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多名開國元勛聯名請求尋找“代號OX”，找到后享18級待遇

1886年，山東無棣后牛村的一戶貧苦農民家里，添了個兒子，父母給他起名叫牛寶正。家里靠著幾畝薄田過日子，牛寶正自然沒念過幾天書。

誰也想不到，就是這個飯都吃不飽的孩子，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竟然會被數名開國元勛聯名請求尋找，晚年還享受了18級待遇，這是怎么回事呢？

牛寶正的命，打小就和“苦”綁在一起。十幾歲就跟著大人下地，后來遷到縣城東關，為了混口飯吃，1919年進了縣警察大隊當騎兵，從普通兵熬到分隊長，本以為能穩當點，沒成想趕上軍閥混戰，直魯聯軍一敗，警隊散了伙，他只能揣著空蕩蕩的口袋回了家。

1928年的山東，地里收的糧食不夠交苛捐雜稅，在家待著就是坐吃山空。牛寶正咬咬牙，跟同村一個朋友結伴去了北平，聽說那是大地方，好找活干。

可到了北平才知道，大地方的飯更難端。他在街頭幫人拉過車、在雜貨鋪打過零工，東奔西跑兩年多，還是沒個正經營生。

轉機是1931年秋天來的。朋友幫他搭線，認識了北平憲兵偵緝隊的隊長高繼武。牛寶正揣了兩斤老家帶來的花生、一瓶燒酒，硬著頭皮去給高繼武送禮，只求能給個吃飯的差事。高繼武收了禮，琢磨了會兒說：“草嵐子監獄缺個看守，你要是愿意，就去那兒吧。”

牛寶正沒猶豫。在他眼里，看守再不好，也是個能按月拿工錢的活，總比餓肚子強。他收拾了兩件破衣服，跟著高繼武的人去了草嵐子胡同19號，那座后來讓他記了一輩子的監獄。

剛進監獄時，牛寶正就是個普通的看守：每天查監、送飯，看著犯人放風，跟其他獄警沒兩樣。可他心里有桿秤，知道這些被關的“政治犯”也是人，不像上頭說的“洪水猛獸”。

別的獄警對犯人非打即罵，他卻總盡量手下留情：犯人病了，他多遞碗熱水；放風時有人摔了，他悄悄扶一把。也就是這份隨和，讓獄里一個叫楊獻珍的“犯人”注意到了他。

1933年深秋的一個雨夜，牛寶正值夜班，手里攥著一封從山東寄來的家信，蹲在監房外的墻角偷偷抹眼淚。信是鄰居代寫的，說他娘得了重病，躺在床上起不來，家里沒錢抓藥，讓他趕緊寄錢回去。

牛寶正兜里比臉還干凈。當看守一個月掙的錢，除了自己吃飯、交房租，根本剩不下多少。他想給家里回信，可自己不認字，找其他獄警幫忙，又怕人笑話他家窮；不回，又惦記著娘的病。

就在他正犯難的時候，身后忽然傳來一個溫和的聲音：“這位兄弟，是不是有難處？”

牛寶正回頭一看，是關押在這間監房的楊獻珍。楊獻珍穿著洗得發白的囚服，戴著眼鏡，看著像個教書先生。其實，他也確實是個文化人，還是中共河北省委的干部。

牛寶正一開始不敢多說，可楊獻珍沒追問，只是遞給他一張疊好的紙：“要是實在為難，我幫你寫回信吧。”

那天晚上，楊獻珍在監房里，聽牛寶正絮絮叨叨說家里的事：娘怎么省吃儉用把他拉扯大，自己怎么沒本事，連娘看病的錢都拿不出。楊獻珍一邊寫回信，一邊悄悄從懷里摸出兩塊銀元，塞到牛寶正手里：

“這點錢你先寄回去，給老人家抓藥。別嫌少，是我的一點心意。”

牛寶正拿著信和銀元，手都在抖。他當看守這么久，見的都是獄警欺負犯人，從沒見過犯人反過來幫獄警的。

他攥著銀元說：“您放心，這錢我一定還！”楊獻珍笑了：“不用還，要是真想幫我，以后方便的話，幫我買幾份報紙、幾本書就行。我這人，離了書就悶得慌。”

牛寶正記在了心里。第2天就去街上買了《大公報》和幾本進步書刊，趁沒人的時候偷偷塞給楊獻珍。楊獻珍拿到書報，立刻去找獄中的黨支部書記殷鑒，他們早就想找個可靠的獄警幫忙傳遞消息，牛寶正的出現，正好是個機會。

為了方便溝通，也為了保密，支部的人商量著給牛寶正起個代號。有人說他姓“牛”，英文里“牛”是“OX”，發音簡單還好記，大家一致同意。

從那以后，獄里的共產黨人提起牛寶正，都叫“OX”。而牛寶正自己，直到后來才知道這個代號背后的意義，他已經成了共產黨人在獄中的“秘密聯絡人”。

一開始，牛寶正只是幫著共產黨人稍些書報，傳傳口信。可隨著與他們的接觸越來越多，他就越明白這些人干的才是真正的“正經事”。他們想讓老百姓都過上好日子，并不像國民黨說的那樣。

有一次，他看到安子文（當時用化名“徐子文”）被特務打得渾身是傷，還在牢房里給大家講馬列主義，心里就更佩服了：“這些人是真不怕死啊。”

1934年冬天，牛寶正偶然聽到特務們議論，說要處決12名共產黨骨干。他嚇得趕緊找楊獻珍，把消息偷偷告訴了他。黨支部立刻行動，轉移了受傷的同志，銷毀了秘密文件，等特務來查的時候，什么都沒找到。

這件事之后，共產黨人更信任牛寶正了，連傳遞密信的事也交給了他。

牛寶正每次傳遞密信，都把信藏在千層底布鞋的夾層里，趁著每月兩次的休假，去北平東四牌樓的雜貨鋪、西直門的燒餅攤，那些都是地下黨的聯絡點。

他每次去的時候就裝成買東西的樣子，把鞋往柜臺下一放，接信的人就會趁沒人的時候把信取走。據后來的檔案記載，經他手傳遞的87封密信，至少預警了3次大搜捕，救了不少人的命。

真正讓牛寶正冒生命危險的，是1936年的“集體出獄”計劃。

那年抗日形勢越來越緊，中共北方局書記劉少奇急著要把獄中的干部救出來，派組織部長柯慶施跟獄中支部聯系。可草嵐子監獄墻高崗密，武裝劫獄根本不可能，唯一的辦法，就是利用國民黨的“反省政策”：

刑期超過五分之一的政治犯，只要登報發表《脫黨聲明》，就能出獄。

可登報就等于“叛變”，獄中同志誰也不愿意。楊獻珍通過牛寶正給北方局帶信，提出3個條件：登報的責任由組織承擔、出獄后還是正式黨員、以后不追究此事。

牛寶正跑了好幾趟，把信送去又把北方局的答復帶回來，最后甚至把中央批準的文件抄件也帶進了獄里。直到這時，同志們才放下心來。

接下來的幾個月，牛寶正成了最忙的人。他把登報的模板藏在飯盒底層帶進牢房，讓同志們照著寫；又趁晚上巡查，把寫好的《脫黨聲明》夾在巡查記錄里帶出去，交給地下黨審核后送報社。

1936年9月，安子文、楊獻珍等9人第一批出獄；沒過多久，又有21人跟著出來；到年底，一共有61位共產黨人通過這種方式安全離開草嵐子監獄。

這些人后來都成了抗日的骨干，可牛寶正的麻煩也來了。特務們發現一下子走了這么多“政治犯”，還都沒真的“脫黨”，立刻開始調查。

有叛徒指認牛寶正，1936年底的一個晚上，牛寶正就在值班室被逮捕了，一夜之間從獄警變成了階下囚。

國民黨特務把牛寶正關在草嵐子監獄的地下室里，對他進行各種嚴刑逼供。電刑、竹簽刺手指……怎么狠辣怎么來，可牛寶正卻始終都沒有松口。

后來提起當初的經歷，他還說：“我雖然不是共產黨，可早就跟他們一條心了，那些同志都那么勇敢，我也不能對不起他們。”

特務們見他怎么樣都不招，干脆就直接判了他死刑，準備處決他。好在北平的地下黨提前得到了消息，買通了獄卒在行刑前一天晚上，把牛寶正塞進運尸車，送出了北平。黨組織還幫他把妻兒從老家接到北平，再一起送回山東無棣。

從那以后，牛寶正和黨組織失去了聯系。

回到無棣的14年里，牛寶正沒跟任何人提過自己在北平的事。他靠給地主扛活、做點小買賣養活全家，日子過得緊巴巴。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他本以為能安穩過日子，沒成想因為早年當過國民黨獄警、縣警察，被當地公安機關定為“歷史反革命”，關進了管制所，每天掃院子、干雜活。

他以為自己這輩子就這樣了，可1950年初，事情突然有了轉機。安子文、楊獻珍、薄一波這些當年從草嵐子監獄出來的同志，在開國大典后聚在一起，想起了那個幫過他們的“OX”。他們只知道牛寶正是山東人，就聯名給中央寫了信，請求尋找他。

中央給山東省委發了加急電報，省委又把任務交給無棣縣委。干部張學德騎著自行車跑遍了城關，最后在管制所找到了牛寶正。當張學德說出“安子文”“楊獻珍”這些名字，還提到他們當年的化名“徐子文”“劉華甫”時，牛寶正才敢確認：“你們找的，真是我？”

張學德告訴牛寶正，中央要接他去北京，還給他安排工作。可牛寶正一開始還不想去：“我沒立多大功，受這么大待遇，心里不安。再說，我舍不得老家。”

后來縣委工作人員跟他解釋，這是組織的心意，還幫他把在外搞水利的兒子找了回來，他才點頭同意。

1950年夏天，牛寶正坐著火車去了北京。安子文、楊獻珍親自到車站接他，拉著他的手說：“老牛，這些年辛苦你了。沒有你，我們說不定都出不來。”

組織給牛寶正安排了工作，在北京公安局草嵐子監獄當預審員，還給他定了行政18級干部待遇，相當于營級干部，這在當時是非黨員能得到的最高待遇之一。

牛寶正在北京待了4年，1954年11月因病去世，享年68歲。

他去世后，當年被他救過的開國元勛們都去參加了追悼會。他的兒子牛建中按照他的遺囑，把他的骨灰送回無棣，葬在牛家祖塋，這個從山東來的漢子，最終還是回了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