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秋,徐向前在醫院小憩,老參謀劉鶴鳴扶著他起身時隨口提到:“老李要是還在,多好。”徐向前微微搖頭,聲音低卻清楚:“他沒錯,他是好人。”一句話,把病房里的人都拉進五十多年前那段凄厲的歲月。
李特,1906年生,湖北黃陂人,原名徐克勛。年輕時投身工運,曾因領導武漢罷工兩度入獄,后來被組織送往蘇聯托爾馬喬夫軍政學院深造。回國后,他一身俄語口令,脾氣火爆,卻在復雜的白區環境里闖出名聲。當時熟悉他的人都說:這人講原則,動起真格來六親不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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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紅四方面軍在川西北與中央紅軍會合。張國燾手握兵權,李特被任命為四方面軍參謀長。別看官銜響亮,他的主業依舊是紅軍大學的教育長,常與學員同吃同住。行軍途中,他一根皮鞭常掛馬鞍,遇見散漫的學生就抽幾下,口頭禪是“紀律是命”。火辣的性子,注定了后來幾番碰撞。
同年八月,關于北上還是南下的爭論徹底攤開。毛澤東主張北上,張國燾堅持南下。李特奉命帶部分學員南行,攔截試圖跟隨中央北上的紅大學員。甘孜街頭,他揚鞭呵斥:“吃飽飯跟我走,別湊投機的熱鬧!”學員們被趕回隊伍,心里卻對這位校長多了疙瘩。幾天后,他在洛克山口與毛澤東短暫相遇,據當事人回憶,雙方并無激烈爭吵,但李特臉色鐵青,大氣不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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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之后形勢急轉。紅軍在川康邊緣拉鋸,張國燾的分裂路線走到死胡同。1936年10月,中央軍委電令抽調四方面軍主力組成西路軍,經甘肅河西走廊向新疆挺進,意圖打通蘇聯援助線。徐向前掛帥,李特任參謀長。西路軍所部兩萬余人槍雖利,卻缺衣缺糧,一路風沙刺骨。徐向前后來回憶:“那時的軍參謀長天天跟我要糧,誰也變不出。”
同年十二月,河西走廊天降大雪,敵軍騎兵突襲。高臺、倪家營一戰,西路軍折損近半。安西之戰尤為慘烈,部隊多日無水,駱駝都啃馬鞍。李特在指揮所里攤開地圖,砸杯子大吼:“必須突圍!”然而情報脫節,友軍難援,突圍終成泡影。
1937年初,西路軍殘部西入新疆。此時,新疆省會迪化由盛世才掌控,蘇聯駐軍暗中影響政局。留在新疆還是回延安?夜里,干部們爭論不休。李先念力主歸隊,李特與何柱國等人則傾向暫駐新疆,伺機去莫斯科整補裝備。李特的理由簡單:“先活下來,再談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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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同年三月“西安事變”后,紅軍戰略重組,中央著手清理西路軍失利的責任。有人上報:安西失守因參謀部計劃失當。新疆黨組織接到電報,旋即把李特列為重點審查對象。彼時“托派”一詞已帶有危險標簽,李特留蘇經歷、主張赴蘇的想法,被扣上“托派嫌疑”,案卷迅速封口。
1937年五月夜,迪化城北郊。看守押送李特時,只聽到短促的腳步聲和鐵鎖哐當。走到荒丘,負責執行的警衛輕聲說:“首長,得罪了。”隨即槍聲兩下,戈壁風沙卷走一切。沒有正式判決,沒有公示,全程保密。此后數十年,黨史檔案中僅留“病故”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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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惦念李特的,還有徐向前。1979年,在北京總后招待所的座談會上,他對西路軍老兵表示:“李特沒叛變,他是急性子,工作方法粗了些。”話音一落,會場沉默良久。1993年,黨史研究部門復核西路軍資料,發現當年新疆方面的結論出處含糊,相關筆錄多空白。專家給出意見:此案系誤殺。可惜當事人大多凋零,細節再難補全,只能在通報里寫下“錯殺”兩字,算是一點遲來的交代。
徐向前臨終前,仍對身邊人輕聲囑托:“李特這人倔,卻忠厚,要記上。”他所說的“記”,不僅是把名字寫進史冊,也是提醒后來者:誤判往往發生在硝煙未散之時,一旦成案,便難回頭。李特的故事至此收束,卻在歷史的褶皺里留下一道長久的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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