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環花龍：從歷史飛向當代世界

我希望家鄉的花龍可以通過我的設計，走出地域限制，在全球化的時代煥發新的生命力。

作者（左）手持中國玉環花龍與美國同學設計的美國傳統拼布被合影

花龍，玉環人的情感紐帶

小時候，每逢春節或與魚汛相關的重要日子，村里的空地上就會響起喧鬧的鑼鼓伴著鞭炮的聲響，大人們身著各色服飾，舞動著一條色彩艷麗、布滿精致花紋的“花龍”穿梭往返，周圍擠滿了歡呼的鄉鄰。我總愛擠在人群前排，盯著龍身隨著舞步翻飛，那些畫在龍身上的魚、貝殼圖案栩栩如生，仿佛下一秒就要從龍身躍入大海，那種熱鬧又莊重的氛圍，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腦海里。這是我對故鄉玉環的花龍最初的記憶。

花龍是玉環獨有的文化符號，它的形成源于特殊的歷史背景，明朝時玉環一度因倭寇入侵而被廢棄。后清代重置玉環廳，但戰亂導致玉環當地人口匱乏，清政府招募溫嶺太平縣人、溫州人以及泉州打魚至此的流民入籍，墾荒捕魚。至此，閩南文化、媽祖文化與本地海洋文化相互交融，最終孕育出花龍這一獨特的文化載體。

花龍的外形極具辨識度：色彩上兼具閩南文化的高飽和度裝飾感與本地海洋文化的粗獷風格；裝飾圖案取自漁民的日常生活，通過抽象變形將魚、貝殼等海洋元素呈現在龍身，龍鱗采用菱形幾何紋，實則是魚紋的藝術化轉化。過去，漁民出海前會舞動花龍，祈求龍神保佑風平浪靜、滿載而歸，如今則更多作為節慶表演，承載著家鄉人的集體記憶。從本質來說，它是不同地域移民文化共生的產物，也是家鄉人對海洋的敬畏、對生活期盼的集中表達，更是維系本地人群體認同與歸屬感的重要紐帶。

傳承，不代表一成不變

前往英國求學后，多元的文化環境與紡織設計專業的學習，徹底改變了我看待家鄉花龍文化的視角。

在文化接觸上，英國的民間服飾與節慶文化讓我深受啟發。我曾參觀“Making More Mischief”英國民間服飾展，看到奧克尼群島的孩子們在當地傳統節日里穿著裝飾華麗的“馬形服飾”，紅、白、藍三色的設計融入家族歷史與愛心等流行符號，這些服飾代代相傳，成為家族記憶的載體；還有泰晤士河谷的莫里斯舞團，成員的服飾雖然是統一的藍黃配色標識，但舞者還會在背心上繡上自己設計的圖案——有的融入出生地、求學經歷，有的加入愛好與家族寵物元素，讓傳統服飾成為個人身份的表達。這些場景讓我意識到，傳統民俗文化并非靜止的“古董”，而是可以通過融入個人體驗與時代元素，保持鮮活的生命力。

而我的專業能力教會我用“創新轉化”的思維看待文化遺產。過去我只覺得花龍的圖案好看，卻從未思考過其背后的設計邏輯與當代價值；如今，我學會從刺繡工藝、色彩搭配、符號寓意等角度拆解花龍文化，更明白“文化傳承不是復刻過去，而是讓傳統與當下生活產生聯結”。這讓我重新審視花龍文化：它雖承載著深厚的歷史記憶，卻與當下生活脫節——在玉環坎門的花龍展示館里陳列的多是上世紀的生活工具，它所代表的身份更多是“過去的家鄉人”，而非適應全球化語境的當代人。它所代表的傳統生活場景與我如今所處的多元化環境已存在距離。這種觸動讓我意識到，家鄉文化不應被“封存”在歷史里，而需要找到與當代生活、多元文化對話的方式。

我是誰？多元文化下的身份困惑

讓更多人知道家鄉花龍文化的念頭，源于我在跨文化生活中的身份困惑與文化認同訴求。作為一名在英國的“旅居者”，我深刻體會到多元文化環境中身份認同的復雜性——我既帶著中國文化的底色，又在接觸西方文化的過程中不斷調整自我認知。

初到英國時，當被問及家鄉文化，我只能簡單描述花龍的樣子，卻無法讓外國朋友真正理解其背后的意義。每年春節，唐人街都會組織表演，其中就有舞龍，而他們的舞龍是廣東的龍，與我家鄉的不同。即便廣東的舞龍表演在海外已屬常見，外國人大多仍不知道舞龍在中國代表的含義，龍在西方的認知里依然是邪惡的象征。

面對多元文化的沖擊，我愈發渴望通過家鄉文化找到自身的定位，更希望探尋中國留學生在海外如何建立自我的身份認同。但同時我也發現，過去，花龍文化是我家鄉人的身份象征，但對現在的我而言，這種單一的文化表達已無法滿足我在跨文化語境中的身份訴求。在學習紡織設計期間，我看到英國民間服飾如何通過融入個人與時代元素實現傳承，又看到跨文化藝術家穆斯·拉姆拉巴特（Mous Lamrabat）將西方消費文化與摩洛哥傳統符號結合，用攝影作品打破文化邊界，這些都讓我萌生了“用設計為花龍文化注入新活力”的想法：既然我擅長紡織與刺繡，為何不通過文創設計，讓花龍文化以更貼近當代生活、更易被多元群體接受的形式傳播？

融合，讓家鄉傳統文化走向當代世界

不過，這個過程并非一帆風順，我走了不少彎路。最初，我試圖直接將花龍的圖案印在文創產品上，結果發現成品既缺乏設計感，又無法讓不了解花龍文化的人理解符號寓意，完全達不到傳播效果；后來我又過度融入西方元素，卻導致花龍的核心文化符號被弱化，失去了本身的辨識度。此外，如何平衡“傳統內核”與“當代審美”也是一大難題——既要保留花龍的文化基因，又要避免顯得陳舊，還要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產生共鳴。

經過反復嘗試與調整，我目前已取得一些實質性成果。首先，我完成了花龍文化的符號拆解與重構，提取核心的魚紋、菱形鱗紋、高飽和色彩等元素，同時結合我旅居英國留學的經歷，將中英文化差異融入紋樣設計。例如，為體現中英兩國差異邊界日益模糊的餐飲文化，我設計了刀叉和筷子的紋樣，同時進行了一些扭曲變形，寓意身份認同邊界的模糊和變化；家鄉的花龍是老虎與龍結合，老一輩都說是虎臉龍頭。因此，在英國的我用代表英國的獅子作為前臉融合到設計里。我從清代官袍上的水波紋中獲得靈感，以此代表泰晤士河，并象征著跨文化環境下身份的動態變化和重塑過程。結合現代刺繡工藝，我設計出一系列兼具傳統韻味與當代美感的紡織紋樣。

基于這些紋樣，我開發了全新的玉環花龍，它更像是與英國文化的融合。我以自傳民族志（autoethnography）的研究方法，將自己的跨文化經歷、花龍文化的歷史背景與設計過程結合，不僅在專業領域分享了文化創新的思路，也讓更多人通過我的設計，了解到玉環花龍這一獨特的文化遺產。

如今，這些文創作品不僅是我個人身份認同的表達——既連接著家鄉的根，又適配當下的跨文化生活，更成為文化傳播的橋梁。我希望通過這些設計，讓家鄉的花龍文化走出地域限制，讓更多人知道：在浙江玉環的海邊，有這樣一種融合了移民文化與海洋智慧的民俗，它可以通過創新，在全球化的時代煥發新的生命力。（作者 黃焱鑫畢業于英國倫敦藝術大學切爾西藝術學院紡織品設計專業，現就職于百麗集團真美詩設計部門。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來源：《神州學人》（2026年第2-3期合刊）

作者：黃焱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