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蔣介石為何被驅逐出聯合國？

1971年10月25日晚，紐約聯合國大會的投票結果傳回臺北，中南海與陽明山兩端，氣氛都異常凝重。電報送到蔣介石案頭時，參加議事的人幾乎都明白，一段延續二十余年的特殊地位，已經走到了盡頭。

有意思的是，這場以“驅逐”為結局的風波，并不是從1971年才開始醞釀，而是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及之后漫長的冷戰時期，一步一步累積而成。蔣介石自信自己代表中國，自信美國會堅定站在身旁，但國際格局的暗流，早就悄然改向。

一、從“唯一合法政府”到“兩個中國”陰影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理所當然地被視為代表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從國際法常識和國際關系現實來看，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本應由北京政府行使，并無含糊余地。

然而，冷戰格局迅速成形，美國出于遏制共產主義的戰略考慮，堅持扶持臺灣當局，將其視為“自由陣營”在遠東的一枚棋子。正因為華盛頓的強力干預，新中國在很長時間里被排斥在聯合國之外。

聯大上，代表權問題屢次被“技術性”拖延。美國一會兒鼓動“緩議案”，把討論推后；一會兒推出“重要問題案”，把恢復中國席位的普通程序，抬高到必須取得更高票數同意才能通過。就這樣，從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臺灣當局得以在聯合國“坐了二十年”。

蔣介石對這種局面并不滿足，他要的不只是一個席位，而是“唯一合法代表”的名義。1956年1月28日，他在接見合眾社記者時公開宣稱，同美國與中共有任何形式的談判，只會削弱反共陣線，毫無益處。

同年9月，面對法國記者關于“兩個中國”的提問，他再次強調，聯合國如果允許北京當局加入，就等于承認兩個中國，那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情形。他甚至放出話來：一旦“共產黨政權”進入聯合國，而自己不能以唯一合法政府身份出席，他就會立刻退出。

10月接受美國作家采訪時，蔣介石又把這種態度表述得更為直接：他不會容許在聯合國出現兩個中國的局面。如果聯合國接納北京，那么臺北方面將撤銷對這一組織的支持。這些表態聽上去強硬，實質上是借機向美國喊話，希望華盛頓繼續充當強有力的靠山。

為了穩住美國，臺灣當局一面在輿論上強調“反共前線”，一面在軍事與經濟上緊緊抱住美國的大腿。根據《美臺共同防御條約》，臺灣積極配合美方在島內建設軍用設施，謀求更緊密的軍事合作，以此換取在國際舞臺上的“安全感”。

1956年前后，臺灣同美方就興建新式軍用機場達成協議，強化整個西太平洋防線。1957年，美國斗牛士導彈部隊進駐臺灣相關協議執行完畢，島內的美軍存在感進一步增強。對蔣介石而言，這些安排不僅是防務問題，更是向外界展示——自己仍然得到超級大國的支持。

在經濟上，臺灣當局也極力爭取美援。1958年度，美國對外援助預算調整，給臺灣的防務支援和技術合作經費略有下降。面對這種減少，臺灣方面忙著通過各種渠道爭取開發貸款、農產品協議等補充資金。1958年4月18日，雙方簽署剩余農產品銷售協定，臺灣用外匯向美國購買糧食，售賣所得則被用作“共同防御”和“教育交流”。

這一連串動作，看上去是鞏固同盟關系，實質上卻把臺灣在國際上的代表權，牢牢綁在美國政策的戰車上。蔣介石深信，只要美國不松手，聯合國的席位就不會有問題。遺憾的是，時代的變遷并不按他的設想前進。

二、六十年代：國際形勢轉向與美國的“新算盤”

1965年，聯合國通過憲章修正案，將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由6個擴為10個，表決所需的最低票數由7票提高到9票。表面看，這是聯合國內部結構的一次調整，但對中國代表權問題而言，卻是一記微妙的敲打。

當時的15個安理會成員中，公開承認臺北當局的只有6國，而承認北京的已有7國。數字擺在那里，稍微算一下，就能發現臺灣當局的地位已不穩固。連臺灣外長沈昌煥都忍不住感嘆，眼前局勢“至為可虞”。

西方國家中，對華政策也悄然改變。法國在官方文件中表態，認為不再堅持所謂“重要問題案”，有助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英國政界人士訪美后對外透露，他在華盛頓獲取的印象，是美國已經在為北京進入聯合國“做準備”。

1965年的聯大辯論中，涉及中國代表權的發言達到七十余國之多。明面上仍堅決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入聯的國家，只剩個位數。更耐人尋味的是，當時的阿爾巴尼亞提案——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贊成票與反對票已經持平，而“重要問題案”只以微弱優勢勉強過關。對于北京來說，這意味著形勢正在轉暖。

美國國內也出現了不同聲音。有官員提出所謂“兩個中國”設想，企圖讓北京進入聯合國，同時保留臺北的某種代表資格。時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戈德伯格就主張，應當公開轉向“兩個中國”政策，讓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一個大國應有的席位，讓臺灣以另一種身份留在聯合國。

一些學者與外交官，如賴肖爾等人，也通過電報建議，認為只要北京愿意遵守聯合國的基本原則，就不應繼續把它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美國國防部在1966年的備忘錄中，同樣提到采納“兩個中國”的可能性。

這種氛圍傳到臺北，引發強烈不安。1966年11月，聯大再次討論中國席位問題，美國的姿態明顯偏向制造“兩個中國”的結果。蔣介石得知后極為反感，他認為這是在動搖其“唯一合法政府”的根基。

臺灣當局揚言，如果出現導致“兩個中國”的提案，就考慮立即退出聯合國。馬康衛奉命面見蔣介石，提醒這種做法可能讓臺灣在國際上陷入更加孤立的位置，連“被保護”的名分都很難維持。據記載，蔣介石淡淡回應，大意是：即使現在妥協，多爭取一兩年，北京遲早會被接納，與其將來被動地被擠出去，不如現在自己有尊嚴地走人。

這種“退出”的口風，在當時仍帶有試探意味。蔣介石一向習慣通過強硬言辭，測試美國的底線。1966年的這場風波，因此并未馬上發展成實際行動，臺灣仍舊留在聯合國座位上。

不過，形勢已悄然變化。60年代中后期，越來越多新獨立國家加入聯合國，它們普遍承認北京，而不是臺北。代表權問題早晚要在大會上攤開解決。這時，美國開始認真估量：是繼續為臺灣扛下全部壓力，還是接受一個新的安排，用“折衷方案”維持對臺影響力。

對蔣介石來說，更令他不安的，是中美關系出現的新跡象。1960年代末，美國國內反戰情緒高漲，越南戰局膠著，華盛頓不得不重新規劃亞洲戰略。大陸的分量，在美國的計算中一天比一天重。

三、七十年代的決斷：席位易主與主動退會

進入1970年代，代表權問題已經從長期拉鋸，轉向最后收官。1970年4月15日，在“國家安全會議”一次討論對外策略的會議上，蔣介石坦言，不要再對美國抱過高期待。他提到二十年前曾對蔣廷黻說過，要先顧自身，再談聯合國；如果中共進入，臺灣就要毅然退出。

同年，加拿大與意大利先后與北京建交，國際社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浪潮愈發明顯。蔣介石意識到，依靠“重要問題案”拖延代表權討論的辦法，已經難以為繼。他在當年底連續多日考慮對策，提出一個“底線”：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不能讓出。換句話說，如果必須在保住常任理事國身份和退出聯合國之間做選擇，他寧愿走人。

1970年12月下旬，他在兵棋室主持高層會談，反復強調這一點。蔣介石提到當年對日抗戰的決心，試圖說服身邊人接受一個苦澀的現實：一旦安理會席位失守，“中華民國”在《聯合國憲章》中的地位就會被一筆勾銷，那等于自我否定，這種局面不能接受。

到了1971年，美國尼克松政府已經把改善對華關系，作為調整全球戰略的重要一環。4月間，中美之間通過“乒乓外交”打開民間接觸。7月9日，基辛格秘密訪華，隨后尼克松宣布計劃于1972年前往北京。這些動作，向全世界釋放出明確信號：美國準備承認北京的國際地位。

在這一大背景下，美國對聯合國中國席位問題的算盤更加清晰。華盛頓的目標，是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席位，特別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同時盡可能保留臺灣在聯合國的一席之地，以避免一下子失去在臺北的影響力。于是，“雙重代表權案”的構想被擺上桌面。

1971年5月，澳大利亞總理來信尼克松，表示支持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并將安理會席位交給北京。他直言，任何不觸及這一點的提案都不現實，只會失敗。美國內部的判斷與此類似：如果不承認北京的常任理事國資格，雙重代表權就很難獲得足夠支持。

7月19日，美國國務卿羅杰斯向臺灣駐美代表沈劍虹說明了大致思路。他認為，只提“雙重代表權”而不談安理會席位，幾乎沒有通過希望。如果臺灣肯放棄安理會席位，只謀求在聯大保留一個席位，事情還有一線生機。羅杰斯甚至表示，如果臺北同意，不必公開聲明，只需暗中向美方點頭即可。

這個建議顯然違背了蔣介石設定的底線。7月21日，他召集會議，就此事進行討論。次日，臺北方面擬好一份電報，強烈指責美國“違背過去的承諾”，宣稱放棄安理會席位“萬萬不能接受”。不過，在給沈劍虹的另一封指示中，又提醒暫時不要把這份強硬回復立即遞交給羅杰斯，以觀后勢。這種做法，已經透露出某種矛盾心理：既不愿妥協，又意識到形勢不利。

此后，蔣介石一面堅持“不談安理會席位”的原則，一面試圖繼續摸清美國的真正底牌。隨著基辛格訪華的消息公之于眾，他幾乎可以肯定，美國不會再為臺灣“擋刀”。蔣介石過去賴以自豪的“反共旗幟”，在美方眼里價值大減。

8月2日，羅杰斯發表聲明，正式公布美國對中國代表權的新政策：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同時反對任何形式的“驅逐中華民國”的提案，對安理會席位歸屬則模糊處理，表示交由聯合國會員國決定。聽上去似乎還有一點照顧臺灣的意味，但在實際操作中，這種模糊正是多數國家反感的地方。

隨后一段時間中，蔣介石在臺北密集召見幕僚，討論應對。8月21日下午，他召見黃少谷，就代表權問題再三推敲措辭與策略。幾天后，他提出一個“最大讓步”：在美國提案文本中不要寫明安理會席位交由北京，但在大會審議時可以通過修正案方式解決。這種安排，等于把最難堪的部分交給其他國家去完成。

即便如此，大多數國家已不愿再繞圈說話。很多代表直截了當地認為，既然討論中國席位，就必須同時明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歸屬。連日本在內的一些傳統友邦，都開始動搖。

9月8日，美國不再與臺灣兜圈子，羅杰斯直接把包含“北京取得安理會席位”的復合雙重代表權案通知臺北，并希望臺灣當局默許放棄安理會席位，同時勸說友邦支持該提案。這一次，蔣介石幾乎沒有周旋余地。

第二天早晨，收到羅杰斯通報的電報后，蔣介石在日記中痛罵美國“出此下流陰謀”。臺北高層經過一番討論，決定公開反對復合雙重代表權案，在聯大各階段發言中一律表明強烈反對態度。

在這種緊繃氣氛下，蔣介石把目光投向了自己手中最后一張“老牌”。早在1961年10月，為阻止臺灣否決蒙古加入聯合國，美國肯尼迪總統曾通過私人渠道轉達過“承諾”：如果有必要并能奏效，美國愿在安理會動用否決權阻止中共入聯。蔣介石當年為此放棄了對蒙古入會的否決，將這份口頭保證視為重要籌碼。

1971年9月16日，臺灣代表周書楷、沈劍虹等人同羅杰斯會談，提起這段舊事，希望美方履行當年的諾言，在關鍵時刻動用否決權。羅杰斯給出的答復卻非常干脆：美國不會在安理會行使否決權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這一回合，蔣介石苦心保存多年的“王牌”徹底失效。

9月18日，蔣介石通過黃少谷向周書楷下達指示，他認為美國對臺灣的態度越來越難以揣測。既然“重要問題案”和“雙重代表權案”都難有結果，而阿爾巴尼亞提案隨時可能通過，那么臺灣必須考慮在被動遭到否決之前，自己先一步宣布退出。他特別強調，退會時要發表一份“正大聲明”，在政治上表明立場，以便留給歷史一個“說法”。

接下來的日子里，蔣介石投入大量精力修改退會聲明稿，兼顧雙十節講話內容。日記中記錄，他因此睡眠嚴重不足，常常一夜難以合眼。可以想見，如何在“體面”與“現實”之間拿捏語氣，對他來說并不好辦。

時間來到1971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就中國代表權進行表決。阿爾巴尼亞等國提出的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的提案，獲得多數通過，同時宣告撤銷臺灣當局在聯合國的代表權。臺北方面按照既定決策，宣布退出聯合國，拒絕以任何形式接受“兩個中國”或“雙重代表”的安排。

在許多人印象中，蔣介石是被“趕出”聯合國的；從程序上看，確實是阿爾巴尼亞提案宣布收回臺北的席位。但從他此前多次表態，以及1970年以來的內部決策可以看出，他在心理上早已將“主動退會”視為唯一可接受的結果。等到美國公開轉向，北京與華盛頓開始接觸時，這一選擇幾乎已經失去回旋余地。

如果把整個過程拉長來看，1971年的變化并非一日之功。聯合國憲章修改、亞非新興國家大量入會、越來越多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加上美國出于全球戰略的再平衡，逐步推動了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回歸。臺灣當局當年之所以能在聯合國坐二十年，根本原因是冷戰格局；而在格局改變之后，這種延續必然難以維系。

蔣介石在代表權問題上的一系列操作，從堅持“唯一合法政府”、拒絕“兩個中國”，到嚴守安理會席位底線，再到以退會方式表示抗議，看上去像一連串強硬姿態，其實折射出的是一種深刻的不安全感。他需要一個象征性的“國際地位”，來證明自己仍然代表中國；一旦失去這一點，臺灣當局的政治敘事就會遭到重創。

不得不說，他在判斷國際潮流方面并非全然遲鈍，對美國態度變化也有相當清醒的認知。問題在于，無論怎么權衡，他都不愿接受一個現實：在絕大多數國家的眼中，北京才是代表全中國的政府。與其面對這種現實被動“擠出局”，他寧愿用“主動退出”的姿態為自己留下一點體面。

1971年10月25日，聯大第2758號決議通過后，聯合國會議記錄中的“中國代表”，從“中華民國代表”改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自這一刻起，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與權利回到本應屬于的地方，而蔣介石和臺灣當局，只能在聯合國系統之外，慢慢適應一個截然不同的國際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