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沈醉去香港探親，杜聿明趕忙交代：不要晚節不保

1960年1月的一個清晨，北京功德林監獄的鐵門吱呀作響，廣播里傳來特赦令的名單。站在隊伍里的沈醉聽到自己名字時，呼出的白霧一陣抖動。兩年后，他已是北京市文史館的一名館員，每天整理舊檔案、寫回憶錄。就在這平靜的工作間隙，他收到了香港寄來的厚信，那是前妻粟燕萍的筆跡，字跡娟秀卻句句生澀，信里透露出一個殘酷事實——她已經改嫁。

出獄時沈醉五十一歲，正是精力尚存的年紀。過去的十多年，他在功德林與杜聿明、宋希濂等老同僚關在一處，共同完成思想改造。彼時這些昔日國民黨將領常在操場邊低聲交談，談論的不再是陣圖，而是家人。沈醉說得最多的，是1949年春他親自護送妻兒飛往香港的那一幕：螺旋槳轟鳴，他在跑道旁揮手，大聲保證：“幾個月后我就來接你們！”

事與愿違。云南起義后，他被盧漢交給人民解放軍，旋即關押。在香港苦等無果的粟燕萍，先是派兄長攜兩個孩子回大陸探問，卻聽到“潛伏特務”的指控與槍聲；再后來，又捕風捉影得知沈醉“已被處決”。孤身帶著幾個年幼的孩子，在物價高漲的殖民地艱難謀生的她，只能選擇再婚。

沈醉拿著信，沉默良久。他理解前妻，卻仍難掩落寞。1965年，經朋友介紹，他與杜雪潔成婚。婚后一度和睦，但一說起香港，他總是神情恍惚。杜雪潔看得明白，卻勸他放下：“天各一方已成事實，你得往前走。”這話聽似冷硬，卻保存了新的家庭秩序。

時間來到1979年年底，對外開放的消息接連見諸報端，探親政策同步松動。沈醉敏銳地捕捉到機會，立刻遞交申請。獲批后，他特意跑去看望杜聿明。這位昔日西南軍團長年事已高，正伏案翻譯《孫子兵法》英譯本。聽完計劃，他摘下老花鏡，語氣凝重：“老沈，到了那邊，陌生的面孔會很多，別忘了身份。”沈醉答得很快：“放心，不失分寸。”

1980年3月5日，沈醉攜女兒沈美娟從廣州乘船過境。維多利亞港薄霧繚繞，天星小輪的汽笛仿佛提醒來客：這是一片游離于冷戰夾縫的特殊地域。下船不到兩小時，他便與粟燕萍重逢。昔日青絲已添白發，兩人對視良久，最終同時笑了。為了避免尷尬，他們商定以兄妹相稱，從此把往事藏進心底。

接下來一個月，探親行程之外的邀約接踵而至。舊部、記者、臺灣情報人員或明或暗地遞來名片，試探、游說、誘惑交織。有意思的是，每次對方剛剛鋪開話頭，沈醉往往提筆寫下“抱歉二字”，雙手遞回名片，然后合并手掌做一個結束手勢，干凈利落。日記里，他只記下一句：“立場是最好的港灣。”

香港報紙曾放出風聲，說這位前軍統少將可能留下“發聲”。然而四月初，他悄然買好回程機票，沒接受任何媒體訪談。登機前，粟燕萍把一只舊表塞入他掌心——那是1945年他在重慶送給她的訂婚禮物。她輕聲道：“帶回去吧，孩子們長大了，也想看看你。”短短一句，已是情分的極限。

4月12日凌晨，沈醉再次踏上首都機場跑道。隔天清晨，他便出現在杜聿明家門口。杜聿明打開門，見他提著一籃香港帶回的茶葉蛋和《大公報》，拍拍他肩膀，只說了三個字：“回來了，好。”房中沒有旁人，兩位曾經歷烽火也共歷囹圄的老人，默默泡上普洱，把茶湯一飲而盡。

1980年的這趟香港行，表面只是一次普通探親，卻隱藏著多重考驗：是否經得住謠言的侵擾，能否抗住金錢的誘惑，還要面對情感舊賬的反復沖擊。沈醉守住了底線，也兌現了對好友的承諾。此后十余年，他再未離開大陸，直至1997年在北京病逝，終年八十三歲。

他曾在回憶錄末頁寫下簡單一行：“生死榮辱，皆已過去，所幸良知未失。”或許，這便是杜聿明所謂“晚節”的具體注腳——不僅要活下來，更要在風雨之后依舊挺直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