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62年5月14日深夜，羅湖橋頭。
一位剛熬完12小時大夜班的香港警察，揉了揉充滿血絲的眼睛，望著探照燈光柱下晃動的草叢，嘴里蹦出一句挺不合常理的話：
“這哪是邊界線啊，分明就是個打仗的戰壕。”
沒錯，這地方看著確實像剛交過火，可你要細看雙方的配置，那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這頭是全副武裝的五千名軍警，天上飛著直升機，水里跑著快艇，手里牽著大狼狗，腰里還掛著催淚瓦斯；再看那頭，那是成千上萬個老百姓，別說武器了，好些人腳底板連雙鞋都沒有。
這兩撥人之間沒啥深仇大恨，唯一的矛盾點，就在于那個刻在骨子里的念頭——活下去。
后來人提起這事兒，總管它叫“大逃港”。
可在1962年那個春寒料峭的季節，這壓根不是什么簡單的搬家，而是一場拿著性命做籌碼的概率游戲。
咱們把日歷翻回那年年初，你要是站在深圳龍崗西村的村口，就會發現擺在村民跟前的路，其實窄得只剩兩條。
第一條路：死守。
這條路的結局，基本上板上釘釘。
廣東沿海連著旱了三年，地里的土裂得能塞進拳頭，村里的井水早就混成了泥湯子。
像龍崗、坪山那一帶，樹皮都被刮得干干凈凈，大伙兒只能撅著屁股在河溝里刨草根吃。
數字最能說明問題：過春節那會兒，龍崗西村也就剩下不到四十口人，可就在十天前，這村里還有兩百多號人呢。
人都去哪了？
沒人敢問，大家伙兒也就是抬頭看看，誰家房頂上還冒煙。
守在這兒，大概率就是跟那消失的一百多人一樣，不聲不響地餓死在炕頭上。
第二條路：跑。
往南邊沖，跨過深圳河，去香港。
這條路那是充滿了未知數。
前頭有帶刺的鐵絲網，有爛泥塘，有深不見底的水坑，弄不好還得被抓回來。
不過，那會兒坊間瘋傳著一個有鼻子有眼的信兒：“那邊正過節呢，邊界就敞開三天，腿腳快的能活命，慢了就沒戲了。”
對于一個已經走投無路的人來說，只要這“死亡率”沒到百分之百，那就是救命稻草。
于是，饑餓把復雜的人性擠壓得只剩下一個動作：沖過去。
這場豪賭的第一個關口，就是挑路。
當時的這些“闖關者”可不是流浪漢，里頭有種地的，有教書的，大多是拖家帶口。
臨出發前，他們得在三條所謂的“生死線”里選一條。
頭一條：中線，鉆羅湖的涵洞。
看著像是抄近道，其實是在玩命。
好多人把自己塞進蛇皮袋子里，趁著黑燈瞎火被人推進下水道。
這事兒最怕的就是沒法控制——出口那么窄，氧氣又稀薄，要是前頭的人卡住了，后頭的人壓根不知道，還照樣往里推。
有個事兒說起來都讓人揪心：一個七歲的小閨女被塞進涵洞，半道上缺氧暈過去了。
等人把她拽出來的時候，小臉烏青，氣兒都沒了。
第二條：西線，從蛇口游過去。
這得要身板硬朗，還得有家伙事兒。
5月初的蛇口水面上，一夜之間就跟下餃子似的。
大伙兒抱著輪胎、油桶，甚至有人把空的汽水瓶子捆成一排當救生圈，撲通撲通往海里跳。
這兒最大的麻煩是“人擠人”。
幾千號人一下水，喊娘的、罵街的、喊救命的亂成一鍋粥。
有人直接被后頭的人踩進淤泥里，連個泡都沒冒就沉底了。
在西灣大橋底下的鐵絲網邊上，枯草堆里曾經刨出來三具尸體，臉腫得沒法看，手指頭死死扣在網眼里。
后來有人在上面蓋了塊麻袋片，留了句話：“水太深，別走這兒。”
第三條：東線，翻梧桐山或者走沙頭角。
這就看誰命硬、體力好了。
梧桐山腳底下，后來清理出十一具尸體，全是年輕力壯的小伙子，不是失足摔死的，就是把血流干了。
不管選哪條道，那會兒大家嘴里只有一句話：“前頭的快跑，后頭堵死啦！”
就算你命大，沖過了這道自然屏障，真正的較量才剛拉開序幕。
這就得說說當時的第二個狠角色——港英政府。
在5月中旬以前，看著這烏泱泱的人群，港英政府的態度其實挺搖擺。
可眼瞅著每天涌進來的人數過了四千大關，香港本地的社會承受力那是徹底亮了紅燈。
這背后的算盤打得很現實。
當時的香港工會直接拍了桌子：新來這么多人，工錢肯定得跌，本來房子就不夠住，這下更擠了。
這種擔心沒過兩天就變成了真刀真槍的沖突。
6月3日，太子道的一個工地上就炸了窩。
十幾個老工人把工頭圍了起來，為啥？
因為工頭招了五個剛逃過來的，工錢直接給砍了一半。
在那樣的壓力下，九龍深水埗的建筑工會甚至放了狠話：“政府要是再不封關，我們就罷工。”
既然社會成本已經高過了同情心，港英政府的臉立馬就沉了下來。
5月14日，一道死命令發了出來：逮住非法入境的，一律遣送回去，不審也不記。
這就是一場不對等的“圍剿”。
五千多名警察、特勤、憲兵鋪在邊界線上，十米一個崗，每個崗帶條狗。
鐵絲網是雙層的，三米高，頂上全是倒鉤。
直升機在頭頂上嗡嗡轉，探照燈把晚上照得跟大白天似的。
對于逃難的人來說，被抓雖然死不了，但那個結果比死還難受——遣返。
大卡車拉著一車車被抓的人，一趟趟往羅湖橋送。
車門一開，那邊接收，剃光頭、登記、掛牌子。
胸前掛個木牌，上面用毛筆寫著五個大字：“非法越境者”。
可這兒出了個怪事兒：邊界線上出現了“回流潮”。
白天被送回去的人，晚上頂著個光頭又趴在了鐵絲網底下。
越封越跑，越跑越多。
有個人連著被送回去三次，第四次好不容易沖進了九龍，結果腳剛踩上旺角的馬路就被巡警摁住了。
當時有個記者拍了張照：這人臉上全是血道子，身上的衣服爛得跟從土里刨出來的破布一樣。
為啥這么死心眼？
因為在他們心里的賬本上，這壓根不是試一試，而是唯一的活路。
“過去就是人，回來就是鬼。”
這話不是修辭，是大實話。
面對這么慘烈的沖撞，香港老百姓的心里防線起了微妙的變化。
有個細節特有意思：雖說工會嚷嚷著新移民搶飯碗，可真當那些難民活生生站在眼前的時候，普通香港市民的第一反應是——救人。
從6月中旬開始，九龍的好些個教會、私塾和村子自發湊了個“臨時救濟會”。
這幫人不登記，不掛牌，就干一件事：送吃的。
這是一種沒法言說的默契。
從元朗開出來的小貨車，每天后半夜兩點停在羅湖附近的荒地上。
車上卸下來的干糧包里裝著粥、咸菜和鹽巴，用布包得嚴嚴實實，藏在草窩子里。
沒人接頭，也不用接頭。
一旦被逮著，車扣了，東西燒了。
有個姓李的司機，有一回送飯被警察追，慌不擇路把車開進了溝里，腿摔斷了，車也燒成了光架子。
可他后來跟村里人說的一句話，代表了當時好多香港人的心思：“送一回是不夠吃，但也比眼瞅著他們餓死強。”
這種幫忙甚至搞到了海上。
荃灣碼頭的漁船開始定點往紅樹林灘涂上扔東西。
船不靠岸，就照著坐標甩包。
船頭掛著白旗，包里裝的是衣裳、餅干和干凈水，里頭還塞張紙條：“過不去的，就等雨停。”
那一刻，冷冰冰的制度鐵墻，被人情味兒撕開了一道口子。
就像英國《觀察家報》那個駐港記者寫的那句話：“線外頭是活生生的人，線里頭是死板的制度。
等到6月下旬雨季來了，封鎖也更嚴了，這場大規模的逃亡才慢慢消停下來。
可那些卡在“夾縫”里的人，成了這場悲劇最后的尾聲。
他們進不了香港，也回不去內地，只能躲在蘆葦蕩、廢墟堆里，被人叫作“懸空人”。
在羅湖大橋底下的草堆里，有人發現過一個用破尼龍袋和樹枝搭起來的“窩棚”。
一家六口擠在里頭，孩子發燒三天了動彈不得。
女人接雨水洗衣服，用泥水煮飯，半大的小子去垃圾堆里翻爛菜葉子填肚子。
更有甚者，為了不再挨餓，主動站出來暴露目標，盼著被抓回去。
“至少回去還能喝口稀粥。”
你琢磨琢磨，這得絕望成啥樣，才會覺得被抓也是一種福氣。
1962年的這場事兒，最后留下的數據是冰冷的。
整個5月份，平均每天有四千人哪怕豁出命也要過界。
但比數據更讓人震撼的，是這后頭那股子近乎野蠻的生命力。
幾十萬人拿肉身子去撞邊界線，這不是為了叛變，也不是為了發大財。
他們就是為了給家里的老人討口飯，為了背上的娃娃能熬過那個春天。
在這場沒硝煙的仗里，沒啥戰略，沒啥指揮，剩下的全是本能。
你要問他們為啥敢往槍口上撞，往深水里跳？
對于那會兒的他們來說，只要前頭有一丁點兒活路，背后的萬丈深淵就不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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