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市韌性凸顯，債務壓力緩解推動消費潛力釋放——騰易研究院

2024年，中國購車家庭的負債資金主要來源于商業銀行，所占比例已超過76%；其次為親戚朋友、互聯網金融平臺，二者占比均僅為10%左右，與商業銀行相比差距顯著。若銀行能持續優化業務結構，降低住房貸款比重，購車家庭的負債壓力有望進一步減輕。

截至2024年，中國銀行業總資產規模達到433.1萬億元，較2023年增長6.6%。其中，營收超千億元的銀行共有13家，包括6家國有大型銀行和7家股份制銀行。工、建、農、中四大國有銀行均進入當年世界500強前50名，顯示出中國銀行業整體實力雄厚，為宏觀調控提供了堅實基礎。

中國實行的是具有自身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府對銀行等關鍵領域擁有較強調控能力。在民眾需求迫切且條件成熟時，相關部門可迅速出臺政策予以響應。2020年至2024年間，為有效緩解居民在疫情期及后續的經濟壓力，央行等部門多次通過下調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等方式，將住房貸款利率從5%～6%降至3%～4%，顯著減輕了購車家庭的負債負擔，負債滲透率也隨之迅速降至70%以下。

得益于相關政策的有效實施，2024年中國購車家庭的月均還款額降至5982元，還收比降至35.03%，家庭債務風險整體可控

2020年至2024年期間，為應對疫情及其后續影響，有關部門陸續實施了一系列調控措施，有效減輕了中國購車家庭的負債壓力。相關家庭不僅負債滲透率降至70%以下，負債總額也下降至62萬元，月均還款金額降至5982元，低于6000元。同時，隨著家庭月收入的穩步提升，購車家庭的還款占收入比重（還收比）降至35.03%。

根據主流分析，還收比與家庭風險關聯密切：若高于50%，則家庭負債風險極高，易引發資金鏈斷裂、家庭破產及法拍房數量大幅上升等問題；處于40%至50%區間，家庭負債風險仍然較高，日常開支較為緊張；處于30%至40%區間，家庭負債風險總體可控，有利于家庭進行合理消費，并顯著降低破產風險；低于30%時，家庭風險較低，財務決策更為自主。

2024年中國購車家庭的還收比已降至35.03%，表明大多數家庭的債務風險處于可控范圍，成功避免了大規模家庭破產情況的發生，并有效抑制了法拍房數量的過快增長。

2024年，各層級品牌購車家庭的“還收比”均集中于35%左右，這意味著其負債風險不僅在整體上可控，在各階層內部也得到了有效控制。

2024年，中國高端品牌購車家庭的月均還款金額最高，戶均超過1萬元。當前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以及杭州、南京、成都、西安等新一線城市，若家庭同時承擔房貸和車貸，月均還款總額往往超過1萬元。在2024年主流品牌月均還款金額前20名中，絕大多數為高端品牌，其中保時捷、路虎和奔馳三大傳統高端品牌位列前三。

中國不同層次購車家庭的還收比呈現一定特點，2024年均圍繞35%的平均水平波動，與月均還款金額的顯著差異形成對比。盡管高端品牌購車家庭還款額較高，但其收入水平也相對較高，因此還收比與普通品牌及入門品牌家庭相近。

小米、智己、智界、阿維塔等新興高端品牌在還收比排名中普遍靠前。從理論上看，此類品牌購車家庭的負債風險應處于較高水平，例如小米汽車的還收比已超過50%，這類家庭面臨較大的資金壓力。根據騰易研究院與多家經銷商的調研，在廣州、杭州等小米汽車銷量較好的城市，不少車輛由父母出資購買，從而通過家庭支持化解了債務風險。真正面臨較大負債壓力的，是那些完全依靠自身收入且還收比偏高、正在購房的年輕群體。

2025—2030年，房貸利率仍有下調空間，購車家庭的負債如持續降低，有利于中國車市跨越“中產陷阱”，實現高質量發展

2024年，中國乘用車新車市場中產階層占比已超過45%，與工薪階層占比接近。預計2025至2030年，隨著工薪階層青年用戶數量逐步下降并更多轉向二手車市場，新車市場的中產占比有望突破60%，成為絕對主體。在此背景下，如何避免“中產陷阱”已成為中國汽車市場面臨的重要課題，尤其是防止因中產消費動力不足，對中國品牌車企的高端化戰略造成沖擊。

中國購車家庭的主要負債集中于住房貸款，只要房貸成本能夠持續下降，家庭購車負債壓力便有望進一步緩解，從而為車市規避“中產陷阱”提供可能。2025—2030年，青年購房群體數量預計繼續減少，房地產市場或將維持低位運行。2024年中國房貸平均利率已接近3%，未來五六年仍有下調空間，甚至可能降至2%以下。

中國車市的中產用戶以30～39歲為核心年齡段，整體較為年輕，是全球范圍內最具活力的中產群體之一。同時，該群體受教育程度較高，以高校畢業生為主，具備顯著潛力，堪稱全球最具發展潛力的中產階層之一。由此可見，中國車市在跨越“中產陷阱”方面具備較好基礎，優于那些以中高齡用戶為主體的國家。

中產化已成為中國車市的明確趨勢，且中產群體基礎優質。若能在2025—2030年間進一步減輕居民房貸壓力，中國車市有望成功跨越“中產陷阱”，實現產業高質量發展，并為中國社會整體跨越這一階段奠定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