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眾院通過“臺灣保護法案”，中方如何回擊金融工具武器化？

【近日，美國眾議院通過所謂“臺灣保護法案”，要求如果臺灣安全受到大陸行動“威脅”，美國應全力將大陸排除在國際金融體制與組織之外。察哈爾學會研究員、西南交通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中心研究員錢亞旭博士接受俄羅斯衛星通訊社采訪時表示，此為冷戰思維的又一產物。美方試圖將金融工具武器化以遏制中國崛起，同時為中期選舉撈取政治資本。中方已構建涵蓋法律、金融、國際博弈、經濟自主及反制政策工具箱在內的多層次反制體系，在堅持和平統一的最高誠意下，也做好了應對任何外部干預的準備。】

當地時間2月9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以395票贊成、2票反對的壓倒性票數通過了所謂“保護臺灣法案”。法案規定，若中國大陸的行為威脅到臺灣人民的安全、社會或經濟制度，美國應在最大可行范圍內，將中國代表排除在二十國集團（G20）、國際清算銀行（BIS）以及金融穩定委員會（FSB）等國際金融機制和組織之外。

臺媒宣稱，法案中列出的組織涵蓋全球經濟治理核心，如果大陸失去這些席位，“將無法參與制定全球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市場的規則，進而失去重要話語權與影響力”。

“保護臺灣法案”由美國眾議員盧卡斯拋出。他在投票前聲稱，這項法案傳達出明確的信息，即如果中方意圖與臺灣發生沖突，就必須準備承擔后果。而美國的回應“應當是強而有力的”，并包含多項制裁與經濟懲罰，“而將中國排除在國際組織之外，必須成為其中一環”。

錢亞旭認為，“臺灣保護法案”可視作1979年簽署的“與臺灣關系法”的延續，二者均是冷戰思維的產物。從中可看出，美國單邊主義行徑在公然踐踏國際法與國際關系基本準則，試圖將金融工具武器化以遏制中國崛起，并將臺灣作為一枚棋子。此舉無疑加劇了臺海緊張局勢。

美國眾議院通過所謂的“臺灣保護法案”既違反了國際法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也有悖國際金融規則。在錢亞旭看來，其行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國政客在中期選舉臨近之際，將涉臺議題作為轉移國內矛盾的政治資本。

至于如何應對該問題，專家指出，中國始終秉持戰略定力與靈活應對相結合的原則。一方面，中國堅定不移地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以最大誠意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另一方面，中國也做好了應對最壞情況的準備，任何外部勢力若試圖干預中國統一的歷史進程，必將遭到雷霆般的堅決回擊。

專家提到，當前中國已構建起一套多層次的反制體系，至少包含五大核心機制：

• 第一是法律反制，依托2021年6月實施的《反外國制裁法》，該機制通過反向威懾，對實施制裁的個人及實體采取對等法律措施，禁止其在中國境內承認、執行或遵守非法制裁。同時，國家還建立了反外國制裁工作協調機制，確保快速響應與處置。

• 第二是金融防御，持續構建金融防火墻，比如推進本地結算網絡建設，當前我國已與40多個國家簽署本幣互換協議，同時CIPS系統也覆蓋了100多個國家。另外，我國還不斷優化外匯儲備結構，提升儲備資產多元化水平，增強金融機構韌性，穩步推進數字貨幣領域布局，深化央行數字貨幣國際合作。

• 第三是加強國際組織的博弈能力。隨著中國的崛起，我們在國際舞臺上擁有了更強的話語權，并積極參與規則的制定。例如，在G20等重要組織中，中國都占據著關鍵席位，能夠積極推動全球金融規則的制定，從而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此外，我們還通過推動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多邊開發機構的建設，形成了替代機制，促進了金融平臺的多元化發展。

• 第四是經濟自主，這也是我國應對風險的壓艙石。通過進一步升級產業鏈和深化區域合作，我們構建了多元化的經貿網絡，從而有效抵御了單邊打壓的風險。

• 第五是豐富多樣的反制政策工具箱。在政策層面，我們可實施定向制裁，針對美國的實體與個人采取對等反制措施；在貿易領域，我們能針對美國的敏感產業和地區實施精準打擊。此外，在技術反制方面，我們在稀土、新能源、材料等關鍵領域也具備顯著優勢。

該法案在眾議院通過后，將提交美國國會參議院審議。只有在參議院得到通過后，法案才會提交給美國總統特朗普。

“雖然該法案目前僅在眾議院通過，尚未進入參議院審議，但顯然已涉及中國內政。事實上，美國無權單方面決定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的地位。若將中國排除在國際組織之外，將損害全球經濟，包括美國自身利益。”錢亞旭指出。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曾多次指出，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同中國臺灣地區開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這一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臺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系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系的政治基礎。中方敦促美方切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慎之又慎處理臺灣問題，停止美臺官方往來，不向“臺獨”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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