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個去中國化最徹底的國家，一個已全盤西化，一個正試圖恢復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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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文化版圖上，有這樣幾個國家，它們的古代歷史深深鐫刻著中華印記，漢字、禮儀、思想曾是其文明的重要底色。

可近代以來，它們卻紛紛選擇與這段文化過往“切割”，有的主動轉向西方，有的被動改寫文字，有的甚至極力抹去曾經的文化痕跡。

為何這些曾浸潤在中華文脈中的國家，會毅然走上“去中國化”的道路？ 這場文化取舍的背后，藏著怎樣的生存密碼與時代困境？

為生存發展主動割裂的文化選擇

在近代世界格局的變革中，并非所有國家的“去中國化”都源于外力壓迫，有兩個國家的選擇，更像是基于自身生存與發展的清醒戰略取舍。

新加坡與日本，它們主動割裂部分文化聯結，只為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中找到更適合自己的發展路徑，新加坡的選擇，從始至終都圍繞“生存”二字展開。

作為一個小國寡民、多族群共存的城市國家，獨立之初便面臨四面敵意的困境。

李光耀的決策直接奠定了其文化走向：以英語作為主流語言，弱化中文的官方與教育地位。

這一選擇讓新加坡華人年輕一代的文化認同感逐漸稀薄，中文不再是思維與溝通的核心載體。

深究背后根源，英國長期殖民留下的西方印記的深遠，獨立后為規避族群矛盾、實現種族融合，英語作為“中立語言”成為最優解，而全面西化則是為了更好地融入國際社會、對接全球經濟。

如今的新加坡，全盤西化已貫穿社會核心層面，不僅語言上以英語為主，法律體系、社會規則、核心價值觀也完全照搬西方，民眾的生活方式與歐美國家高度契合。

但不同于對中華文化的敵視，新加坡的選擇純粹是現實導向的戰略考量——通過放棄文化上的“中華標簽”，換取國際社會的接納和經濟的快速發展。

即便長期推行“講華語運動”，也難以改變語言與文化之間的割裂感，這種割裂，正是其戰略取舍的必然代價。

與新加坡為生存而妥協不同，日本的主動“去中國化”，帶著強烈的“脫亞入歐”的野心。

明治維新期間，日本不僅在制度、服飾上全面向西方學習，更公然將傳承千年的中華文化打上“封建落后”的標簽，試圖徹底擺脫中華文脈的束縛。

其去中國化的核心目標十分明確：擺脫亞洲文化圈的桎梏，躋身西方強國之列，不再被視為“中華文化的附庸”。

這種主動割裂，不是對中華文化本身的否定，而是國家發展戰略的轉向，是希望通過文化上的“改頭換面”，實現國力上的彎道超車，這場戰略取舍，也成為日本近代發展的重要轉折點。

外力推動下的文化斷層與陣痛

承接上一段主動選擇，轉向另一類國家——受外部勢力、殖民統治等外力影響，被動走上去中國化道路，聚焦文化斷層帶來的困境。

相較于新加坡與日本的主動選擇，有些國家的“去中國化”從未有過自主權，它們在外部勢力的裹挾下。

被迫與自身的文化根源割裂，留下了難以愈合的文化創傷。

越南與蒙古便是最典型的代表，外力的介入，讓它們的文化發展陷入了被動的斷層與長久的陣痛之中。

越南的文化割裂，始于法國殖民統治的到來。

19世紀末，法國殖民者將漢字視為中國文化的象征，認為其是鞏固殖民統治、同化越南民眾的最大障礙。

于是開始刻意推廣法語，極力打壓漢字的使用，試圖通過語言文字的改造，削弱中國文化對越南的深遠影響。

面對殖民者的壓迫，越南民眾曾試圖自創“喃字”替代漢字，希望在保留自身文化內核的同時，擺脫漢字的“束縛”。

但喃字結構復雜、難以學習和普及，最終未能成為替代漢字的有效載體，反而加劇了文化傳播的困境。

1945年，越南宣布獨立，在擺脫殖民統治的同時，也徹底推行了拼音文字“國語字”，正式廢除了使用近兩千年的漢字，這場被動開啟的“去中國化”，也達到了頂峰。

在去中國化的鼎盛時期，越南不僅廢除了漢字，還刻意弱化儒家文化、傳統民俗中的中華元素，試圖構建一個完全獨立的文化體系。

可這種被動的割裂，帶來的是難以逆轉的文化斷層：千年碑刻、古籍文獻成為無人能懂的“密文”，只能依靠中文專家解讀。

傳統民俗中的漢字書寫技藝，僅靠少數老人勉強傳承，年輕人對本國古代歷史的了解，也因無法解讀漢字史料而變得片面淺薄。

同樣被動裹挾的還有蒙古，歷史上，蒙古與中國文化幾乎無縫銜接。

成吉思汗時代之后，元朝將蒙古與中原文化深度融合，持續百年之久，古代蒙古文與漢文互通，廣泛見于各類歷史檔案之中。

但20世紀初，受蘇聯影響，蒙古人民共和國開始推行西里爾字改革，關閉了大量傳統文化機構，將歷史教育納入蘇聯模式，傳統蒙古文逐漸被邊緣化，最終近乎失傳。

這種外力推動的文字改革，讓多代蒙古人失去了學習傳統文字的機會。

曾經的經典文獻、歷史檔案、詩歌幾乎失去了可直接閱讀者，即便家中留存的祖傳文書，也變成了無人能解的“代碼”，文化傳承的斷層，成為蒙古難以彌補的文化傷痛。

從極端割裂到主動回歸的文化糾偏

在“去中國化”的浪潮中，有兩個國家曾走到極端，用激進的方式割裂文化根基。

可現實的困境終究讓它們清醒，最終踏上了文化回歸與糾偏的道路，韓國與蒙古的經歷，正是這場激進與反思的生動寫照。

韓國的“去中國化”，堪稱四國中最激進的存在，其背后是日本殖民留下的創傷與戰后民族主義的高漲。

二戰結束后，韓國急于擺脫“中華文化附庸”的標簽、強化民族認同，將漢字視為“外來符號”，強行從官方與教育中剔除，甚至出臺法律規定政府文件、學校教材只能使用諺文。

這種激進不僅體現在語言上，更延伸到文化層面——遮蓋歷史文物上的漢字、提議翻譯所有漢字古籍，甚至試圖將源自中國的文化符號據為己有，用極端方式抹去文化印記。

激進的割裂終究要付出代價，韓語同音詞極多的弊端在廢除漢字后徹底暴露，“人參”與“人身”、“上訴”與“上樹”難以區分。

不僅給民眾生活帶來不便，更在法律文書、學術研究中引發諸多糾紛，甚至出現因語義歧義導致的官司糾纏。

更令人惋惜的是，年輕一代逐漸喪失了識別漢字的能力，高中畢業生平均識別常用漢字不足300個，部分人甚至看不懂自己名字中的漢字含義。

現實的困境倒逼韓國開始反思與糾偏、

如今恢復漢字已形成“官方支持與民間自發”的態勢，20名前總理聯名呼吁恢復漢字教育，總統也倡導學生學習《千字文》。

教育部明確規定，2026年起小學五、六年級教材中恢復漢字教育，首爾開設漢語課程的小學五年內增長30%，這場從極端割裂到主動回歸的轉變，正是對文化根源的重新敬畏。

同樣在糾偏的還有蒙古，2015年起政府出臺政策，決定2025年起在官方公文中同時使用西里爾文與傳統蒙古文，只是傳承斷層已久，公務員不熟傳統文字、教育體系尚未完善，這場文化復興，注定任重道遠。

去中國化中的本土化創新與文化回響

作為收尾段落，聚焦去中國化過程中未徹底割裂、而是實現本土化融合的國家，同時升華核心觀點，展現文化根基的強大生命力。

并非所有“去中國化”都意味著徹底割裂，有些國家在文化取舍中找到了平衡點，既擺脫了過度依賴。

又實現了本土化創新，日本與越南的探索，印證了文化根基難以磨滅的強大力量，也詮釋了融合共生的真正內涵。

日本的“去中國化”，自始至終都帶著鮮明的“本土化”智慧，它從未徹底拋棄漢字，而是在取舍中實現了文化創新。

明治維新后，日本雖推行“脫亞入歐”，卻沒有盲目廢除漢字，而是篩選常用漢字制定《常用漢字表》，并在漢字基礎上創造平假名、片假名，形成“漢字與假名”的混合書寫體系。

這種模式既弱化了中華文化的顯性影響，又保留了漢字的核心價值，如今日本的報紙、書籍、廣告中，漢字隨處可見，卻已與西方詞匯、本土文化深度融合，形成了專屬的文化風格。

看似與中華文化“切割”的日本，實則從未真正脫離中華文脈的滋養。

它表面將中華文化標簽為“封建落后”，暗地里卻始終傳承著儒家禮儀、教育制度、天皇概念等從中國“取經”而來的核心元素，形成了獨特的“文化縫合”現象。

這種融合不是被動接受，而是主動創新，日本用自身的方式，讓中華元素與西方文化、本土特色共生，也證明了優秀文化的包容性與生命力。

越南則展現了另一種融合共生的可能，它曾被動徹底廢除漢字，陷入嚴重的文化斷層，但現實需求與文化尋根的渴望，讓它重新擁抱中華元素。

如今越南的中文學習熱潮持續升溫，河內大學孔子學院的漢語課程報名人數激增，中文成為就業市場的搶手技能。

這背后不僅有中越貿易額超2600億美元的實用驅動，更有年輕人通過漢字了解本國千年歷史的文化訴求。

從被動割裂到主動融合，越南與日本的經歷共同印證：文化不是可隨意替換的外衣。

那些深入骨髓的文化印記，終究會在時代浪潮中發出回響，而融合共生，才是文化發展的正確路徑。

結語

從主動戰略取舍到被動外力裹挾，從極端割裂到主動糾偏。

從本土化融合到文化回響，日本、韓國、越南、新加坡、蒙古的“去中國化”之路，各有其無奈、野心與陣痛。

這場跨越百年的文化取舍，本質上是各國在時代變革中尋求自我定位的探索。 它們或曾急于擺脫過往，或曾被迫割裂根源，卻終究發現，文化根基無法輕易斬斷。

那些浸潤在歷史中的中華元素，早已成為其文明的一部分。 文化自信從不是盲目排斥，而是在正視過往、包容差異中找到自身方向，這，便是這些國家的探索留給我們的最深啟示。

參考信息來源：
新華網——一位老華人眼中的新加坡華人社會

人民網——蒙古國擬于2025年恢復使用傳統蒙文 有望進入兩種蒙文并用時代

環球人物網——越南年輕人最愛哪項考試？答案大概率與中國有關

人民日報——越南教育部門提議將漢俄日語列初級教育第一外語

環球網——韓國總統李在明談漢字教育，提到中國古籍《千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