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躍千載，蘭亭新賞：臺北故宮“蘭亭癖”特展導讀

▲傳閻立本，《蕭翼賺蘭亭圖》卷（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賺”古語意為騙取

畫中共有五位人物

一臉憨厚的老僧是辯才，對面的蕭翼面露狡黠

兩人之間的僧人神情不悅

似已看穿騙局，畫幅左側，兩名小廝正在煎茶

圖片來源 ：臺北故宮博物院

2026年1月6日—4月6日，“蘭亭癖——九位醉心《蘭亭序》的帝王、權臣與文人雅士”特展，以八件臺北故宮院藏文物為線索，從拓本、臨本到題跋，從帝王手跡到文人書畫，呈現(xiàn)《蘭亭序》如何在不同時代被追摹、詮釋與再創(chuàng)造。

唐貞觀二十三年（649），太宗李世民（598—649）駕崩。相傳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臨終仍念念不忘《蘭亭序》，將其隨葬昭陵——書法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作品，從此成為“不可復得”的存在。然而，正因真跡的消失，反而開啟了另一條道路——由臨摹、刻帖、題跋與鑒藏所構成的傳承之路。

▲傳褚遂良，《蘭亭序》摹本（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在中國書法史中，極少有作品如《蘭亭序》一般，同時被置于權力、審美與文化正統(tǒng)的交會點上。它早已不只是一件書法作品，而是一個被后世不斷追慕、再生與詮釋的母題。

▲《帝王名臣像冊之王羲之》，清代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東晉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王羲之（約303—361）與少長群賢在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蘭亭修禊。眾人當場賦詩，輯成《蘭亭詩》。王羲之為之作序，即傳世的《蘭亭序》。這件“天下第一行書”的流傳，本身就是一段傳奇。

其中最著名的，莫過于唐太宗命御史蕭翼從辯才和尚手中巧取《蘭亭序》真跡的故事。唐太宗得到《蘭亭序》后“尤為寶重”，又命虞世南（558—638）、褚遂良（597—658）等名家臨摹，分賜近臣諸王。在皇權的推動下，《蘭亭序》逐漸超越個人收藏范疇，成為后世書家競相追仿的典范。

▲馮承素，《行書摹蘭亭序》卷（局部），唐代

此卷便是常說的“神龍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清代金石學家翁方綱以“蘭亭癖”一詞，概括歷代帝王、文人與書家對《蘭亭序》的迷戀。實際上，這個命名精準地指出一種文化現(xiàn)象——當真跡不存，臨摹、辨本與收藏本身，便成為參與經典的方式。“癖”，在此成為理解中國藝術史中某種獨特文化機制的關鍵詞。

在傳統(tǒng)語境中，“癖”具有雙重意味：一方面，被視為偏執(zhí)與過度；另一方面卻指向超越常人的專注與品味。明人張岱《陶庵夢憶》有言：“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strong>道出的正是一種士人價值觀：雅癖嗜好也是足以觀察人格與志趣的線索。

“蘭亭癖”的出現(xiàn)，也標志了《蘭亭序》所承載的復雜文化符號系統(tǒng)：關于魏晉風度的想象、關于書法藝術的終極追求、關于文人雅集的理想圖景。

此次“蘭亭癖——九位醉心《蘭亭序》的帝王、權臣與文人雅士”特展，臺北故宮以八件院藏文物為線索，從拓本、臨本到題跋，從帝王手跡到文人書畫，呈現(xiàn)《蘭亭序》如何在不同時代被追摹、詮釋與再創(chuàng)造。展覽所聚焦的九位極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們身份各異，但對《蘭亭序》的執(zhí)著卻形成了一條清晰的文化傳承脈絡。

▲《宋拓定武褉帖趙氏藏本》（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宋拓定武褉帖趙氏藏本》

《蘭亭序》臨、摹、拓本傳世眾多，定武本因刻石舊在定武而得名，宋人書論多認為其點畫結構精整，為諸刻之善。本幅傳為宋拓定武本，墨色相對濃厚，拖尾處尚可見趙孟頫臨本與之合裝。趙氏自謂生平所臨《蘭亭序》不下數百本，皆“心想手追，未嘗對寫”。然此一署名趙孟頫的臨本結字失當，筆力纖弱，疑為后世托名之作。

即便如此，這件展品仍清楚呈現(xiàn)《蘭亭序》如何在臨、摹、拓等不同媒介之間轉換與傳播，也正是“蘭亭癖”得以延續(xù)的重要物質基礎。

▲褚遂良，《臨蘭亭詩序》（局部），唐代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褚遂良《臨蘭亭詩序》

褚遂良早年學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而能自成一家。褚遂良奉唐太宗之命臨摹《蘭亭序》，其臨本與虞世南、馮承素諸本并稱“唐摹蘭亭”，歷來被視為最接近原作的版本。

在中國書法的文化語境中，臨本并非單純的復制品，而是書法家以自身理解，對王羲之筆法的再詮釋，承載了從東晉到初唐的書法傳承脈絡。本幅選自《三希堂法帖》，卷末鈐有南宋權臣賈似道（1213—1275）的“秋壑圖書”收藏印。據《宋史?賈似道傳》記載，賈氏“酷嗜寶玩，建多寶閣”，相傳所藏《蘭亭序》刻帖原石多達八千匣。其題跋與收藏印記，使此件臨本不僅是書法作品，同時也是一段權力、鑒藏與文化資源流動的歷史見證。

▲趙構，《賜岳飛批剳》卷（局部），紹興十一年（1141）

蘭千山館寄存臺北故宮博物院

宋高宗《賜岳飛批剳》

宋高宗趙構（1107—1187）《賜岳飛批剳》書于岳飛死前一年，是一件兼具歷史意義的重要展品。紹興十一年（1141），金兵大舉南侵，岳飛（1103—1142）受命抵御，高宗接獲其奏疏后，書此御札慰勉辛勞。高宗早年書學徽宗，稍長取法黃庭堅、米芾，南渡后上追王羲之，廣泛臨習魏晉以至六朝筆法，對南宋皇室書風影響深遠。

此札雖書于軍情急迫之際，筆致仍從容不迫，足見其書法造詣之深。對南宋而言，書法不僅是修養(yǎng)，更是帝王宣示文化正統(tǒng)的手段。

▲文徵明，《書蘭亭敘》卷（局部），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文徵明《書蘭亭敘》

此卷長達170厘米，是展覽中尺幅最大的作品。作為明代中期吳門書派的重要領袖，文徵明（1470—1559）一生臨寫《蘭亭序》無數，此卷據卷末自題可知書于八十九歲高齡。這件意臨之作，結字縝密而不失生動，筆法靈活中見節(jié)制，充分展現(xiàn)了文氏對王羲之書風的深刻體悟，也體現(xiàn)晚年書藝愈趨純熟的境界。

▲董其昌，《臨褚遂良蘭亭敘》冊（局部），明萬歷四十六年（1618）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董其昌《臨褚遂良蘭亭敘》

此展品則示范了另一種追仿策略。董其昌（1555—1636）以褚遂良臨本為范本，這種“臨摹的臨摹”體現(xiàn)了書家對傳承譜系的意識。

董氏于《畫禪室隨筆》中言：“臨帖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當觀其舉止笑語精神流露處?！闭J為臨帖不在形似而在神會，本作行間布局雖不類原帖，用筆卻深得王、褚之靈秀，正是董其昌書學主張的實際體現(xiàn)。

▲倪元璐，《書畫》卷（局部），明代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倪元璐《書畫》卷

《書畫》卷則代表了晚明書風的另一面向。倪元璐（1593—1644）以靈秀超逸的書風著稱，與文征明、董其昌的典雅形成鮮明對比。他的作品被納入展覽，或也提示蘭亭書風的傳承并非只有單一表達方式，其中也有引人入勝的不羈與生命力。

▲王澍，《臨宋高宗蘭亭詩序》

出自《積書巖帖（五十九）》冊，清代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王澍《臨宋高宗蘭亭詩序》

此臨帖出自《積書巖帖》冊，為清初書法家、金石學者與鑒藏家王澍（1668—1743）臨摹古碑帖的集合，也是極具價值的書法史文獻。王澍的書學活動圍繞著“臨古”與“辨本”兩個核心問題展開。

▲清拓《安素軒石刻》宋高宗臨蘭亭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此作所臨底本為宋高宗臨《蘭亭序》，王澍在后記中指出，自己初見時誤以為是潁上本，后因辨識御押，才確認為宋高宗臨本，顯示其對版本細節(jié)的高度敏感。王澍認為宋高宗不僅嚴守褚書法度，更在圓潤、舒展中呈現(xiàn)皇室書寫特有的從容氣度。

通過這件作品與《積書巖帖》，我們得以看見書法世界中的一種文化自覺：縱使無緣親炙真跡，憑借嚴格的辨本意識與深度的臨摹實踐，經典仍可在層層傳遞中延續(xù)。

回望“蘭亭癖”的歷史，或許還可以進一步追問：收藏一件藝術作品，究竟意味著收藏了投資標的、文化記憶、社會地位，還是作為一種與歷史對話的媒介？

▲巨然，《蕭翼賺蘭亭圖》軸（局部）

五代十國，南唐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正因真跡的缺席，物質層面的占有不再是《蘭亭序》流傳過程中的核心議題，也從而拓寬了“收藏”的意涵。從富有天下的皇帝、專攬朝政的權臣，乃至文人雅士，人們以臨摹、題跋與辨本等不同方式參與其間?！短m亭序》也因此作為母題，反復現(xiàn)身在不同時代與不同藝術形式之中。這些作品所指向的，是一種更深層的渴望——希望將自己編入經典的譜系，成為傳承的一部分。

因為真正得以在歷史中傳之久遠的，從來不是物本身，而是理解與回應經典的能力。

《蘭亭序》最初的聲名，在文章而非書法。

▲傳馬遠，《王羲之玩鵝圖》軸（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王羲之從暮春的清朗，寫到“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的悵然，最終歸結于“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世事雖起伏多變，古今之間仍可以同感同懷，未嘗不是變動中的一種永恒。

這種超越時空的共鳴，或許正是“蘭亭癖”得以延續(xù)千年的原因之一。

▲意大利航天員薩曼莎·克里斯托福雷蒂社交媒體截圖

圖片來源：Global Times

2022年，意大利航天員薩曼莎·克里斯托福雷蒂（Samantha Cristoforetti）在國際空間站執(zhí)行任務時，發(fā)布了一組太空攝影作品，配文引自《蘭亭序》：“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從會稽山陰到浩瀚宇宙，1600余年后，“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

以上僅代表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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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賴奐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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