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醫生因疫情向中國求援，國家慷慨解囊：他爺爺救過25萬中國人

一九二二年冬夜，北平的琉璃廠街頭燈火闌珊，年輕的德國人約翰·拉貝蜷在一盞煤油燈下，給遠在柏林的未婚妻寫信。他告訴她，自己已經深深愛上這片古老而喧鬧的土地，“等你來了，我們就把家安在這里。”誰也料想不到，二十年后，這位異鄉人竟會在南京用一面印著“卐”字的旗幟護佑二十五萬條生命；更沒人想到，近一個世紀后，他的孫子會在席卷全球的疫情中，向中國人撥去求助電話。

二〇二〇年三月，一架來自上海的包機降落在法蘭克福機場。機艙里，裝著由中國企業連夜調配出的磷酸氯喹片與防護用具。一位頭發花白的醫生在停機坪外接過沉甸甸的紙箱，摘下口罩時露出滿臉倦意，卻仍給中國駐德外交官豎起大拇指。“多虧了你們，”他用不太純正的中文說道，“祖父若在，一定會欣慰。”他名叫托馬斯·拉貝，海德堡大學醫學院婦產科教授，也是約翰·拉貝的孫子。

消息傳回南京，許多上了年紀的市民會心一笑，仿佛又聽見外公外婆當年提起的那個“拉貝大善人”。在南京人的記憶里，這位德國老人從不是旁觀者，而是刀光劍影中挺身而出的守護者。新冠病毒肆虐的當口，中國愿意伸手幫助拉貝的后人，原因不言自明——這是老朋友間的回響，是當年那座安全區投射下的陰影所孕育的光亮。

回到上世紀初，拉貝最初來到中國并非“英雄”角色，而是一名普通洋行職員。二十二歲時，他就跟著雇主輾轉莫桑比克、南美，再到上海、天津。輾轉奔波磨礪出堅韌的性格，也讓他熟練掌握了英語、法語等多國語言。1908年，他敲開了西門子北京辦事處的大門——工資不高，卻給了他在中國立足的機會。憑借勤勉與精準的賬目，他很快從小書記升至經理，為西門子在北京架起首座電訊塔，又在天津建成首家自動交換電話局，成為公司在遠東的中流砥柱。

他的事業巔峰，卻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活生生截斷。隨著德國戰敗，各國在華租界疏散德僑，他被迫轉賣藏品、抱著孩子踏上返德火車。幾年后，《中德協約》簽署，他重返中國時，北平那座小院竟完好無損，家當原封未動。“中國人信守承諾。”這是他日記里寫下的簡單一句，卻是真摯得讓人鼻酸。

1928年，西門子總部決定在南京設立新分公司，拉貝被點名出任經理。此后，他一邊拓展電訊業務，一邊籌建德語學校，為在寧工作的德僑子女提供教育。為了爭取經費，他掛了納粹黨黨證——那張紅色的小本子，在當時只是外交工具，他并不了解日漸膨脹的法西斯機器內部正在醞釀的狂熱。

1937年8月13日，日軍對上海發動全面進攻；不到一周，南京上空響起轟炸警報。那天，拉貝正在北戴河避暑。他得知公司員工和幾十名受雇傭的中國工人仍滯留南京，便輾轉車船趕回。讓他震驚的不是殘破的街道，而是一群瞪大眼睛、等他拿主意的中國面孔。“我們跟著您，拉貝先生。”一位老工頭說。那一刻，他再也無法說出“各自逃命去吧”這樣的話。

短短數周，他在家中院落加固防空洞，親手刷上顯眼的納粹黨徽；他明知那伙轟炸機對任何警示都可能無動于衷，卻依舊試圖用德國與日本的同盟關系求得一線生機。防空洞原本只能容納十幾人，到十一月，里面已塞進上百名婦孺。緊接著，他與金陵大學副校長福偉廉、鼓樓醫院外科醫生威爾遜等西方人士奔走呼號，提出建立國際安全區。四平方公里彈丸之地，硬是擁進二十多萬人。為了保證秩序，他們制定了十三條規定：軍人不得入內，搶劫者交日本憲兵，領糧須憑票——每一條都得靠這群外籍人士豁出去的“老臉”去同日軍交涉。“你們不怕死？”一名日軍軍官譏諷他。“我不過是在履行一個基督徒、一個正常人的本分。”拉貝回答。

歲末的南京炮火漸息，尸橫遍野。拉貝扛過攝影機，記錄下殘殺、火海、廢墟。他將照片、救濟清單、日軍奸掠報告整理成厚厚一摞，寄給柏林，寄給希特勒。信中仍稱“元首”，口氣卻懇求，“請您制止盟友的暴行，以捍衛德意志的名義”。十二月的一天深夜，蓋世太保闖進他的柏林寓所，燈火下，他那本寫滿鮮血與淚水的《南京日記》被一頁頁翻個底朝天。幾小時盤問后，若非西門子總裁出面擔保，他或許已被投入集中營。

此后，他只能在阿富汗、伊朗等地四處漂泊，遠離政治風暴。戰爭結束，德國一片瓦礫，他卻因納粹黨員身份陷入“非納粹化”漫長審查。1948年的柏林，燃料與食品皆稀缺，曾經的洋房主人蝸居破舊公寓，靠變賣藏書換面包。就在此時，一封來自南京的慰問信抵達。他讀到熟悉的漢字，眼眶濕潤——那是南京市參議會發起的募捐款，價值一億元法幣，外加四大包瑞士食品。沈怡市長的附信寫道：“您當年把面包給了我們，現在輪到我們把面包送還。”拉貝哽咽良久，只能在回信里反復道謝。

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積勞成疾的拉貝在柏林家中離世，生命定格在六十八歲。噩耗傳到長江之畔，許多老人自發在鼓樓附近獻上白菊。有人說：“若沒有拉貝，哪還有我們？”這句話，成為后來紀錄片《拉貝的歸宿》開場白。

時光翻到二〇二〇。新冠疫情在歐洲快速蔓延，海德堡大學附屬醫院重癥病床告急，醫護裝備短缺。托馬斯·拉貝教授白班夜班連軸轉，心中卻惦記著更緊急的事——幾名病友急需試驗性藥物。他想到的不僅僅是采購渠道，而是數十年前祖父與中國結下的深情。他拿起電話，給中國駐德大使館寫信：“我們需要幫助。”這座求助之橋，跨越時空，卻只用了十幾個小時就得到響應。

浙江海正藥業緊急加班，調配出四十盒藥物，附帶全套英文使用說明；江蘇鹽城一家制藥廠從上海倉庫搜羅出六百瓶庫存制劑；南京衛健委連夜核實需求，又聯絡民航、海關、海運公司，開辟綠色通道。四十八小時后，裝著紅色“RABE”字樣的紙箱抵達上海浦東機場。海關人員加急辦理放行手續。踏進機艙的那刻，一名志愿者輕聲說：“拉貝救過那么多人，這回總算能回報一點。”

4月上旬的法蘭克福初春料峭，托馬斯守在提貨倉庫，從一輛叉車上接過那批箱子，打開之后，密封瓶身上貼著醒目的中文標簽。他撥通視頻電話，屏幕另一端的醫護同行豎起畫面上的示意圖：“用法用量寫得明明白白，咱們照著來，任何疑問隨時連線。”短短一句客氣話，跨越半個地球的互助就此成形。

德國媒體在采訪中提到，托馬斯并非唯一受益者——更大規模的物資捐贈隨后抵德。成箱的口罩、防護服、呼吸機配件，陸續抵達柏林、慕尼黑、漢堡。一位記者好奇：中國在自身疫情尚未完全結束時，為何仍愿意分出緊缺物資？答案藏在那本《南京日記》中。情義的賬本，沒有結算日。

托馬斯回憶祖父留下的一句德文筆記：“Menschenliebe ist das beste Kapital.”人道主義是最好的資本。那句筆記，在疫情最緊張的病房里被他寫在白板上。護士們忙碌穿梭，偶爾抬頭，都會看到那行字——提醒他們醫者之仁，同樣也是報恩之心的回響。

疫情最終進入持久戰。托馬斯所在醫院的統計報告顯示，那批來自中國的藥品和防護物資，直接幫助上千名患者度過危險期。五月底，他給南京市人民政府寄去了厚厚一封感謝信。信中夾著一張彩色照片：醫院門口豎著橫幅，上書中德文雙語“Danke China！感謝南京！”

年長的南京街坊們看到照片，有人掰著指頭核對那張熟悉的“拉貝”姓氏。1938年冬天的槍聲仿佛仍在耳畔，可如今，一種新的“武器”——善意——正跨越國界生根發芽。歷史的鏈條由一環扣著一環編織：祖父的面包換來孫子的藥品，滄桑歲月里，人心的溫暖卻從未斷絕。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拉貝以納粹黨徽化作護身符，守住了南京的平民；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中國以航空貨機為橋梁，護住了拉貝孫輩的醫者與患者。兩段相隔八十三年的故事，一端連著炮火與哭聲，另一端連著病毒與呼吸機，卻都指向同一個簡單的詞：相助。

有人統計過，拉貝日記里出現“南京”二千余次，“難民”五百余次，“幫助”四百余次。字數不多，卻凝固成了云淡風輕外衣下的沸騰血性。假若他能看到今天的回響，大概會摸摸頭說一句：“這才是朋友之間應該做的事。”

疫情仍未完全停歇，航班的轟鳴聲時常劃破夜空。每當機輪觸地，機械的巨響似在訴說：命運有時無情，人卻可以彼此成全。托馬斯把祖父的舊式懷表掛在胸前，穿梭在病房與實驗室之間。嘀嗒聲清晰，提醒他珍惜每一次救治的機會，也提醒世人，那枚舊徽章上雖然印著陰暗的符號，卻映照出一顆光亮的心。

歷史的篇章未曾翻完。當年四平方公里安全區的故事，如今被寫進了課本、刻成了紀念碑。更生動的紀念，卻在今天——在那架上海飛來的航班里，在裝滿藥品的紙箱里，在白衣執甲的忙碌身影里。不止南京記得拉貝，中國記得；不僅托馬斯記得，德國也記得。凡是被善意照亮過的人，都愿意將這束光繼續傳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