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大家好，我是陳拙。
提前祝大家新年好。
今天的故事和近年來流行的一個新詞有關：“撈女”。在我的印象里，這個詞最早流行起來，是在酒吧、迪廳這樣的娛樂場所，講有姿色的姑娘，盯上來玩的大款，想借機攀附搞點錢花。
后來這個詞被應用的范圍越來越廣，但凡男女感情里，女方的家世和收入略低，都有可能被扣上這個標簽。
這個詞真實含義就是這個嗎？
我的法醫作者小刀說，他不僅知道這個詞最早代表了什么，而且知道以后，一次都沒有用過這個詞來貼標簽——因為這個詞最早不僅有撈女，還有撈仔，被用來形容背井離鄉到大城市的打工人，和你和我當中許多人一樣。
21年前的今天，他遇到了一樁案件，大過年的，一個人人口中說的“撈女”死了。
當地不少人說兇手很可能是“撈仔”，絲毫沒顧及他們眼前的法醫廖小刀，也是一名外來務工人員。
當時小刀只有一個想法：“早點破案，別拖到過年”。
2005年年初，廣東街頭的店鋪門口，都擺好金桔盆栽，掛上紅燈籠，提醒每個路人舊年結束，除夕將至。
我那位于一樓的出租屋原本勉強能住人，沒想到都這時候了，廣東還有二十多度，再來一場雨就返潮了。恰好局里一個師兄買了新房，他的出租房就空了，出租房在機電廠的宿舍樓，有圍墻和大門，治安比我那強多了。我要到房東電話，最終以三百塊的超低價，把那兩房一廳租了下來。
我心里想著怎么搬家，走到街上，看到一派過年的街景，再抬頭望不遠處的公安局大樓，不禁唏噓，一年前我離開學校，就是從這條路來到公安局。曾經的我焦慮而迷茫，背負著家里債務，既沒信心，更看不清未來。
可就在短短一年里，我經歷了數十個命案現場，解剖上百具尸體，習慣血液和尸臭的氣味，學到了課本上沒有的專業知識。更值得慶幸的是，每次解剖后發放的補助，在一點點幫我償還家里的欠債。
我常慶幸，作為外地人，如果不是讀了法醫進了警隊，我不可能那么快在廣東站住腳跟。
我知道很多和自己一樣年輕的外來打工人，因為沒有學歷和技能，只能離開家鄉，來珠三角的工廠里上班。流水線上日復一日的勞作，看不見盡頭的辛苦，很快就會把人塑造成另一個模樣——讓我們警察都“害怕”的模樣。
我過著安穩的日子，很少想到自己轄區里，還有一家機械廠，有幾千號這樣的打工人。
年初第一起命案，就發生在機械廠宿舍B區五座305，里面住著一對員工“夫妻”，男的叫王德政，女的叫何麗萍。
王德政算是半個本地人，為什么是半個？因為他是粵西人，碰上這幾年買房就能落戶的政策，所以勉強算半個本地人。而他同居的未婚妻何麗萍，則是完全的外地人，戶口和籍貫都不在這。
王德政是廠運輸隊的司機，一天前獨自開著卡車送貨到湛江，為了省錢當晚在車上睡了一宿。第二天上午他開車回廠又忙了一個白天，下班后打開臥室門，發現何麗萍渾身是血，已死多時。
我和巖哥趕到現場時已是傍晚，冬天夜色來得比平常更早，小區里亮起了路燈。
這個機械廠是本地少有的大型國企單位，建廠幾十年，面積有好幾百畝，最多的時候有大幾千名員工。十多年前的時候，廣東各個村集體都在圈地修樓，廠里也修了一大片宿舍樓，兩房一廳，四五萬塊錢就能拿下一套，還允許本地老員工用工資分期預扣，很快就銷售一空。
如今時代變了，真正賺錢的成了那些私人企業和小工廠老板，老國企效益變差，宿舍樓也開始顯得破敗，本地老員工走了，全靠招些外省的合同工撐著。今天發生了這起命案，廠里的凡是不上班的都湊了過來，七嘴八舌的，說著全國各地的方言，總之就沒有一句標準的普通話。
派出所守著樓梯口不讓閑雜人等上去，可在樓梯口的正對的花壇邊，昏暗的燈光下，聚著黑壓壓一大片人。甚至花壇里的玉蘭樹上，都有暗紅色的煙頭亮起，那是坐在樹杈上抽煙的閑人。
我提著箱子跟在巖哥后面，走進樓梯口前，回頭望了一眼，后方人群變得更興奮，原本低沉的嘈雜聲逐漸刺耳。
兩個派出所的民警站在305的房門口，我沒有看見重案隊老大老秦，不由得松了一口氣。
巖哥打著手電筒就率先走進了房間，我跟著他徑直去了主臥。主臥亮著燈，靠墻的位置是一張一米五的大床，死者上半身仰躺在床上，下半身懸在床沿外邊，身上橫蓋著一張薄被，露出赤裸的肩膀和大腿。
死者的長發裹著凝固的鮮血，遮蓋住面頰，裸露出來的大腿上滿是凌亂的手指血印。
作案兇器就扔在死者手邊，那是一個有些年頭的鐵錘，原木色的手柄上沾滿鮮血。
我們掀開被子，被害者的睡裙一看就是被人暴力撕開，她的皮膚上散落血跡，小腹和胸口還有刺眼的血手印。
面對巖哥期待的目光，負責拍照的濤哥對血手印研究好一陣子，才搖了搖頭：“就是赤手印，但這么多血，還是在皮膚上，根本提不到指紋。”
“錘柄呢？”巖哥指著旁邊的鐵錘，眼神中滿是期待。
“那是原木的，沒刷漆，不是光面熏不出指紋。”
巖哥的眼神一下子就黯淡了下來，他不死心地環視室內，最后盯上了打開的衣柜門：“這個有機會吧，等會兒好好弄弄。”
或許是希望濤哥能夠快點處理指紋，巖哥檢查尸體的動作明顯比平常更快。尸體身上的損傷也很簡單，全部都是鈍器打擊所致，左邊頭頂有六處裂創，創口里甚至還夾雜著沾血的發絲。
死者雙手半握著，上面沒有抵抗傷，我用力地掰開死者的手掌，讓那些纖細的手指伸張開來。我發現她的掌心沒有老繭，手指格外纖細，指甲也很干凈，修剪得短而整齊，只是死后血液的淤積讓指甲顯得有些紫黑。
兩只手的手心都沒有血跡，也就是說，她被錘子襲擊的時候，甚至來不及做出任何抵抗。
可從她半躺在床邊的姿勢，還有飛濺到床頭墻壁上的血跡來看，她又肯定不是在睡夢中遇害。
巖哥還在研究床上的鮮血，我站在床邊，左邊是滿床的鮮血，右邊是死者的尸體，腳下的空間只夠我稍微轉身。
在床邊站久了，鮮血開始腐敗的腥臭味直往鼻子里鉆，床頭墻上張貼的畫報上，每個明星的臉上都沾上了血滴，讓他們本來英俊帥氣的臉龐也越看越刺眼。
即使已經干了一年法醫，我還是會在這種鮮血淋漓的現場露怯。并不是我受不了鮮血的腥臭，而是我依然很難看懂那些血跡背后的線索，就像是一個初中生拿到一道高數題無從下手。
就在我有些走神的時候，巖哥忽然指著枕頭邊的一條沾血枕巾問我：“我們來的時候，它就在那里？”
我有些茫然地回憶著初始現場的情況，最終卻沒能定位出它的原始位置。
等到濤哥掃完指紋，殯儀館也來了車把尸體搬走。巖哥立刻開車直奔派出所。
那些年嫌疑人被審訊的時候，如果法醫也在，就可以“碰巧”一起參與審訊。
巖哥就是要去“碰巧”偶遇報案的死者男友，王德政。
我跟巖哥剛從樓梯口上到二樓，就撞見從辦公室出來的老偵查員梁峰，他偏了偏頭把我們三人帶到走廊的另一頭。
“嗰個男人周身都系血，我覺得佢有啲唔對路?。（那個男人身上到處都是血，我覺得他有點不對勁）”
梁峰從口袋里掏出一包“紅雙喜”，習慣性地叼了一支，又遞了兩支過來。隨后他意識到我和巖哥都不抽煙，有些尷尬地把香煙收回去，眼巴巴地等著巖哥進一步的詢問。
“不是說他剛從外地回來嗎？”巖哥下意識皺起眉。
我記得在掰開死者手掌的手，已經感覺到了明顯的尸僵，而且她的背上還有大片大片的尸斑，一看就不是剛剛才死掉的樣子。
梁峰說，這個男人交代自己是早上十點回來的，白天一直運貨開車，可是偵查員們還是懷疑，畢竟誰也沒有整天盯著這個男人，證明他沒偷偷回家行兇。
說實話，我很懷疑偵查員們對這個男人的“懷疑”。
我甚至更傾向于，他們一時之間找不到兇手，就習慣性地懷疑死者的男朋友。
隨后，我在二樓的小會議室看到了王德政，這是一個三十歲出頭的男人，短發，國字臉，顴弓微微凸起，眼眶凹陷，有著典型的廣東人面容。
王德政祖籍粵西，在機械廠已經干了十來年。他和何麗萍同居已經一年，平日里鄰居幾乎就當他們是對夫妻。
可未婚妻死了，我發現他除了眼睛微微有些泛紅，臉上卻看不出太多悲傷的情緒。
盡管坐在有軟靠的椅子上，王德政卻挺直腰桿，雙手放在膝蓋上，像是一個正準備認真聽講的學生。
巖哥察覺出王德政的緊繃，特意端了張椅子坐在他對面：“你回家的時候，何麗萍就那樣躺著？”
“系，佢當時就喺嗰度躺住，我睇佢唔郁，就過去搖咗搖佢。（她當時就躺在那里，我看她不動，就去搖了搖她）”
“她當時身上就蓋了被子？”
“我睇佢冇著衫，就用張被冚咗佢。（我看她光著身子，就用被子蓋住了她）”王德政一邊說一邊伸手做出蓋被子的動作，很快他又把手收回去，恢復了原來的坐姿。
按照王德政的說法，他在現場的動作很少，可他身上的血跡卻明顯有些多，不僅兩個衣袖有血跡，連胸口和腹部都有一些擦拭血跡。
難怪梁峰覺得不正常，按照他的理解，現場的血跡分明都凝固了，這男人不過動了下尸體，怎么會沾那么多血？
采了血和指紋，我和巖哥出去時，梁峰跟了出來，他還是有些不死心。
雖然巖哥再三和他解釋，王德政身上的血跡，應該是搬動尸體時留下的。床單上的血看似凝固，其實還是濕潤的，那些血跡又全是片狀的擦拭血跡，沒有打擊形成的飛濺血滴。
何況何麗萍的死亡時間已經接近二十小時，當時王德政應該是在湛江，根本沒有作案時間。
在二十年后的今天，重要路口都有高清視頻抓拍，到處都是天網，王德政的開車路線和行蹤很容易確定。可當時除了廠門口的視頻拍到王德政開車出去，他隨后的行蹤唯一的印證，就是幾張簽了字的收貨單。
梁峰說那可不一定，別看出廠時是王德政開的車，可他找人頂班呢？
巖哥意識到，眼前的同事那么“固執”，說明他們還掌握了別的信息。
果然在巖哥的再三追問下，梁峰才告訴我們，王德政當過民兵，平時看著挺老實，但脾氣暴躁起來兩三個人都拉不住。最關鍵的是，他這次出差前剛和何麗萍吵過架，兩人還砸鍋摔盆廝打了起來，住在隔壁的鄰居聽到動靜過來才把兩人勸下來。
按照這個鄰居的說法，這一年王德政家里都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案發這天早上三點多，他聽到王德政家里有類似吵架呼喊的聲音，但不確定是不是王德政本人，幾分鐘就沒動靜了。
至于王德政家里吵架的原因，鄰居也說不清楚，不過他隱晦地提了一點，何麗萍“愛玩”。
梁峰聽出了對方的潛臺詞，“愛玩”換個詞講就是不檢點，不過無論他怎么追問，對方就是不肯繼續說下去。
梁峰把王德政帶回派出所后也問過好一陣子。王德政承認他倆感情是遇到點問題，可他早就把何麗萍當自己老婆。現在老婆死了，他只想警方快點抓到兇手。
或許是梁峰的問話中透出了急躁，王德政意識到自己被懷疑了，擺出緊張戒備的姿態，可這種戒備在偵查員眼里就是心虛的表現。
在我和巖哥離開前，梁峰問了最后一個問題：“佢系咪畀人侵犯咗？（死者是不是被人侵犯過）”
巖哥遲疑了一下，并沒有給出答案，只是說回去再做一下確證實驗，
我在現場和巖哥已經討論過這個問題，盡管死者胸口和大腿靠膝蓋的地方都有血手印，可何麗萍大腿根部和會陰部卻很干凈，沒有新鮮的損傷。
巖哥覺得那些血手印不像是侵犯留下的，倒像是試圖搬動尸體留下的。
現場染血的枕巾曾經遮蓋過死者的頭部，她的赤裸的身軀上還有試圖搬動的血手印，巖哥判斷兇手是何麗萍的熟人。
我順著巖哥的思路往下分析，如果是熟人作案，扒光死者衣服，那應該是奔著人去的。按理他就不需要打開現場的衣柜翻找財物，更不該帶走死者的手機。
可如果兇手嘗試過挪動尸體，又制造盜竊的假象，那最不想尸體在屋里的熟人，還真就是王德政。
分析了一大圈，我也繞了回來，難怪梁峰他們揪著王德政不放，很多命案分析，第一個繞不開的嫌疑對象，往往就是死者的伴侶。
我把心中的疑惑和巖哥說了一通之后，巖哥卻沒有像往常一樣給出答案，而是掏出手機看了看時間：“吃不吃宵夜？”看到我搖頭之后，他才說：“那就早點睡，明天還要復勘。”
回到宿舍后，巖哥的床位上很快響起了輕微的呼嚕聲，我卻翻來覆去睡不著。閉上眼仿佛就能看到尸體上的創口、飛濺的血滴。那晚在夢里，我有時是兇手，轉頭又變成了受害人，可無論怎樣，我都看不清兇手的臉。
第二天，巖哥起了個大早，我跟他在飯堂喝了一碗魚片粥之后，就再次去了現場。
晚上的室內現場都需要白天復查，因為晚上光線不足容易漏掉細節。
陽光從半拉開的窗簾照進來，讓房間里明亮不少，可為了查看更多的細節，我依然打著電筒。尸體雖然搬走，可血液的腥臭味經過一晚的發酵反倒變得愈加濃烈，只有那些鮮紅的印跡依然和晚上一樣刺眼。
昨晚一直在關注臥室，白天再來我才注意到屋內地板還是原始的水泥地，沒有貼瓷磚，墻壁上也只是普通的白灰。
屋里的家具和陳設也格外簡單，甚至因為使用多年，看起來比很多出租屋的家具還顯得破敗老舊。
沒有哪個賊會惦記著爬到這里偷東西，我愈發確定兇手是針對何麗萍而來。
我從客廳走到陽臺，那里的陽臺護欄還是老式的菱形水泥格，站在陽臺上，冬日的暖陽照在身上甚至驅散了屋里濕冷的感覺。我再走到陽臺，望下去，宿舍樓外面的黃色的防水漆早已褪色，有些地方甚至已經長出了綠苔，倒是一二樓都安裝了簡易的防盜窗。
我還在探頭探腦地看著陽臺外面，巖哥拉住我指著腳邊橫躺著的拖把，提醒我小心一點。
我順著巖哥的視線低頭望去，拖把的竹竿把手上有點淡黃色的印記。
我湊近一瞧，那分明是半個血指紋。
巖哥一早判斷兇手是從陽臺攀爬進入，盡管現場衣柜里有翻找痕跡，何麗萍的手機也消失了，可他還是覺得這不像是盜竊引發的兇案。
如今看到這半個血指紋，巖哥篤定兇手殺人后也是從陽臺離開，這就更不合理，樓梯口又沒有監控，普通盜竊犯沒必要再爬陽臺離開。
我們把拖把整個帶回去，指紋室的零哥看完之后卻說指紋有變形特征點不夠，就算勉強錄進指紋庫里也沒有太大比中的希望。
他只給了一個模棱兩可的意見：“是有點像王德政右手食指的指紋，但認定不了，排除就更不可能。”
梁峰聽到這個消息后來了勁，在他的理解里，排除不了就有可能，王德政碰拖把，這意味著他想清理現場，只是最后放棄了。而且王德政有家里鑰匙，平常回家怎么會爬陽臺呢？所以他的血指紋出現在陽臺，就意味著反常。
尤其是梁峰這天才問過大院門衛周大爺，核實到鄰居說的何麗萍“愛玩”這件事。
周大爺原本就是廠里的保安，也是少數留在這里的本地人。他干了大半輩子，退休了又在宿舍門口當保安，不僅領著退休工資，還多收了一份補貼。
周大爺記得何麗萍在案發前一天晚上，過了十二點才回到小區，還是他給開的小門。當時送何麗萍回家的是三男一女，這幾個年輕人他也見過很多次，知道是何麗萍的老鄉，幾個人經常一起在外面玩。
“佢就系個撈女！成日都出去蒲！（她就是個撈女，經常晚上出去玩）”
聽到“撈女”這個詞讓我愣了一下。
就在不久前，我第一次去木木家里，拜訪岳父岳母，然后她們村里就有親戚嫌棄我，說我是“撈仔”。
那時候所謂的“撈仔”和“撈女”，就是廣東本地人對外地打工仔的貶低式稱呼。
雖然不愿意承認，但我確實和很多異鄉人一樣，都是在家鄉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才到珠三角這邊“撈”飯吃。
但我對部分本地人這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完全摸不著頭腦，明明他們當中還有不少人，和王德政一樣，也不過是早來些年的粵西人。但因為他們是廣東人，說著粵語，看著我們說普通話的外地人，就覺得自己天然的高一頭。
天天說我們怎么怎么“撈”也就忍了，可現在何麗萍都死了，為什么還要這樣講她呢？我太不理解了。
我們在后續的調查中，走訪了這間工廠和宿舍樓，算是了解了何麗萍的工作和生活圈子。
我也算是第一次知道，如果沒有當法醫，我作為一個普通的外地年輕人，來到這里會過什么樣的生活——
這家機械廠并不是什么高端制造，廠里的工作多是流水線工作，有少量的夜班，工人按照上班時間計算薪酬。
為了多賺一點錢，這里的很多工人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小時，每月只有三天的休息時間。
這種工作強度，是個人下班都會特別累，要好好休息。但實際上，這里年輕的工人們為了能堅持下去，往往會犒勞自己，加個餐或者放縱地玩一玩。這是無可指責的。人如果沒盼頭，活著還有什么意思？
這就在工廠附近催生出了一片繁華夜市，廉價的地攤成排，到處是便宜的夜宵和網吧。
何麗萍剛過二十，下班之后經常玩到很晚才回宿舍。這就成了周大爺口里的“蒲”。我想想也挺可笑的，有錢多金的富二代去“蒲”（出去玩）會引來羨慕的眼光，她這樣的年輕女孩卻要遭受閑言閑語。
更讓我們擔心的是，宿舍區個個都是熟人，周大爺知道的事情，宿舍區自然早就傳了個遍。何麗萍夜里出去，又是和年輕的老鄉玩，這種流言蜚語傳到王德政耳朵里，會不會演變成殺人的動機？
梁峰覺得，這一次很有可能是王德政假意外出，晚上在宿舍等著，發現女友又這么晚回家，才動了殺心。
大領導老秦也認可“熟人作案”的判斷，可他覺得不能盯著王德政一個人，還得搜遍何麗萍的交友圈子。
碰頭會散了，我突然意識到這次開會老秦居然沒爆粗口，還對各種調查進度都格外寬容。
還是新哥在飯堂解答了我的疑問，原來，上一次綁架案被督查問責后，重案隊的士氣明顯低落。再加上最近局里調整，說重案隊的老偵查員有可能去派出所，梁峰肯定是不想走的，但現在政工那邊已經傳言他要離開。
老秦為了穩住人心，不敢把重案隊使喚得太緊，生怕這些要走的人撂挑子不干。
老秦得壓著脾氣哄好梁峰。我們法醫隊的老大釗哥，則選擇了另一種方法，帶頭干。
開完會回到辦公室，釗哥就安排了巖哥去殯儀館，對何麗萍進行尸檢。我則負責帶著照片，再回到機械廠的宿舍給釗哥介紹初始現場情況。
在屋子里看了一圈，釗哥站在一樓，望著斑駁的墻體，轉頭向陪同的治安隊員說道：“揾（找）把梯過來。”
等到治安員拿著五米高的竹梯過來，釗哥把梯子往二樓的防盜網上一靠，順著梯子就爬了上去。
釗哥越靠近頂端，竹梯越感覺有些發顫，我趕緊一邊用腳踩住梯子底端，一邊扶緊梯子。
就在我擔心梯子會不會折壞時，釗哥還半探出身子查看二樓的陽臺和一樓支出去的雨棚。還好沒過多久，他就順著梯子下來，我還沒來得及詢問，他抓著相機又爬了上去。
看著釗哥在上面又是貼比例尺，又是拍照，我知道他肯定是有什么發現。
可我一點都開心不起來，他越有發現，說明早上復查的時候，我們遺漏的越多。
釗哥在一樓雨棚頂拍到一個清晰的灰塵鞋印——
腳掌部分波浪形的花紋清晰可見，這個位置平時不會有人踩踏，幾乎百分百是兇手留下。
鞋印的長度是24.5cm，寬度只有9cm，從鞋印特征分析這是運動鞋，鞋碼不超過40碼。
釗哥在王德政家里找出來的鞋子都是42碼，小腳穿大鞋容易，但大腳穿小鞋就不太可能，他覺得單從這一點就可以否定了王德政的作案嫌疑。
算上這次和釗哥復查，這個現場我都來了三次，總算找到了兇手留下的痕跡。之前在王德政家里提取到的幾枚指紋，除開拖把上認定不了的那半枚，其他要么是何麗萍，要么是王德政的，根本沒有價值。
可惜的是，足跡雖然足夠清晰，可這兩年根本沒有足跡比對的軟件。
釗哥懷疑，是不是小偷作案時殺人，就讓同事去翻最近的攀爬入室盜竊卷宗，查查有沒有小偷留下相同的足跡。
但我記得，師兄巖哥說死者被人用枕巾蓋頭，兇手應該是熟人。往往是在熟人謀殺中，出于愧疚，兇手不敢面對死者的臉，才會選擇用東西遮蔽。再說了，就算這個“盜竊引發殺人”的想法成立，那也應該先查查宿舍樓里有沒有盜竊前科的人員。這樣也能說得通——盜竊入室，熟人作案被撞見后動了殺機。
我把這個想法告訴巖哥，他卻露出想笑又笑不出來的表情：“就你聰明？”
巖哥告訴我，在案發的當天晚上，就已經有同事在核查盜竊前科人員了。像這樣的宿舍區，樓上樓下的住戶非常穩定，誰有偷雞摸狗的行為被抓過，一查就清楚明白，根本花不了太大的工夫。
如今沒有一個能夠鎖定兇手的證據，只能挨個對懷疑對象問話，寄希望于偵查員在詢問中發現端倪。
巖哥這么一解釋，我就明白了，難怪老秦對重案隊忽然變得寬容，原來不單是法醫工作是個良心活，偵查工作也一樣——梁峰他們幾個負責走訪的人，要是不用心，這案子可能真就沒轍了。
巖哥見我想明白了，將加急洗出來的照片往我手里一塞：“現場和尸檢照片都在這兒，寫個匯總吧！”
“可我沒去尸檢啊！”我話音剛落，巖哥就把尸檢記錄本就塞了過來。
“反正就頭上那點損傷，死因是顱腦損傷。”巖哥喝著熱茶吹了口氣，見我還站著沒動又說：“有問題再問我。”
聽到這句話我就知道任務是甩不掉了，只能捏著幾乎被照片撐破的紙袋，拿著尸檢本，垂頭鉆進了電腦房。
第二次碰頭會上，新消息來了，被調查的何麗萍那幾個老鄉，同樣嫌疑不大。
何麗萍被害前一晚，女老鄉張春燕約了她一起去步行街逛街。后來，張春燕收到湖南老鄉的短信，說是一起吃夜宵。于是兩人去了宵夜檔，和另外三位老鄉一起喝粥到十二點。
三位老鄉都是男性，分別叫吳輝，李寒山，羅建華，散場后他們把兩個女人送到宿舍大門口，這時接近半夜一點。
一點十分，何麗萍家里煤氣不夠，就拿著毛巾和水盆去張春燕宿舍洗了澡，這是她最后的行蹤。
梁峰他們調查過，這幾個男女就是何麗萍最好的朋友，都來自湖南，類似的生活境遇，讓他們有更多的共同語言。
2005年時，互聯網剛剛起步，沒有智能手機，更沒有微信和抖音，要發展一個圈子并不容易。最常見的交友方式還是老鄉介紹老鄉，說著一樣的方言，自然更容易玩到一起。
幾個人里面，吳輝剛開始追求張春燕，應該不會對死者何麗萍有啥企圖，那晚宵夜也是他最開始叫的也是張春燕。由于他的個子高大，鞋碼明顯比現場留下的足跡大，他的作案嫌疑基本就沒有。
而另外兩位老鄉，李寒山和羅建華兩人都在港口做保安，住在一個宿舍，上班的地方有監控又嚴格打卡。偵查隊去搜了宿舍，又把兩人的鞋子拿回來檢查過，也沒發現什么可疑。
三個男人都看不出什么問題，他們對何麗萍的印象都停留在“漂亮，容易約出來，愛玩”這樣的程度。
羅建華倒是對何麗萍有些“朦朦朧朧”的想法，但也只是單獨約出來兩三次。他知道何有快要結婚的男友，但不認為自己有什么不妥，“她又沒結婚，我這也不算挖墻腳。”
至于會不會對何麗萍造成什么影響，他根本沒想過。
另一邊，重案隊調取了通話記錄，發現何麗萍的交友圈子也很小，和羅建華之間的短信也看不出越線的地方。
倒是男友王德政的手機里，重案隊發現了一些值得懷疑的地方。
王德政與何麗萍的短信溝通記錄少了幾條。按理來說就算他要刪除信息，也不會挑著刪。
這讓偵查隊里本來已經放棄的梁峰又來了勁，他再次找到王德政，甚至借口說辦公室沒位置，把他帶到了留置室。
不過畢竟沒有證據，他也沒把王德政銬在鐵椅子上，只是讓對方和自己坐在審訊臺邊。
大約是留置室壓抑的環境，讓王德政愈發緊張，看著對方挺直身板的坐姿，梁峰遞了一支煙過去，裝作不經意地問道：“你識唔識得羅建華？”
王德政接過煙，垂下眼皮看了看，別在了耳朵邊，仿佛是下定決心一樣，用力地點了點頭。
他說知道這兩人關系不一般。
王德政其實一直都擔心何麗萍。他已經三十多歲了，何麗萍才二十出頭，廠里就那么大，除開已婚的，年輕漂亮的就沒幾個，他又是司機沒有多少時間認識新的女孩，只能在這些新到的廠妹里尋找自己的伴侶。
何麗萍剛到的時候，他一眼就看上這個年輕漂亮的姑娘，他和廠里那些年輕人比起來，既不會說又不會玩，更不大會哄人，唯一的優勢就是工資高一些，已經有了當地戶口。
何麗萍還需要和人同住出租屋，他早兩年就在廠里買了二手房，盡管那個房子已經又舊又破，可好歹是套正經的兩房一廳。他靠著殷勤送禮，請吃請喝把何麗萍追到手，從合租出租屋搬到宿舍樓的那天，女友還把自己喜歡的明星照片貼在了床頭的墻上。
何麗萍還是年輕人的性子，下班之后就喜歡出去逛街玩耍，可王德政作為司機整天在外面跑，經常下班就想待家里。
他看不起那幾個不著調的年輕湖南人，更融不進他們的圈子，于是他愈發害怕女友劈腿。
與此同時，何麗萍也同樣擔心他出差在外不老實，所以經常查他手機。那幾條刪掉的信息，是因為何麗萍查手機時，翻到兩人聊天記錄，發現是爭執的內容，就刪掉了。
兩個人就這么在信任和懷疑的邊緣徘徊，日常生活自然經常雞飛狗跳。
梁峰問到最后，也沒能挖出什么有嫌疑的“熟人”，倒是讓王德政都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對何麗萍有足夠了解。
看著捂著臉哭得泣不成聲的王德政，梁峰也覺得自己得抓緊找到真兇。
勝哥和我說起王德政的哭泣時，我有些感慨。我無法想象，假如有一天木木遇到類似的事情，我卻被作為嫌疑人調查，我想自己可能表現得比王德政更加失態。
自從我做了法醫實習生，我也理解了王德政這種女友不在身邊，隨時提心吊膽的感覺。
以前覺得安靜靜謐，少有人打擾的小公園都是約會圣地，可當了法醫才知道那都是危墻之下。每次城中村里看現場，只要是女性受害人，我都忍不住擔心木木，她同樣住在以治安混亂著稱的城中村里。
我再次勸說木木同住，我新租下的房子治安環境比城中村強很多，可木木卻格外擔心過來之后不好找工作。
聊了幾次以后我也釋然了，住在一起就要面對柴米油鹽，還有不同的生活習慣和身邊朋友，聽著王德政說自己和女友吵架的日子，我心想這還不如自己和木木每周末約會，距離保持美感的好呢。
我這剛想通了和木木的關系要怎么維系，還沒來得及松口氣，工作那邊傳來的讓我心里一緊的消息——
老秦開始坐不住了。
幾天過去，重案隊和情報隊都拿不出新東西，老秦的臉色也越來越難看。起初他還能忍著不發飆，可隨著機械廠領導的電話打到局領導那里，他的壓力越來越大。
老秦連著兩天召集碰頭會，又親自去詢問過王德政和羅建華，最后干脆待在廠保衛科的辦公室里，一線督辦。
他擺出這種姿態，梁峰這幫偵查員自然不敢歇著，可案件調查始終沒有太大的進展。釗哥又帶著我和巖哥再次復查現場，案發現場的房間已經封鎖了近一周，就算王德政再不急，這個現場也面臨著解封。
我們又在房間里看了一個小時，依然沒有得出新的線索。
從臭氣熏天的房間出來，站在陽臺上，冬日陽光燦爛，朝下望去宿舍樓下的玉蘭樹和桂花樹郁郁蔥蔥。對面十幾米外的宿舍樓，陽臺上還晾曬著各種顏色的衣服，在陽光照耀下顏色格外鮮亮。
右側的宿舍樓圍墻外面是綠色田野，我視線往里收，指著圍墻邊的玉蘭樹，轉頭問巖哥：“那邊能不能爬進來？”
我們走到那，看到三座和二座之間的圍墻上，有明顯黑色污跡和白灰剝脫，玉蘭樹干上也有黑色蹬踏痕跡。
甚至在那邊圍墻外側，還有十幾個磚塊，可以用來墊腳。
這發現讓我們有些意外，釗哥叫了門衛周大爺過來，他看了看，不以為意地說，這是宿舍區一些小崽子弄的。
機械廠這邊，不少老員工有一幫十幾歲的孩子，無法無天。有家長專門和周大爺他們打招呼，不讓這些小子半夜溜出去玩。可廠附近就有錄像廳，游戲室，通宵營業。這些未成年人為了不被門衛看到，偶爾就會從圍墻攀爬進出。
十幾歲，身材矮小鞋印就小，攀爬能力強，年輕人也容易有性沖動，很可能還認識何麗萍。
幾個要素加起來，讓我瞬間想起了巖哥他們的分析意見，我忍不住轉頭看向巖哥，見他微微地點了點頭，顯然他也和我想到了一塊。
尤其是前兩天我專門翻了教科書，又查遍知網的論文才發現，有類似遮蓋頭面部這種行為的案子非常常見。
“熟人”這個概念，也并不是和我最早想的那樣，必須得是吳輝、羅建華這種經常一起約會，一起吃飯的程度才算。有些兇手不過是門衛，光顧過幾次的顧客，甚至幾年不見的親戚都算是這種熟人。
按照這個推論，常年在這些宿舍樓里生活，互相見過很多次的人，都算是熟人。
情報隊按照釗哥的要求，梳理了這兩年機械廠附近的報案記錄：但廠里確實沒有盜竊警情。釗哥又盯上了現場那把鐵錘，開會的時候他提出了一個大家沒想過的問題：“鐵錘柄能不能做DNA呢？”
2004年這會兒，市局的DNA實驗室主要檢驗的都是血跡、精斑，還有煙頭，其他類型的物證很少受理。像鐵錘這種兇器，兇手幾乎不可能受傷，現場自然也不會留下他的血跡，死者身上也沒有精斑。
釗哥查了專門收集論文的知網，發現最新的《刑事技術》雜志上，有用棉簽提取杯口DNA的論文。釗哥覺得既然嘴唇能在杯口和煙頭上留下DNA，那用力抓握的鐵錘柄應該也有機會留下DNA。
這個看法放在二十年后，幾乎所有的刑警都能理解，可當時作為法醫，我們都覺得這不過是異想天開。
我專門了解過DNA檢驗，無論是有機法沉淀，還是用chelex樹脂提取，都受到DNA濃度的影響，像兇手抓握錘柄遺留下的DNA，含量極低，就連省廳也都沒法檢驗。
“省廳不行，部里行不行呢？”
幾經商討，我們法醫建議讓同事帶著鐵錘去了北京，老秦爽快地同意了。
釗哥見領導這么支持，又提出了新的想法，既然現在足跡和指紋都串并不了，與其被動等待，不如主動出擊。
他希望隊里和派出所一起，挨個走訪宿舍樓的住戶，把那些經常攀爬的未成年人摸清楚，也試著打草驚蛇。
或許兇手就這樣冒出來呢？
聽到這個想法，老秦皺著眉頭靠在椅背上，掏出新買的過濾煙斗，插上香煙抽了半支，才彈掉煙灰開了口：
“丟那猩，又要我孭鑊？我就唔信！頂！（TMD，又要我背鍋？我就不信邪，干）”
我不知道老秦費了多大工夫，擔了多大風險，第二天廠里保衛處出了三個人，領著大幾十號警察，從B區5座開始，挨家挨戶敲門詢問和入室調查。
我和巖哥準備了四個物證提取箱，一大卷的物證袋和兩盒手套，就待在廠里的會議室，隨時出動去搜查。
后來我才知道，這是老秦找了廠長，當面聊了半小時，拍著胸口保證不耽誤廠里正常工作，廠長這才點頭。廠里還專門組織干部讓大家配合我們調查。
如果是別的地方，就算是廠里同意了，這么擾民也難免被投訴。可在機械廠，住戶就是員工，他們不太習慣抗拒廠里的安排，因此調查工作進行得還算順利。
隨著調查的進行，偵查員勝哥也記不得自己進過幾個家門，他問過幾個未成年人。住戶名單上標注內容越來越多，隨身記錄本也越寫越厚，可他和自己的師父梁峰就是沒發現真正有嫌疑的對象。
另一邊，我和巖哥提著箱子跑了十幾個房間，看過幾十雙運動鞋，也愣是沒有找到一雙帶血的。
我們入戶調查了一個星期，按照住戶名單所有房屋的都已經查完了，依然毫無線索。
眼看進了臘月，再過十幾天，廠里就準備停工過春節，外地過來打工的員工都會回老家。如果真的有兇手，那也要溜走了。
星期四傍晚八點多，機械廠一樓的會議室，老秦左手夾著香煙，右手翻著調查匯總，每看完一張，就把它抽出來扔在旁邊的會議桌上。無論是站在旁邊等候的梁峰和勝哥，還是坐在角落里的我，都不敢吱聲。
“唰，唰，唰。”
我第一次發現原來紙張翻動的聲音居然如此響亮。
良久，老秦終于看完了匯總材料，把香煙塞回了嘴里，隨后吐出含混的話語，我豎著耳朵努力分辨也只捕捉到一點碎片。
“呢幾家人點解唔入屋嘅？佢哋唔系都有男人?咩？（這幾家人為什么沒進屋？他們不是也有男人嗎？）”
梁峰翻出記錄本看了兩眼，沒有辯解：“我而家即刻去！（我現在立刻去）”
勝哥偏了偏頭，我趕緊拎著物證箱，跟在后面逃離了會議室。
我寧愿做次無用功，也不愿意單獨和老秦坐在會議室里。
我跟著梁峰和勝哥，按照老秦劃出的名單，連著查了兩家，都沒有發現什么異常。到了第三家樓下，看著樓道旁邊的寫著4座的標牌，我下意識扭頭看向樹影后邊的宿舍樓——
這里不就是命案現場正對著的樓嘛。
我站在這里，似乎還能聞到命案現場那些腐臭的血腥味，當然我知道早在一個星期前，命案現場已經解封，據說王德政把整個床都搬出去扔了。
順著樓道上了三樓，開門的是一個中年婦女，她是戶主柳娟，梁峰亮了證件，態度強硬地擠進了房子。
這套房子外觀和命案現場一樣陳舊，可等我進了門，才發現地板不僅鋪了瓷磚，墻上還都刷了乳膠漆。盡管沒有什么值錢的家具和用品，但看起來也都是結實耐用的樣子，和王德政家里那種簡易出租屋風格完全不一樣。
勝哥還在試圖和柳娟解釋，可梁峰卻直盯著關著的客房門，隨后他就繞過屋主，快步走了過去，一把擰開房門。
一個二十多歲的男人，穿著黑色外套，坐在電腦前，一手握著鼠標正在玩游戲。他看到梁峰推開門，松開鼠標站了起來，堵在了門口：“你哋做乜嘢？（你們做什么？）”
“賀禮輝？”梁峰掏出名單確認了之后，就想擠進房間。
“你哋憑咩入來？（你們憑什么進來）”賀禮輝瞪著眼睛，死死攔著房門。
站在客廳的柳娟也過來幫腔，說自己的兒子，向來不讓別人進房間。
梁峰見他們態度強硬，又退回了客廳和柳娟交談，我偏頭看了一眼電腦屏幕，上面是熟悉的畫面：“英雄無敵？鬼兵？”
“你也玩？”男人見我站在門口沒有硬闖，原本放在門框上攔住的手也放了下來。
我順著話頭聊了幾句，問起他是否知道隔壁樓發生命案的事情。賀禮輝點了點頭，指著電腦旁的窗戶告訴我，對面就是何麗萍家。住這么近，他肯定聽說了命案的事情。
案發那天他打游戲到一點多，直到游戲勝利才休息，因為睡得熟半夜也沒有聽到什么動靜。
“也玩的這個？”我這種電腦上的游戲畫面，這款游戲我在大學就玩過。當時我沒有電腦，經常都是等同學晚上要休息了，我才能玩一會兒。聊了幾句游戲的事情，賀禮輝放下戒備，走回電腦前點了存檔。
我順勢跟了過去，看他隨手按下一排1，建了新的存檔。
勝哥這時走了過來，賀禮輝轉身和勝哥說話，我順手動了一下鼠標，快速地查看這些存檔。
勝哥進屋掃視了一下房間，伸手掀開電腦桌邊的窗簾望出去，盡管是夜里，可我依然一眼認出對面黑漆漆的屋子，就是何麗萍的家。
如果是白天，我想坐在這里能夠清晰地看到對面的廚房和小陽臺。
這不就有可能是“熟人”嘛！
從賀禮輝的房間出來，我剛要開口，梁峰示意我們出去，直到下到一樓，他才開口。
柳娟和何麗萍是同一個車間上班，一年前她還試圖把兒子介紹給女孩，只是兩人見了幾面也沒成。柳娟看出何麗萍喜歡出去玩，覺得這和喜歡宅家的兒子性格不大合適，這才放棄。
梁峰也問過案發那天的情況，雖然柳娟推說什么都不知道，但他總覺得對方隱瞞了什么。
等到梁峰說完，勝哥才輕輕地撞了撞我的肩，示意我說說剛才的發現。
其實在屋子里我就想說，賀禮輝的電腦存檔有問題，案發當天他玩游戲到一點多才結束。
可我看到案發那天的存檔，最晚是十二點半，英雄無敵的游戲機制，越到后期變數越多。經常玩這個游戲的人都會開啟自動存檔，而關鍵節點都會再多存幾個檔。
正常情況那天最后的游戲存檔，應該在結束游戲前幾分鐘到十幾分鐘，最多也不會超過半小時。
他很有可能撒謊，而且他的身高只有一米六五，鞋碼偏小剛好符合現場鞋印的大小。
“唔可以硬闖，我返去攞搜查！（不能硬闖，你回去拿搜查證）”梁峰讓勝哥守在樓下，他拿著車鑰匙就往回走，路上就開始安排人走審批流程。
有老秦坐鎮打招呼，文書審批很快，沒過半小時，梁峰和另外兩個重案的同事，帶搜查證趕了回來。
等到我們再次敲開柳娟房門，看著幾個警察把搜查證拍在桌子上，穿著拖鞋的賀禮輝也被重案的同事趕到客廳時，我注意到對方明顯繃緊了身子。
電腦桌的抽屜里沒有什么東西，床上也沒什么異常，衣柜里的衣服也很干凈，最終我把目光集中到了床下。
那里擺著一雙黑色運動鞋，鞋面干凈，鞋底圓點的凸起上一點磨損都沒有，這是一雙新鞋子，花紋和現場足跡完全不一樣。
就在我準備站起來時，勝哥拿著電筒往床底掃了掃，我發現床底靠內側的地方還有一個黑色的鞋盒。
我伸手試圖把盒子拿出來，指尖卻剛夠摸到盒子側面，勝哥見我趴著身子摸了幾遍也沒成，也戴了手套趴在地上。靠著高個手長的優勢，他一下子就把鞋盒扒了出來，勝哥順手打開鞋盒，里面躺著一雙黑紅相間的鞋子。
我伸手拿了出來，前面是波浪形的條紋，后面是菱形的凸起，和現場的鞋印一模一樣。
有了鞋印做突破口，我和巖哥又在鞋底的紋路里提取到了血跡。賀禮輝很快承認是他殺了何麗萍。
柳娟和賀禮輝母子倆是粵西人，他們一家十年前就過來打工生活，丈夫去世后，柳娟就挑起了家中大梁。
賀禮輝大專畢業后在機械廠里上班，最初母親介紹何麗萍過來，他對這個長相漂亮的女人也很心動。但是后來，賀禮輝畢竟內向，跟何麗萍完全聊不到一塊，同時，他的錢又都是母親掌管，也不太舍得給何麗萍買什么東西。
兩人約了幾次，何麗萍就嫌棄他吝嗇無趣，后來兩人也沒在一起。
賀禮輝的心態是矛盾的。他跟母親來這邊已經有十幾年，知道自己不是本地人，就算粵語說得再好，也永遠拿不到本地村里的分紅。他也想過，如果自己是純正的本地人，肯定有更好的選擇，至少母親不會盯著廠里的外來妹，他也不會看得上何麗萍這種外地的“撈女”。
所以他沒有挽回何麗萍，甚至在王德政剛開始追求這個女孩的時候，賀禮輝還有些鄙夷，覺得對方太“舔”。
“這樣的廠妹根本不值得這樣追求”。
變化發生在何麗萍真搬到了宿舍區，和王德政同居開始。原本賀禮輝也沒什么想法，可架不住那兩人就住在他家對面，他只要從窗戶望出去，就能看到何麗萍和王德政成雙成對，再看自己空蕩蕩的房間，心里愈發不平衡。
他搞不懂為什么何麗萍這樣一個外地“撈女”，寧愿跟王德政這個傻大個住破房子里，也不愿意跟他這個大學生。
時間長了，他發現何麗萍喜歡晚上出去玩，尤其是王德政不在家的時候，對方經常十二點之后才回家。宿舍區的風言風語，也讓賀禮輝覺得何麗萍就是個“愛蒲（鬼混）”的女孩。
天熱的時候，何麗萍在家中還經常穿著清涼，這讓他覺得對方是人盡可夫的貨色。
他不止一次幻想過，自己怎么翻墻入室欺辱何麗萍。
案發這天晚上，賀禮輝打游戲休息的時候，剛好看見何麗萍從張春燕家里洗完澡出來。
凌晨三點鐘，宿舍區家家戶戶都熄了燈，只有樓下還有幾盞黯淡的路燈，賀禮輝從床上爬了起來。他順著防盜網和排水管，很容易就爬上了三樓，這也是他幻想過無數次的路徑。只是他沒想到的是，盡管臥室關了燈，可他推門進去的時候，何麗萍還躺在床上玩手機。
看到陌生人進屋，何麗萍下意識開燈坐了起來，她本來已經喊了一聲有賊，隨后大約是認出了他，就站起來質問賀禮輝怎么進的屋。
兩人吵了兩句，何麗萍又要喊叫，賀禮輝操起床邊地面的錘子，順手砸在了何麗萍頭上。
等他停手之后，何麗萍已經一動不動地半躺在床上，他撕開對方衣服，可自己卻怎么也沒有性沖動了。
看著何麗萍頭發凌亂滿臉鮮血的樣子，他有些害怕就扯了條毛巾蓋住她，他又試著搬了一下尸體，最終還是放棄。
賀禮輝正準備從門口出去時，剛好聽到門外有動靜，他擔心走樓梯被熟人看見，干脆又從陽臺爬了下去。
回到家里，他換了衣服，又洗了一遍澡才睡。
第二天，他就在廠門口買了新的運動鞋，把舊鞋子塞在了床底。
柳娟在案發那天晚上，聽到了兒子回家換衣服洗澡，第二天聽聞命案后她也有所懷疑，但還是覺得不大可能。
梁峰詢問的時候，她仍在一直推脫。
歷時半個月，案件終于告破。還得多虧在賀禮輝家找到的鞋子，鞋底的血跡檢出了死者的DNA；而那個送去部里的錘子，卻沒能檢出賀禮輝的DNA。
年前排春節值班表的時候，巖哥又把這個案子拿出來討論，很多技術細節到最后也沒弄明白——賀禮輝犯案的時候，根本沒有做什么防護，可偏偏我們就沒能在現場提取到他的指紋，而水泥地板上也留不下清晰的足跡。
拖把上的血指紋到最后也是個謎，那半個指紋最終也沒法認定是不是賀禮輝所留，他也記不得碰沒碰過拖把。
這個案子在當時困擾了我們很久，花了很多警力，可要是放在今天，無論是遍布的攝像頭，還是更先進的指紋和DNA技術，它們每一樣都能讓案件更早告破。
就像案子有結尾一樣，每年臘月二十幾，法醫辦公室就會排好班，各自請好假準備過年。
2005年2月6日，過年前的那個周末，我離開了廣東。從廣州到成都，飛機只需要兩小時四十分鐘，背著雙肩包從機場出來，父親和母親已經在機場出口等我。
雖然已經提前知道木木不會跟著我回家，但我總覺得爸媽的喜悅中帶著淡淡的失望。
停車場里沒有熟悉的那輛紅旗小汽車——父親破產欠債后，就將它變賣了。父母一起坐出租車來接我，一路上父親都帶著微笑，母親一直關心我是否穿得足夠暖和，飛機上的飯菜是否吃得夠飽。
回到村里的老房子，除了原本就在一樓的車庫里牽了一根鐵絲用來晾曬衣服，似乎一切都沒有變化。
臘月二十九，除夕前的那晚，還是在車庫隔壁的辦公室，我幫父親給最后一個上門的債主寫完欠條——
他們是村里的工人、鄉里的司機和一些水泥砂石供應商。去年除了工人的工錢結清了，其他人大多是打欠條。今年除了個別的砂石水泥款沒有結清，打了五萬多元的欠條，其余欠款全部結清。
父親怕我擔心還特意解釋說，不是結不了，而是擔心明年貨物質量，必須扣住一點貨款。
除夕那晚過了十二點，父親和往年一樣在屋子門口擺上大紅鞭炮，把手里的香煙遞給我，讓我去點火。
接過香煙，我點燃了鞭炮引線后迅速跑開，鞭炮噼里啪啦在身后炸響，火藥味的煙霧一下子把院子填滿。
我看著父母的微笑，忽然惦記起回廣西過年的木木。
她那應該也擺著不少金桔盆栽，會有更多的紅燈籠，一列列返鄉的火車和回家路，除夕將至，都要平安。
這個故事里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這一句話——
“因為他們說著粵語，看著我們說普通話的外地人，就覺得自己天然的高一頭”。
我曾經問過在廣東工廠打工生活過的朋友，是否有因為語言而被排擠的感受？他們都說早前可能有，但越來越少，因為大家都用微信了，交流變得容易了，不像以前那樣，只能和聽懂彼此說話的老鄉玩。
人一旦不困在封閉的空間和關系里，對人的理解就會豁然開朗。
故事里人人說何麗萍是撈女，其實就是他們被困住的一種證明。他們沒一個人了解這個女人，甚至懷疑她的未婚夫，都是最后才知道，原來她是太需要放松，從未做過什么壞事。
所幸那樣的時代正在遠去，當下的人也更有耐心，去理解和共情另一個陌生人。比如此刻正在看故事的你。
另外，這也是法醫實習生系列的最后一篇故事，我曾問小刀，寫完以后他想到了什么。
他是這樣說的：
“想起了曾經的廣東，一個個外工村和工業區，全國各地涌來的務工人員，組成整個蓬勃發展的珠三角。
還想起當年的自己和與自己一樣的年輕人們，從遙遠的小村莊千里迢迢來這邊謀生，本以為能有更大的世界，最后卻也不過是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無論是寫字樓，還是城中村，又或者是工業區，每個人都在為自己未來和夢想努力，每個人都在追求多一點收獲和幸福。
有人削尖腦袋往上鉆，也有人踏實往上爬，同樣有人往下作惡。每個人也都在這個時代的洪流里，得到了自己的結局——有的還飄在空中無依無靠，也有人找到了新的家園，同樣有人墮入了泥潭。
我常常感嘆，工作有實習的時候，法醫有實習生，人生卻永遠都只有一次，沒有練習的機會。
而我將自己記憶里的廣東寫了下來，也算是一個告別，告別當初不那么好的日子，比較亂的環境。也借此提醒自己，現在安穩的生活并非一蹴而就，像剛入行那樣，繼續戰戰兢兢地努力走下去。
祝大家新年快樂，年年快樂”。
最后再跟大家說一件大事兒，這個系列在公眾號上完結，也意味著在線下即將出版，成為《我的骨頭會嘮嗑》天才捕手法醫系列的第四本書，還沒有購買前面三本的也不急，可以掃碼下面的鏈接，價格全網最低，春節也發貨??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小旋風
插畫：超人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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