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浩：在“不確定性”中尋找意義

山海訓練營

MaP Training Camp

「山海訓練營」是羊城晚報“向山海走去”青年導演創作扶持計劃中，聚焦創作實踐與項目落地的核心單元。作為“山海計劃”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訓練營著眼于電影項目在真實條件中的生成過程，從創作判斷的建立到制作路徑的明確，為青年導演提供一段高密度、可檢驗的實踐階段。

自2024年起，山海訓練營每屆選址粵港澳大灣區的一處特定地點舉辦，為期7天。訓練營圍繞電影公開課、一對一工作坊、影人論壇、駐地創作與影片放映等內容展開，并設置公開提案大會，經評審與討論，最終決選出“山海計劃年度10強青年導演”并進行表彰。

入選的青年導演在這一周的密集交流與學習中持續打磨項目，也在與導師及同伴的討論中建立起更廣泛的專業鏈接。圍繞山海訓練營的不同側面，我們也將陸續整理并呈現更多回顧內容。

2025山海訓練營

周浩·評審公開課（二）

紀錄片導演周浩憑借《高三》《大同》《龍哥》《棉花》等作品，長期關注教育、城市變遷與邊緣個體的生存處境，成為華語紀實影像領域極具影響力的創作者之一。他的影像并不滿足于“記錄事實”，而更試圖在復雜的現實中尋找結構、意義與人與世界的關系。

2025年7月14日，山海訓練營迎來年度評審公開課。周浩以《面對不確定的現實，如何完成一部確定的影片》為題，與青年創作者分享了自己二十多年創作中的判斷經驗、倫理困境與方法選擇。

在這場耐心的分享過程中，周浩導演并未給出標準答案。他談到拍電影的動機，談到創作者如何與被拍攝者保持距離，也談到不確定性如何成為作品真正成立的契機。比起“如何拍”，他更關心“你為什么拍”以及“當現實偏離預設時，你是否愿意調整自己”。

無論是《孤注》中對創作倫理的猶疑，《小彪和狗》中對情感結構的捕捉，還是《工廠》中對時間與記憶的思考，周浩導演始終更在意：主題不是設定出來的，而是在不斷相處、觀察與修正中被“碰到”的；意義不是被證明的，而是被構建的。影像對他而言，不只是與生活發生關系的工具，更是一種思考現實、處理問題、理解他人與自我的方式。

我們將這場內容體量龐大的分享整理為系列文章，希望呈現的不是一套“創作公式”，而是一位創作者在不確定世界中持續調整判斷、對抗遺忘、與現實共處的創作經驗與精神姿態。

2025山海訓練營公開課現場

前篇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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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注》的起點：

一個看似“有意義”的題目

有一年，我覺得可能是運氣來了，但我更愿意說，是之前的積累到了。有一家電影公司找到我，希望我拍一部和 PTSD 有關的片子，就是創傷后應激障礙。 他們其實已經做了很多前期調研，項目的起點來自臺灣一位心理咨詢師寫的一本書。他們圍繞這個議題接觸過很多真實的人物——一群經歷過創傷、但仍然在想辦法活下來的人。

你乍一聽，會覺得這是一個“挺有意義”的題目。但當你真的走進去，開始拍攝的時候，事情就完全不一樣了。

當時我一開始選了三個人，最后在《孤注》這個片子里只留下了兩位。 其中一位是佟梅梅，一個在青島工作的心理咨詢師。她的人生充滿了一種令人心碎的巧合：四五歲時，她父親把她放在一邊，自己跳樓了；四十多歲好不容易結婚，她坐副駕駛，車撞在橋墩上，丈夫去世了。有些人身上確實有一種你說不清的、像是“招惹型”的氣質，你很難想象一個人的生命會被這些悲劇反復纏繞。 另一位是姚尚德，一個臺灣知名的默劇演員。他十歲左右在臺北上學，因躲雨被陌生人騙回家吃藥強暴。這兩個人，構成了《孤注》最初的起點。

周浩《孤注》（2021）截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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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倫理與創作者的困境

拍攝一開始，你就必須和他們接觸。我那時候運氣還算好，和他們相處下來，他們對我也有一定的認可。尚德在臺北，他之前看過我拍的《大同》，這些事情都在無形中，埋下了一些信任的基礎。

但即便如此，這個題目本身，你一進去就繞不開一個問題。

我當時壓根就沒想過，這部片子能進電影節。因為我完全不知道，它所謂的“賣點”在哪里。你不想做一個常規的片子，但你之所以去拍他們，是因為他們有創傷。這個事實，是繞不開的，甚至像一種“原罪”。

比如佟梅梅，她的應激反應非常強。每次我們拍攝的小隊要離開，她都會出現明顯的分離焦慮。每一次，她都會送我們去機場或者高鐵站，而送完之后，她往往會抑郁一周左右。這個時候，你就會不斷地問自己：我為什么要去拍她？是因為她有創傷。

所以我給自己定了一條規矩：我基本上不會主動去問她那些創傷的細節。但問題在于——你只要出現在她面前，她就會自然地聯想到那些創傷。這件事情，對我自己來說，其實也非常痛苦。這個故事，到底該怎么往下走？我當時是非常郁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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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何時成立：

直覺與不確定性的到來

《孤注》真正讓我覺得“成立”，并不是在一開始或者中間。直到尚德去尼泊爾做義工，我們陪他一起過去。

有一天，我從各種跡象中隱約感覺到，事情可能要發生變化了。我記得那天他對我們說：“感謝你們陪我這幾個月。”我立刻跟攝影師和錄音師說：今天可能是我們最后一天拍攝。因為尚德接著告訴我：“我有話要對你們說。”

這種判斷，其實來自一種直覺。你在一個現實場景里，會慢慢感覺到：接下來可能會發生什么。我以前并不是特別認同“紀錄片，導演很重要”這種說法。但后來我發現，導演確實非常重要。因為當故事朝某個方向走的時候，如果你完全無感、無覺，你是會失控的，片子也會做不下去。

那天上午，尚德對我們說：他希望終止拍攝。他說：“你們救不了我。”

他說完這句話的時候，從導演角度，我心里其實是“狂喜”的。因為我知道，片子成了（編者注：周浩導演對于這里還有更詳細的解釋與闡述，請持續關注后續推文）。

這種力量感，來自于你在過程中，對現實的感知和判斷。

周浩《孤注》（2021）截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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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走向：

不是結束，而是另一種理解

后來因為各種原因，這部片子并沒有完全按照最初的樣子呈現出來。比如我們當年去參加上海國際電影節，其實片子的結尾已經發生了變化，你做片子，一定會面對很多現實的約束和不確定性。

還有很多拍尚德的部分，包括他去大陸找人這些的內容，最后都沒有放在片子里。

另外一個現實是，拍完片子大概一年左右，佟梅梅出家了。她的女婿也出家了，甚至可能是帶著她母親一起，現在在福建的一座寺廟里。這些事情，在你拍攝的時候，是完全無法預料的。

生活帶來的不確定性，有時候會讓你意識到一句話——“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

人想出來的東西，在我看來，很多時候是相對低劣的。真正震撼人心的，往往不是你設計出來的，而是現實自己生成的。

所以你會發現，別人可能會覺得：不讓你拍了，那片子不就完了嗎？但很多事情，取決于你從哪個角度去解讀它。

對我來說，它并不是簡單的“結束”。

2025山海訓練營公開課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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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咯噔一下”的瞬間：

機會往往這樣出現

雖然在座的各位做過紀錄片的不多，但在生活中，每個人都會有這樣的經驗——你會突然碰到一個事情，讓你“咯噔”一下，或者倒吸一口涼氣。你會手足無措，甚至不知道該怎么繼續往下走。但很多時候，正是在這樣的時刻，機會出現了。這個機會，可能正是讓你的片子和別人不一樣的機會。

當然，并不是每一次“咯噔”都能轉化成機會，但當這種情況不斷出現的時候，你就要開始反問自己：我以前所認定的方法，是不是有問題？

也許，你需要調整的，不是現實，而是你自己。

周浩《龍哥》（2007）截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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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勢而為：

拒絕單一真理的創作態度

有時候，順勢而為是一件非常有意思、也很好玩的事情。不只是紀錄片，我相信劇情片也是一樣。你別擰巴。你憑什么認為，你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就是對的、就是好的？

真理的對面，永遠還有另外一個真理。所以在我拍過的這些片子里，你會發現，我從來不去拍“好人”和“壞人”。在我的電影里，這樣的二分法是不存在的。

比如《龍哥》里的那些人，我并不認為他們是所謂的“大惡人”。他們當然在一個灰色、甚至是違法的體系里，但你不能簡單地用道德標簽，把一個人徹底定性。

這件事情，對你們要做影像、要用影像講故事的人來說，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學會去把握那些復雜的、曖昧的、沒有標準答案的點。

我前面也提到過，我們在這個世界上行走的時候，機會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出現。當機會來的時候，你怎么面對它，怎么處理它，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順勢而為，并不是放棄判斷。而是在你意識到世界本身并不是單一邏輯的時候，你愿不愿意松動自己，給現實留下空間。

周浩《龍哥》（2007）截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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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不是設定出來的，

而是被“碰到”的

我之前有一個片子叫《小彪和狗》(2015)，它的起點其實非常偶然。十多年前，我有一個朋友在做一份關于留守兒童的白皮書——《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那是一個公益項目。他找到我，說希望我能回去幫他拍一個關于留守兒童的小片子。這個項目本身并沒有給我設定太多前提，預算也不高，大概十萬塊錢，也沒有什么明確的創作約束。

我當時想，我是從貴州出來的，我就按著記憶回貴州去拍。我出生在黔西南州，那是貴州最西南、靠近云南的地方。我記得小時候從那里去省城貴陽只有300多公里，但那時候坐車要坐整整兩天。在那個路途上，必然會經過一個叫“牛場”的地方。我就憑著童年的記憶找到了牛場的一個鄉村中學。

我對那里的地貌特別感興趣，馬路邊的學校，山體和河流被南盤江切割得很深。我就跟校長說，我想來拍拍留守兒童。其實這種題目大家可能都會碰到，校長就給我指了初二的一個班，說這個班一半以上都是留守兒童，讓我去拍。

那一次拍攝，本來只是一次活動性的記錄。我并沒有把它當成一個完整作品來構思，也沒有預設它會發展成什么樣的片子。后來回頭看才發現，正是那一次拍攝，其實支撐出了我后來的兩部片子。

2025山海訓練營公開課現場

一開始拍的時候，說實話，并沒有什么特別篤定的想法。你每天跟他們一起上課、下課、生活，也不知道所謂的“亮點”到底在哪里。初二的課堂，本身也談不上有什么戲劇性的瞬間，你只是跟著他們，把日常一天天地拍下來。

但我拍片子到現在，從來沒有過一種狀態，是我在一個地方待了三天，完全無感、完全不知所措。可能跟我做過十年記者有關，也跟我的人生經驗有關，但至少對我來說，從來沒有出現過那種“什么都沒有”的時刻。更多時候，你是在等待，在觀察，在和現實一起往前走。

后來正好遇到清明放假，我就跟著幾個學生回家，一個女同學，一個男同學。那個男孩就是小彪。他家離鎮上大概要坐一個小時的車。回家之前，他先去菜市場買了點肉，帶回家。

周浩《小彪與狗》（2015）截幀

一進門，一只狗就撲了上來。他說，那是他養的狗。他說得很平靜，但我一下子被觸動了。因為那只狗，只有在他每周回家那一次，才能吃一頓飽飯。

他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米和肉拌在一起，給狗做了一頓吃的。那一刻，其實你會自然地意識到一個問題：他和狗的關系，本身已經包含了很多東西。

你可以順著這個邏輯去想：他愛不愛這只狗？他一定是非常愛這只狗的，但他要上學，狗一周只能吃一次飽飯。由此你自然會聯想到他和父母的關系——爸爸媽媽愛不愛他？當然非常愛他，但爸爸媽媽要去打工，他們也沒法留在他身邊，一年能見面的次數是有限的。

你一下就把這兩個東西給打通了，這種關系、這種鏈接，其實是你作為影像作者自己講出來的，但只要你講出來，大家就很愿意接受這種邏輯。這個片子其實沒有多么復雜的結構，它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但它能映射出那種極其真實的情感。

周浩《小彪與狗》（2015）截幀

整理/文字/編輯｜陳瀟然

排版｜林小菲

講座內容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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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計劃旗下的「山海觀影團」持續支持藝術電影及青年導演創作，通過觀影與交流的方式，為創作者搭建與觀眾對話的平臺。

「山海觀影團」已陸續舉辦《花樣年華》《藝術學院1994》《小白船》《坪石先生》《百川東到海》《再團圓》《黎明的一切》《內沙》《情書》等影片的觀影活動，并邀請主創到場分享創作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