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年，鄧中夏在雨花臺就義，看守士兵惋惜連連：好人啊，真是好人

1950年春，雨花臺松林新豎起的白色碑碣還帶著石粉氣息。有人把一束山茶放在碑下，輕聲念著碑上的名字——鄧中夏。風吹過，那人抬起頭，目光里滿是當年囚室的燈火與槍聲。記憶，回到十七年前的1933年。

那一年正是酷暑。上海法租界的石庫門巷子里，巡捕車一聲尖嘯，割斷了地下黨短暫的寧靜。鄭紹文被押進車廂的一刻，隱約瞥見街角一雙熟悉的眼睛。那是鄧中夏，可他沒來得及招呼，只能用力攥碎掌心里寫有幾個暗號的紙條。紙屑混著汗水，黏在掌紋里，像一道難愈的傷口。

鄭紹文自認動作夠快，心想總算護住了同志行蹤。誰料一周后，南京老虎橋監獄的鐵門哐當一響，門口出現的正是那張沉靜的面孔。獄卒在牌板上寫下“施義”二字，他卻抬手制止，聲音平穩：“不用化名，我叫鄧中夏。”牢房里瞬時鴉雀無聲，只有鑰匙撞擊鐵鏈的清脆回響。

鄧中夏的名氣，并非空穴來風。早在1922年安源路礦大罷工，他帶著萬余名工友高唱《工人歌》，逼得洋行代表低頭；1926年廣州兵變，他口含熱血，仍堅持演講。他的骨子里像埋著火種，一點就燃。敵人當然知曉這把火的威力，所以在52天的輕判即將結束前，特務翻出叛徒供詞，將他解送南京，準備“從源頭斬草”。

進了南京監獄，鄧中夏先問看守要了一支鉛筆，回到牢房就在墻上畫起中國地圖，給難友們講北伐與土地革命的來龍去脈。憲兵屢次撕毀，他屢次重畫。“我這筆字，不值錢，可要讓他們知道山河不是他們的。”說罷，仍提筆續上黃河。

有意思的是，看守對這位囚犯的態度竟不似往常的兇狠。一天夜里，二十來歲的楊姓士兵給他遞來一碗加了兩塊紅燒肉的面，小聲嘀咕：“鄧先生，多吃點。”對面的鄭紹文聽得心里發酸，鄧中夏卻端起碗，大口吸面，像在赴一場宴會。

到了秋分前夕，法庭提審。問及姓名、黨別，他句句篤定。第四個問題剛出口，他忽而打斷審判長：“已經夠了，開槍吧！”旁聽的警探面面相覷，沒再追問。那一刻，連鐵窗外的蟬聲仿佛都停下了。

審訊室失策，監獄改走勸降路。一位自詡“新思潮”的軍官闖進牢房，擺出厚厚的《三民主義》，苦口婆心。鄧中夏耐著性子聽了十幾分鐘，只回了一句：“紙上乾坤，你讀懂了幾分？”那人漲紅了臉，甩門而去。軟硬兼施皆無果，行刑日期被悄悄定在9月21日。

臨行前夜，鄧中夏寫下最后一封信，請難友設法送出：“革命非為我一人之事。只要同志們猶記：群眾在，火把就亮，勝利終歸會來。”他把信折得整整齊齊，遞給鄭紹文，眼神溫和卻篤定。鄭紹文強忍淚，“老大哥，外面……”“外面的路要靠你們接下去。”兩人對視片刻，再無多言。

拂曉，腳鐐聲劃過走廊。鄧中夏換上洗得發白的青布長衫，理了理鬢角，像赴會的學者。路過墻頭的枯藤，他回首看了獄友一眼，嘴角微揚，示意他們不必悲傷。短短數十步，陽光卻異常刺眼。

槍響在雨花臺回蕩。執行完畢后，楊姓士兵跑回牢區，隔著鐵窗擠出一句：“鄭先生，他……他走了，好人啊，真是好人。”說罷轉身擦眼角，步子踉蹌。鄭紹文抓住鐵欄，指節泛白，胸口像塞了一團火，怎么也壓不下。

四年后，盧溝橋槍聲震破華北夜空，日寇大舉南侵。南京城破之前，黨組織將鄭紹文營救出來。輾轉八路軍辦事處，他很快奔赴太行山地。每次行軍，他都小心保管那封折痕已深的信。有人問他為何對一張已發黃的紙如此珍惜，他只淡淡一句：“這是鄧大哥的囑托。”

抗戰期間，鄭紹文屢陷險境，他常想起囚室里那幅被撕又被重畫的中國地圖。那幅地圖提醒他，倘若鄧中夏能在戰后睜眼看一看，一定會說：“你們沒有辜負人民。”這種念想，讓他在太行山的冰雪中、在枕戈待旦的夜色里，咬緊牙關挺過難關。

1949年南京解放，雨花臺槍聲早已沉寂，荒草卻守著一個又一個無名土丘。地方黨組織在一片亂石間找到幾處簡陋墳堆，其中一座經多方比對，確認正是鄧中夏犧牲之處。那天，許多老地下黨員沉默站立，鄭紹文眼眶通紅，卻沒掉一滴淚，只把那封信埋進松根下。

時間流逝，烈士陵園建成，碑林林立。人們或許只記得鄧中夏是“工運領袖”，或許記得他是“北大最早高舉馬列旗幟的教員”，可監獄里那股“槍斃就槍斃”的坦然，才是他骨血里的硬度。看守士兵的感嘆聽來樸實，卻像釘子，釘在每個旁觀者的心口：“好人啊，真是好人。”

在紛亂年代，何為好人？是聲名顯赫的演說家，還是街頭工棚里的鼓動者？在鄧中夏身上，答案簡單得讓敵人無計可施——認準大多數人的利益，認準民族的出路，便舍得這一副脆弱的血肉。這樣的人，當然是好人。也正因有這樣的人，歷史才會轉彎。

如今的雨花臺松柏成林，故紙中依稀能觸摸到昔日牢墻的冰冷，但那把埋在塵土里的火，仍在閃著光。人們隔著歲月，聽見槍聲止歇后那句真切的唏噓，與一位普通士兵的敬意一起，回響不息：“好人啊，真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