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鼎新：像他這樣敢作敢為、直來直去、勇于擔當的官員，正在成為過去

▲《時代人物》雜志，2025年6月

我想展現的是：是什么樣的舞臺塑造了他，成就了他，并為他的即興“演出”提供了深層的語法？在這個問題之外，本書還有另一重意義——如何在一個快速變動的時代，以個人的膽識和智慧，真誠的回應舞臺上不斷變換的場景。

——趙鼎新

初見王軍，是在幾年前的一場會議上。會間我們聊了很久，很投機，但真正讓我記住他的是一次偶遇。那天晚上，他提前離會，我在路口撞見他，他手里抓著一個沒扎口的黑塑料袋。

“扔垃圾？”我問。

“趕飛機。”他答。

“行李呢？”

他晃了晃塑料袋：“這就是。”

這一幕仿佛是他性格的寫照：率性、隨意、話語簡潔又不乏幽默。我們很快成了朋友，盡管當時我并不清楚他曾在西安為官多年，做過不少實事，口碑甚佳。

直到讀完《無劇本出演》，我才對王軍的過去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書中呈現的，是一個敢作敢為、機智果斷、與時俱進的官員的行事、觀察與體驗，以及他對人、對事、對社會的入木三分卻點到為止的評論。讀來既有時代感、西北感、在場感，也透出作者的鮮明個性。

從社會學的視角看，王軍大學畢業后工作的三十多年，正是中國改革開放最為關鍵的時期。干部性質、官場生態、經濟發展、信息流通、民風民俗與社會關系和沖突形態，都在劇烈變化，而這些變化在他的筆下得到生動再現。《無劇本出演》不僅是個人回憶，更是一份珍貴的史料。

考慮到書名是“無劇本出演”，而演出必有舞臺，我將評論定名為“王軍的舞臺”。我想展現的是：是什么樣的舞臺塑造了他，成就了他，并為他的即興“演出”提供了深層的語法？在這個問題之外，本書還有另一重意義——如何在一個快速變動的時代，以個人的膽識和智慧，真誠的回應舞臺上不斷變換的場景。

一、清朗之風，尚未退場——

王軍從政初舞臺

王軍出道時的運氣不壞。大學畢業、涉世未深之時，他進入的并不是一個關系盤根錯節、問題根深蒂固，容易把青年人“染污”的鄉鎮或縣委，而是一個相對單純、正在走向開放的宣傳部。對中文系出身的他來說，這不僅提供了容易展露文字才華的舞臺，也讓他立足于一個容易被人注意到的關系網絡位點。

然而，王軍的“運氣”只有在以下的社會大背景下才得以成為事實。1982年，王軍進入西安市宣傳部時，中國的官僚體系正處在一個獨特的過渡期：文G前的老干部大多剛恢復工作，文G中春風得意的干部相當部分已經撤職甚至是受到處分和刑事處罰，而革命時期的道德倫理卻仍然影響著一代官員。

可以說，雖然“文G”造成的種種災難亟待撥亂反正，當時官員的思想也普遍受到束縛，但就官員的個人操守而言，那個時期是一個相比今天好得多的年代。

▲電影《背靠背，臉對臉》

從《無劇本出演》中可以清晰看到，這段歷史境遇對王軍的早年仕途影響很大。他筆下早期職場的記憶，幾乎都圍繞著同僚的作風：對新同事真誠相待（《寫材料》）、身居清貧仍嚴于律己（《干事老趙》《辦公室主任老劉）、上下級關系平等而有原則（《部長老左》）、副省級高官受輕慢后轉瞬釋懷（《寇老》）、對遠道來訪者滿懷人情味的接待（《上海王偉》）。這些故事折射的，是文G剛結束時干部作風的延續。

王軍曾為陜西省委副書記安啟元擔任兩年秘書。1993年離任前，安對他說：“別人是大樹底下好乘涼，在我這兒是大樹底下苗不長。你來我這兒是正處級，回去也按正處級安排，以后要靠自己，好好工作。”

這番話并非生分，因為二人日后成為忘年之交；它反映的是，雖然市場化初期以“官倒”為代表的官場F敗已經在滋長，但八十年代的清朗作風在九十年代初仍存余溫，安啟元的這番話與不久后長達二十余年的“秘書當道”的局面形成了鮮明對比。

王軍曾對我說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相比理工科出身的官員，國內中文系畢業后從政的大貪W犯要少得多。”這并非統計學結論，但卻與我看到的事實大致相符。道理并不復雜：中文系出身的干部，更容易受到傳統典籍中傳統道德倫理潛移默化的影響。

對王軍而言，還有第二道影響——早年職場環境的影響。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無劇本出演》第一部分《機關干部》中，他幾乎滿篇記錄的都是機關干部的清廉。此外他還用不小的篇幅追憶與他有“如師如父”之誼的安啟元（《我眼中的安啟元同志》）。那些人和事，顯然在青年時代的他的心底刻下了印記。

二、黃金時代，政績斐然 ——

王軍從政的四個素質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中國迎來了長達二十余年的井噴式發展——經濟、城市化、生活水平、交通、通訊全面提速。有那么幾年，全國幾乎成了一個巨大的工地，到處是機會，到處是熱火朝天的建設場景，同時也到處充斥著混亂與失序。

對于即將下崗的工人和剛剛進城的農民工，這是一個充滿不確定的年代；對于抱著老體制思維不肯轉變的人，這是一個失意的年代；對于敢闖敢賭的人，這是遍地機會的樂園；而對像王軍這樣正值壯年、意欲大干一場的年輕官員來說，這正是黃金時代。

王軍主管雁塔區前后，正逢中國城市擴張的關鍵期。雁塔區在此階段面積擴展到152平方公里、人口擴大到上百萬，囊括了城市邊緣的村莊、垃圾場、荒地與墳場。

這情況并非西安獨有，全國各大中城市的區長、區委書記幾乎都面臨類似局面。在那個經濟高速發展的背景下，房地產和城市建設亮點比比皆是，王軍的政績若僅從這些角度看，并無特別之處。

但今天回望，他的獨特之處恰在于：在全國沉浸于以房地產拉動的粗放建設、城市面貌日益雷同之際，他率先推動綠色城市建設，在不犧牲GDP的前提下，為西安的腹地地區留住了一大片綠地，安裝了一顆“城市之肺”。

▲王軍主管雁塔區時

這是一個很大的貢獻，而促成此成就的，是他具備的四個素質：善于調查學習、有前瞻性、有品味、有節制。

?善于調查學習——王軍一到巴黎訪問，就敏銳地捕捉到了西方“城中一片森林”的城市設計理念。回國后，他決心將大雁塔南邊從滻河到杜陵之間的垃圾堆放場所、磚瓦窯、墳場改造成“杜陵萬畝森林”，并因地制宜地建設一個近五千畝的城市濕地“雁鳴湖”，為今日的西安滻灞生態區奠定了基礎。

值得指出，王軍的這種能力并非來自書本，而是來自對新的信息的把握能力，以及深入一線與農民交談、考察水文條件的實地調研。

?有前瞻性——《開墻透綠》一文中寫到，2003年市里推動街景整治，他提出“雁塔區要有進有退，商業街要提質增容，一般街道拆除簡陋的門面房，盡量開墻透綠，讓單位內部綠化和街道融為一體。”

據我所知，上海是少數較早開展“開墻透綠”的城市，但即便如此，其時間也應該在2003年后，王軍的前瞻性眼光可見一斑。

▲大雁塔

?有品味——他的審美和判斷貫穿《無劇本出演》，尤其在《聽松》《溪山之憾》《傾國傾城》中最為鮮明。在《聽松》中，在一個設計院關于劉邦長陵改造方案的匯報會上，王軍對此方案做了如下的總結“西式花園、草坪廣場、亭臺樓閣、硬化道路”。

接下來他在會上說：“你這哪里是長陵方案，這是凡爾賽方案，花錢多，還辦壞事，后人會罵我們”，并當場拍板：“不再做方案，種樹，成片的黑松。”參觀過國內新打造的旅游景點的我們應該會覺得王軍對這一方案的概括十分傳神。可以說，他的這份審美與判斷力，在國內眾多千篇一律的“景觀工程”面前顯得尤為可貴。

《傾國傾城》中，他對麗江旅游開發的針砭更是一針見血：“麗江發展商業旅游給了我們很多啟發，但是將原住民大量遷走，一些好的生活方式和傳統文化也隨之流失，很可惜...... 城市首先是給人用的，其次才是給人看的。”

直白地說，麗江全面遷出原住民，換來數以萬計的高度同質化旅游商品店，以及旅館、民宿和飯店，將麗江的原有韻味毀于一旦，麗江案例是世界級文化遺產在發展旅游過程中遭到毀滅性破壞的教科書級別的案例。

▲商業化的麗江

在讀王軍的《無劇本出演》時，我常感嘆：要是當年國內各級主官的品味能有王軍的一個零頭，該有多好？若如此，今天的中國也許不會到處撒滿著那些投資巨大、缺乏特色、質量低劣、卻門可羅雀的“旅游景點”。

?有節制：有節制，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件極難做到的事；而對于手握大權、又有強烈施政意愿的主官而言，則更為不易。然而，這恰恰是王軍為官的一大特色。

王軍的節制感在其書中多有體現，而在《選擇出來的“滻灞流派”》一文中則表現得淋漓盡致。文中展現了他在2004年被任命為滻灞生態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后，面對主官最關鍵的課題——方向性的政策選擇和考量——所做出的取舍。

在整篇文章里，王軍沒有使用諸如“頂層設計”“生態文明”這類放在此處顯得空洞的口號，而是直接與讀者分享了在多種可選方案面前，他的抉擇與思考。以下是部分摘錄：

“我們壓抑了內心對轟動效應、快出政績的沖動，沒有盲目追求大水面，采用了盡可能尊重自然、追求長遠的第二方案。”

當第二個方案又細分為兩個選項時，他說：“我們克制了快出形象、賣地賺錢的誘惑，仍然采用了使城市更具美感、生態效益最大化的第二方案。”

在河道駁岸的修建上，他同樣面臨兩種選擇：“一種是像大多數城市河流一樣，對河道截彎取直并駁岸硬化，成本低、工期短，更容易達到防洪標準另一種是不改變自然岸線，河道隨彎就彎，駁岸硬質部分不出水面，水下‘硬包軟’（石料砌在表面），水上‘軟包硬’（石料覆土并種植蘆葦固土），使其更像自然駁岸。”

▲西安護城河

最終，他選擇了后者，正如他所說：“我們同樣把尊重自然、重視生態、城市的詩意與美感放在前面，選擇了第二方案。”

如此重大的決策必然是集體決策，而王軍的文章中也清楚呈現了這一點。但這些選擇與他以往的決策方向高度一致，足見其間烙印著主官王軍鮮明的特色。我尤其欣賞這篇文章，因為它不僅展現了成熟期的王軍，更讓人看到他一以貫之、彌足珍貴的節制。

三、當官場從“清風正氣”走向“說情跑官”——王軍的無劇本出演

應該說，整本《無劇本出演》讓我讀得最為津津有味的，是《雁鳴啁啾》這一部分。此部分占據了全書近四分之一的篇幅，記述了1997年至2005年間王軍在雁塔區擔任主官的經歷，內容極其豐富，幾乎可以說是中國城市擴張最快速時期的一個全景式縮影。

在這里，我們不僅能看到伴隨快速城市化進程而到處可見的利益沖突、由此引發的上訪與群體性事件，還能看到王軍應對這些事件的方式和手段——這些方式和手段既體現了當時官員處理此類事件的一些共性，又處處可見王軍的變通、果斷和富有人情味的一面。

▲許倬云和王軍

稍加留意，我們還能從王軍的行文中嗅到中國官場性質的變化。早期較為普遍的廉潔現象在這個階段的描寫中逐漸淡出，而一些新的官場現象則成為王軍不得不加以認真對待的現實。

比如，在《清風正氣》中，他提到“說情跑官”之風，并稱在他的治下得到了遏制。對此我相信，但必須指出，這類現象此后在中國非但沒有消退，反而愈加普遍，在一些省份甚至發展到“送錢跑官”的地步。

《清風正氣》還提到文山會海之弊。盡管王軍采取了非常聰明的制止手段，但我估計他也難以長期遏制這一歪風，畢竟它已成趨勢。更有意思的是，他在一次干部風氣大會上，把“擰瓶蓋”“扯紙”“拉車門”三件看似細微的瑣事提升到“風氣”的高度。

其實，這三件事在當時不僅流行于官場，也滲透到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乃至學術機構，構成了整個社會風氣變化的一部分。

我自己就有過一次類似經歷：一次去某大學做講座，離開時，一位對學問很有追求的青年學者在我上車前快跑了過來，一手為我拉開車門，另一手小心翼翼地護在我頭上，畢恭畢敬地讓我上車。

▲趙鼎新老師

學問的本質在于對普遍性規律的探尋，而強化這種帶有等級意味、依賴“看眼色”的情商能力，勢必會削弱學者的理想主義色彩和對普遍性規律的敏感與重視。這恰恰是國內學術長期難以攀升的原因之一。

擔心這種看似細小卻嫻熟的行為影響他一生的學術高度，我當時出于善意表達了看法，結果讓他頗為尷尬，我自己也弄得很不好意思。此后，我再也沒敢干涉這種“禮遇”，因為等級文化在中國的硬化已成趨勢。

四、大幕落下，

王軍沒有辜負這個舞臺

八十年代的中國呼喊改革，但改革改變的不僅是個人的經濟面貌，也深刻改變了官員所處的外部環境、行為方式、選拔機制，乃至整個官僚體制的性質。

我想王軍自己也會察覺，到他退休前夕，像他這樣敢作敢為、直來直去、勇于擔當的官員在官場上已逐漸成為過去。但王軍是幸運的——他成長于一個選干部更看重開拓性與政績、主官擁有較大自主權、說話做事無需事事“唯上”的時代，一個更適合他這種個性的人發揮所長的時代。而王軍沒有辜負這個舞臺。

古代中國的士大夫，在為官之余常會出于各種目的寫下雜文、論述或記事之作。時過境遷，這些文字往往產生意想不到的價值。試想，沒有《永州八記》和柳氏寓言等作品，誰還能記得柳宗元？沒有《夢溪筆談》，又有誰會記得沈括？

王軍也應感到驕傲，在一個喧囂浮躁的舞臺上為官多年，他不僅仍然保持了傳統“文人”的一面，還歷練出一個很大的格局。正是這種歷練和格局，使他的文字通透灑脫、簡潔優美、獨樹一格。

《無劇本出演》不僅是改開時代一位優秀官員的自白，也是一部在時代舞臺上的“演出實錄”，其中透出的文學性與歷史性，將會在歲月流轉中顯現出更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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