下的村道一路通向小軍(化名)家。“見過不少有難處的孩子,但小軍是最讓我揪心的。”他忽然停下,從手機里翻出一張照片——一個瘦瘦小小的男孩,站在村委會門口,“你看,那會兒他13歲,看著像不到10歲的孩子。”
2024年,小軍的父親因病驟然離世,母親早年改嫁,無力撫養,他轉眼成了事實無人撫養兒童。小軍獨自生活了幾個月,直到一天半夜,“一哥”在村委會門口看見了徘徊的小軍,兩人從此有了牽絆。
說起小軍,“一哥”臉上會漾開一種近乎父親的神情。“有一次帶他去趕集,他盯著麻辣燙攤子挪不動腳。問他吃過沒,他搖頭,我說想吃啥就拿。結果他吃到撐,差點吐了。”他笑著搖搖頭,黝黑的皮膚襯得那笑容格外暖。
可一個1998年出生、還沒成家的年輕人,要獨自撫養一個孩子,實在不容易。半年下來,“一哥”的工資撐不住兩個人的開銷。他轉身走進了民政部門。
民政部門初步研判后,認為可以通過變更監護權的方式安置好小軍的后續生活,于是依托“民政+檢察”協作機制,將線索轉到了薊州區檢察院。該院迅速啟動涉未成年人案件“綠色通道”,檢察官們跑村委會、跑法院、跑民政,把小軍的情況摸得一清二楚。
一番會商后,一套“撤銷監護權+指定監護+兜底安置”的方案逐漸清晰:由小軍戶籍所在地的村委會作為主體,申請撤銷小軍母親的監護權,并由村委會接受監護權委托,后續再協調民政部門將小軍送入兒童福利院生活,從根源上解決無人照料的問題。
“村里為這事開了好幾次會,問大家敢不敢接這個擔子。”“一哥”告訴記者,“檢察官也找我談了好幾次,說法律上完全可行,就看我們愿不愿意。我們點頭之后,他們幫著整材料、寫文書,一路‘扶’著我們走。”
2024年10月,村委會正式向薊州區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撤銷小軍母親的監護權,指定村委會為監護人。檢察機關出具支持起訴意見書。同年11月,判決落地:小軍的監護權移交村委會。
案子判了,事還沒完。檢察官侯森蔚告訴記者,他們擔心小軍心里落“疤”,就聯系了心理老師給他做疏導;又跑前跑后,協調民政部門、村委會和兒童福利院對接幫扶,協助小軍辦理入學手續,落實生活安置等事宜……
很遺憾,因為種種原因,記者沒能走進兒童福利院看望小軍。但“一哥”告訴記者,他偶爾會接到小軍的電話,“他現在說話明顯多了,正在學習各種課程知識。他還喜歡上了運動,讓我把他家的三輪車留著,說回來要騎車帶我去逛集市……”記者也從福利院了解到,小軍比之前長高了許多,還有了一位照顧他起居的“媽媽”,和其他孩子們相處得也不錯。
天色向晚,村里的炊煙裊裊升起。
記者問“一哥”:“新年有什么愿望?”
“希望小軍好好長大,學個本事……還有就是,別把我忘了。”他黝黑的臉上竟透出一點靦腆的紅。
臨走時,“一哥”用力握了握記者的手:“多寫寫檢察院,他們是真的在幫忙。”他的手掌粗糙有力,眼神清澈堅定。
回城的車上,記者翻開筆記本,上面記著“一哥”無意中說的一句話:“麻辣燙要趁熱吃,幫扶要趁早做。有些溫暖,等不得。”
這個新年,法治的溫度正從最基層靜靜傳遞、溫暖著每一個普通人。
(來源:檢察日報·要聞版 全媒體記者:王昱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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