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的一天清晨,西山干休所的走廊里傳來篤篤的拐杖聲。八十三歲的鐘赤兵推開病房門,看見病榻上的朱良才,脫口一句:“朱政委,我來還那句承諾。”朱良才笑著抬手:“老鐘,還記得啊?”短短兩句,把在場護工都聽得一頭霧水,卻把兩位老將帶回了半個世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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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赤兵愧疚的事,說起來驚人:長征途中,他真打算掏槍指向朱良才——先開一槍,再自己了結。那是一九三五年二月末,遵義以北的土城小院,醫護人員忙著給傷員分類。有人遞來一張名單:“重傷員就地安置。”鐘赤兵的名字赫然在列。缺了半條右腿的他瞬間眼前發黑:被留下一等于等死。正怒火攻心時,負責休養連事務的朱良才推門進來。若那一刻朱良才說出“留下”二字,子彈就會出膛。話出口卻是:“我給你四個人兩匹騾子,隨隊北上。”槍口終究沒有抬起,鐘赤兵此生記住了這句話。
時鐘撥回更早。婁山關雪線下,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凌晨,紅三軍團第十二團扛著大刀和漢陽造蹚著山路。團政委鐘赤兵與團長羅炳輝交換眼色,決定不待休整直接搶關。黔軍吸飽“大煙”,雙槍輪番點射。鐘赤兵赤膊揮刀,一發子彈擊碎了他的小腿腓骨。警衛員包扎幾層,血仍涌出,他咬牙帶隊繼續沖,直到正面陣地被撕開口子。關口拿下,鐘赤兵卻癱倒雪堆,疼得一句話也說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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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城內臨時手術臺,麻藥沒有,只有燒紅的烙鐵和砍柴刀。醫生苦笑:“不截沒命。”鋸條拉到第五下時,鐘赤兵昏了過去。更糟糕的是感染反復,刀口先后三次向上推進,最后停在股骨中段。二十一歲的年輕人哭得像孩子:“沒了腿,我還能帶兵嗎?”沒人回答,他自己給出答案——哪怕趴著,也要跟著紅軍走。
干部休養連開拔那天,小隊剛離開赤水河岸就撞上國民黨一個營。三十多名持槍戰士邊打邊撤,四名擔架手抬著鐘赤兵跑得滿頭大汗。山崖無路時,他咬木棍用拐杖撐著,一厘米一厘米挪;下坡遇到草坡,他干脆滾下去“嗖”一下,把擔架手都甩在后面。警衛員后來打趣:“您滾得比騾子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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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艱難,卻也有喜事。同年十二月,干部休養連的危秀英把一塊紅布綁在拐杖上當喜字,兩人在雪山腳下的小土屋結成夫妻。隊伍里有人打趣:“獨腿配女兵,新郎不用下跪省事。”笑聲沖淡了高原的寒風。
抗日戰爭爆發后,鐘赤兵裝上木腿重回前線;解放戰爭遼沈一役,他坐在吉普車里指揮沖鋒,被部下稱“坐著的飛將軍”。建國后,他出任貴州省軍區司令員,伏案畫作戰圖時,殘肢常常隱隱作痛。最痛的一次是1954年春節茶話會,他與王家烈正面對面。老黔軍司令見他,先愣后紅臉,連連拱手:“鐘將軍,右腿之事……愧疚愧疚!”鐘赤兵笑瞇瞇:“王先生,舊賬翻篇吧,我們還得合力建設貴州呢。”在場干部直嘬涼氣:二十年前你死我活,二十年后彼此握手,這氣度不是人人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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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再回到干休所病房。朱良才側身,從枕邊拿出一本早年戰史手稿,封面寫著《干部休養連日記》。“你那天真準備開槍?”他把眼鏡推上鼻梁。鐘赤兵點頭:“要不是你那句話,我真干了。”說完,他抬手敬了個軍禮,姿勢仍舊利落,只是木腿輕輕碰到地板,發出咚的一聲沉響。
二位老人在病房里聊了整整一個上午,從婁山關撤到雪山埡口,又講到抗美援朝的增援計劃,再到貴州水電建設。護士端來的午飯都涼了,他們才收住話頭。朱良才合上手稿:“活到這把年紀,值!”鐘赤兵哈哈一笑:“活著就是勝利。”陽光透過窗子照在兩人斑白的發際線,深深的皺紋里全是當年的血火與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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