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高華：憶歷史所幾位前輩史家

陳高華先生

1960年9月，我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分配到當時的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所工作，轉眼已度過了四十多個春秋。時光流逝，白了少年頭。回憶過去的歲月，感慨殊多。一些已故師友的聲音容貌，時時涌現在心頭。

翁獨健

剛到歷史所，領導上介紹所內研究機構的設置，征求個人的志愿。我在大學四年級曾參加民族調查，在新疆工作一年，對民族歷史發生興趣，聽說歷史所設有民族史組，便報名參加。歷史所為什么會設立民族史組呢？原來，1956年中、蘇、蒙三國開會協商，共同編寫蒙古史，中方出席會議的代表是翁獨健、韓儒林、邵循正三位先生。會議決定，中方組織力量，整理有關漢文資料。歷史所設立民族史組便是為了承擔這一任務，翁獨健先生被指定為民族史組的負責人。

翁先生早年畢業于燕京大學，后來到美國和法國留學，是我國著名的蒙古史專家。他在解放后曾任北京市教育局長，后任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主任，兼任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翁先生當時是民族所副所長，還有許多社會工作，但他對民族史組的工作十分關心，經常到組里來，有時還找我們到他家里去談話。他有宏大的計劃，要組織力量，整理編纂各種資料和工具書，翻譯境外的蒙古史料，全面開展中國元史、蒙古史研究，趕上世界的先進水平，常常以此勉勵我們。為此他指導陸峻嶺先生編纂《元人文集篇目索引》，何高濟先生翻譯波斯史家術外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對于幾個出校門不久的年輕研究人員，則以基礎訓練為主。

上個世紀50年代的大學生活，有過多的政治運動，正常的教學秩序受到很大的沖擊。以我來說，上了五年大學，真正念書只有一年半。二年級下學期整風反右，三年級趕上大躍進，學校里開展雙反運動，整天開會，紅專辯論。四年級下放，參加民族調查，在新疆跑了一年。五年級回校上課，系里有意要為我們補課，特意開設了古代史史料學等課程，但沒有多久，反右傾運動很快又開始了，接著便是教學革命，集體編書，全班同學齊上陣，以論帶史，以論代史，熱火朝天，日夜加班，一直到畢業前夕才停止下來。這樣的經歷在當時是帶有普遍性的。翁先生了解我們的情況，便采取種種辦法，為我們補課。

西方大學的歷史系，無例外地都有“史學方法”課程，為學生介紹搜集資料、寫作的一些基本規則。解放以前，不少大學歷史系也開設這門課。解放以后，進行大學院系調整，歷史系的課程安排完全學習蘇聯，“史學方法”課被取消了。翁先生則很重視史學方法，利用各種機會，給我們講授搜集資料和寫作論文的基本要求，他強調要盡可能窮盡與研究題目有關的一切資料，要像前輩學者所說那樣：“上窮碧落下黃泉。”同時必須區別原始資料和轉手資料，盡可能使用原始資料。在論文寫作方面，他強調要主題明確，結構謹嚴，對前人的成果必須有全面的了解并有明確的交代，引用資料的版本必須清楚，要我們以過去的《燕京學報》以及當時的《紅旗》雜志為榜樣。這些教導在今天來看也許顯得平淡無奇，但當時對我們這些還在研究工作門檻外徘徊的年輕人來說，則有醍醐灌頂之感，得以少走許多彎路。

翁先生特別重視外語的訓練，他認為蒙古史是一門國際性的學問，必須掌握外語，了解國外的研究動態，才能避 免閉門造車，盲目自大。盡管當時國內外學術交流完全處于停滯狀態，他仍盡可能地關注國外的研究動向，并給我們作介紹。這在現在來看是很普通的事情，但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翁先生還要求我們學習蒙語，元代文獻中有許多蒙語詞匯，有些文書是根據蒙語直譯而成的，沒有一定的蒙語知識就很難理解。為此他請了民族所的照那斯圖先生（20世紀 80年代后期任民族所所長，八思巴文專家）為我們講授蒙文。照那斯圖先生每周上課一次，持續了一年左右，因為政冶運動等原因就被迫停止了。時間一長，我學的蒙文知識大部分也淡忘了。但還記得蒙文字母、元音和諧律，還能查查詞典，就是這點東西對研究工作也有很大的好處。現在我能和學生一起讀《元典章》，有不少地方便得益于那時學的一點蒙語知識。

1963年起，又開始了新的連續不斷的運動。1964年所內對研究室、組進行全面調整，民族史組不復存在，翁先生也很少來歷史所。文化大革命以后，翁先生仍擔任民族所的領導，有很多的社會工作。我雖和翁先生仍有一些接觸，但已不像過去那樣有經常請教的機會。1985年翁先生因病去世，這是中國歷史學界的一大損失。在我的心中，一直把翁先生視為自己的老師，自己科研道路上的引路人。

楊向奎

楊向奎先生原在山東大學工作，后調到歷史所。我到歷史所時，楊向奎先生是所的學術秘書，負責全所的研究工作。以前我常看山東大學的《文史哲》雜志，很景仰楊先生的學問，但作為一個青年研究人員，和楊先生距離甚遠，平時沒有什么接觸。1962年到1963年間，在楊先生主持下，歷史所部分研究人員開始了曲阜孔府檔案的整理。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規模很大的工作，聽說以后，對楊先生的魄力和眼光十分欽佩。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我和楊先生住處相近，漸有往來。特別是上個世紀80年代，為了所內工作，常要向楊先生清教，他總是熱情地給予指點和幫助。有件事至今記憶猶新。當時我曾分工負責研究生工作，尹達同志不幸去世，他名下有兩位學習原始社會史的研究生，需要另行安排導師。經過研究，擬請所外一位專家擔任。我原以為這件事簡單，但到這位專家所在單位商談，卻遭到拒絕，碰壁而歸。我們只好重新研究，考慮再三，決定請楊先生擔任。楊先生事情很多，這是給他增加新的負擔，能否答應，我內心是頗為不安的。但去一說，楊先生慨然同意，幫助我們解決了困難。兩相對比，使我感慨殊深。類似的事情還有一些。

工作之外，有時也和楊先生談談史學界的動態和掌故。楊先生經歷宏富，和史學界的很多前輩都有交往，許多人和事，娓娓道來，令人忘倦。聆聽之余，我萌發了一個想法，如果楊先生能寫回憶錄，一定很精彩，可以為20世紀中國史學保存許多珍貴的資料。我便提出這個想法，并且建議可以陸續寫出，先在《中國史研究動態》上發表，以后再整理成書。楊先生表示可以考慮，很快便寫出《史壇憶往》一文，刊載在《動態》1989年第2期上。這篇文章雖然不長，內容卻很豐富，例如其中談到早年在北大求學時就對物理學有很大的興趣，可知楊先生晚年鐘情于物理學絕非偶然。文章還談到錢穆、錢玄同、顧頡剛、傅斯年、蒙文通、童書業、高亨等先生，雖然每人不過寥寥數語，著墨不多，但都能勾畫出精神面貌，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惜的是，回憶文章沒有能繼續寫下去，今天回想起來，仍是很大的遺憾。

楊先生對后輩十分關心，歷史所不少人在成長過程中都得到他的指點，我也是受惠的一個。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他給我寫過一封信，原文如下：

高華同志： 大著“元史研究論稿”及“元朝的審判機構和審判程序”收到，謹此致謝。我先看有關衍圣公及元代陸學等篇，更加相信元代文化不下于宋，即以文學論，當時的元曲作者，乃是藝人本身，更容易接近群眾，與唐詩宋詞之廟堂化者不同。如果以您的學識寫一部“元代文化史”，包括文史哲及風俗人情等，實是功德無量，現在缺少這樣一部書，人們以為元代時間短、統治者在當時說又較落后而忽視之，其實不然。敬禮 楊向奎94，10，20

90年代中期起，我把研究重點轉向元代社會風俗史和元代文化史，這和楊先生的鼓勵是分不開的。

楊先生認為史學是社會科學中的基礎科學，因為它是探討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而物理學是自然科學中的基礎科學，因為它是探討自然發展規律的科學。他是一個杰出的史學家，晚年又潛心于物理學，就一些重大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敢于在相距遙遠的不同學科之間進行探索并取得成就，在中國史學界無第二人。這需要很大的勇氣和智慧。中國古代哲人云：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成一家言。這是做學問的最高境界，也是極難達到的。楊先生的學術實踐，正是自覺地朝著這樣的目標努力。

孫毓棠

孫毓棠早年專攻秦漢史，解放以后，在經濟研究所工作。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隨后調來歷史所工作。來歷史所后，孫先生重點研究中國古代經濟史。但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和孫先生沒有什么來往，只有一次聽他講中世紀歐洲的莊園制，留下頗為深刻的印象。

“文革”發生后，孫先生受到了沖擊。當學部下放河南息縣東岳時，孫先生也在其列。“五七”干校打亂原有的組、室，采取連、排、班編制，歷史所百余人編為一個連隊，下分三個排，排下有班。孫先生和我編在同一班。這個班的任務是種菜，整天在地里勞動，孫先生則因年老體弱被指派去看管工具。學部筆桿子很多，但是對干校生活卻很少有人加以記載，現在能看到的只有外文所楊絳先生的《干校六記》。其實那一段苦澀的歷史是很值得回味的。干校所在的息縣東岳，土地貧瘠，勞動艱苦，生活條件也很差。剛到東岳時，全連男性成員住在一個大倉庫里，用木板搭成雙層鋪，一個挨著一個。息縣夏天酷熱，常在40度以上，直到深夜熱氣不散，倉庫密不通風，雖然勞動強度極大，身體疲乏，也難以入睡。年輕一點的大多在倉庫外的泥地上鋪一層塑料布，加上席子，露天睡覺。我記得還要在旁邊放一盆水，半夜熱醒了，起來擦把臉，才能繼續入睡。身體差的和年紀大的“五七戰士”如孫先生，只能睡在倉庫里。孫先生已年近花甲，又有哮喘病，印象中有一天晚上他的哮喘病發作，經過搶救，才轉危為安。后來干校用自己的力量造了一批簡陋的土坯房，每間十四五平方米，也是雙層鋪，要住六七個人。

我和孫先生是同班戰友，得以同住一室。朝夕相處，接觸自然多了起來。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沖擊，特別是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人與人的關系都很緊張，彼此說話都很謹慎。初到干校一段時間內，以體力勞動為主，政治氣氛相對寬松一些。孫先生平時沉默寡言，起初交談的話題多是生活和工作方面的事情。時間久了，彼此戒心漸除，有時也聊聊別的話題。我在“文革”前喜看雜書，常去翻閱解放前的舊雜志，對孫先生的過去略有了解，閑談中不免好奇問及，孫先生不以為忤，總是耐心解答。記得起來的，有他與聞一多先生的友誼，他與一位邏輯學家在英國的交往，等等。現在想起來，這些交談多少給他帶來一些樂趣，在當時單調而艱苦的環境中略解寂寞。幾個月以后，為了標點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需要，孫先生和翁獨健先生等被調回北京。一天早晨，我送孫先生到大路上，這幾位老先生會合以后坐車到信陽，返回北京。

一年多以后，我被調回北京，參加《中國史稿》的編寫工作，有時遇到疑難問題，便求助于孫先生。但更多的來往，則是在打倒“四人幫” 以后。這時的孫先生，盡管體弱多病，仍以巨大的熱情，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晚年他主要忙于兩件事，一是《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的編纂，一是中外關系史和中亞史學科的建設。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的籌備工作由歷史所承擔，孫先生是負責人。他為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從框架和詞條的設計，到執筆者的選擇，都有周密的考慮和細致的安排。中國歷史卷能夠順利上馬，和孫先生的辛勤工作是分不開的。后來成立了中國歷史卷的編委會，侯外廬先生為主任，孫先生和其他幾位前輩學者為副主任，他同時又是秦漢史分卷的主編。一直到去世以前，他都關心這一工作，甚至在病床上仍手不釋卷，對稿件進行加工處理。我自己有幸在籌備階段便參加了一些工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孫先生的身教，使我受益匪淺。

孫先生早年是詩人，發表過長詩《寶馬》和許多短篇。《寶馬》以漢武帝派遣李廣利出征西域為題材，我聞名已久，無緣得見。在干校時曾因好奇向孫先生提起，他置之一笑。1992年孫先生的門人余太山同志將孫先生早年詩作整理出版，題為《寶馬與漁夫》。拜讀之后，對孫先生有更多的了解。這是一篇長達八百行的敘事詩。全詩“句句有來歷，字字有出典”（卞之琳先生語），作者當時不到30歲，但可看出已具有深厚的史學功力，不能不令人由衷的欽佩。中國古代有無史詩，存在爭論。詠史詩頗多，但那是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發議論，而且大多為短篇，和嚴格意義上的史詩有別。《寶馬》篇镕史入詩，文史交融，可以稱為新型的史詩，就文學創作來說亦是可貴的探索，在現代詩歌史上應有其獨特的地位。史學家和詩人，一實一虛，好像距離很遠，但在孫先生身上得到了統一。

孫先生早年說過：“思想和情緒經過藝術的雕鏤、鍛煉才能給你最大的‘痛快’。”晚年教導學生說：“一個史學家應是半個文學家。”這些話有豐富的內涵。史學家不一定是詩人、作家（對大多數史學家來說也不可能），但都應在加強文學藝術修養方面多作努力，這是孫先生身體力行也是值得我們認真學習體會的。

馬雍

一年一度出陽關，嚼雪眠沙只等閑，
舊曲渭城君莫唱，此心今已許天山。

這是一首充滿豪情壯志的詩篇，如果原來不知道作者，誰也不會想到出自體弱多病的馬雍先生之手。

馬雍先生在“文革”前長期在家休養，很少上班。“文革”后期身體有所恢復，參加國家文物局組織的土魯番文書整理工作，作出了很好的貢獻。上個世紀70年代后期歷史所建立中外關系史研究室，孫毓棠先生任主任，馬雍先生任副主任，協助孫先生工作，后來改為主任。同時他還擔任了中亞文化協會和中外關系史學會的組織領導工作，為這兩個學術團體付出了大量的精力。

1982年以后，我和馬雍先生接觸漸多。1983年，我們二人往巴黎，參加中亞文明史編委會，彼此有更多的了解。中亞文明史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上個世紀70年代發起的，編委會成員約20人，其中中亞國家（中國、蘇聯、阿富汗、蒙古、巴基斯坦、印度、伊朗）每國代表2人，來自其他國家（有美國、匈牙利等）的學者數人。編委會的任務是擬訂提綱，選擇作者。中亞地區的歷史極其復雜，而且與現實息息相關。中亞文明史的編寫很自然受到各方面的重視。當時蘇聯在教科文組織中勢力很大，編委會便由蘇聯代表塔吉克共和國科學院院長當主席。

70年代后期，中國百廢待舉，原本顧不上這些事情，但是有些友好國家因蘇聯影響過大，希望中國能派代表參加，在編委會內起平衡的作用。中國有關方面考慮這一要求，權衡利弊，決定派代表參加。成立中亞文化協會，實際上為了這項工作的需要。原來派出的代表是南京大學韓儒林先生和馬雍先生二人，韓先生因病去世，領導上決定由我來頂替。這一年5月，我在長沙開會，臨時被召回北京，馬雍簡單介紹了情況，便匆忙出發了。

一到巴黎參加會議，才知道厲害。這不是一般的學術會議，而是充滿了火藥味的戰場。當時中蘇關系很緊張，在會上蘇聯代表處處與中國為難，有些國家的代表則與之呼應，一吹一唱，攻擊中國，從歷史到現實，公開污蔑中國是民族沙文主義。我們忍無可忍，據理力爭，還以顏色，彼此針鋒相對，常常激烈到會議開不下去的地步。遇到這樣的場面，只好休會，然后由第三方出面說合，求得妥協。從6月6日到9日，休息半天，實際開會三天半，吵了三天，只有最后半天通過決議時比較平靜，因為前面吵夠了，該說的話也都說過了。那幾天我們的神經都處于高度緊張的狀態，開會時豎起耳朵，生怕漏掉對方的每一句話（教科文組織的同聲翻譯水平很高，也很認真），并要及時作出反應。會下要分析情況，商量對策。馬雍先生的咯血舊疾因此復發，但他堅持與會，直到結束。他比我有經驗，既能堅持原則，擊中要害，又能掌握分寸，有利有節。我們兩人互相配合，終于使蘇方的意圖未能得逞。這次巴黎之行，使我大長見識，也從馬雍先生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畢生難忘。

馬雍先生的身體本來就不好，患有多種疾病，但他視學術重于生命，不顧親友的規勸，經常抱病超負荷地工作，伏案寫作之外，還不時到外地去考察。除了自己的研究，還熱情培養年青人。同時又有許多學術組織工作。鑒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持的《中亞文明史》難以充分反映我們的意見，他有志組織中國學者用自己的力量寫作一部《中亞史》，闡明我們的觀點，此項計劃得到院、所的支持，并付諸實施。

過重的負擔，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對他的健康造成了傷害。從巴黎回來不久，這一年8月中亞文化協會在烏魯木齊開會，一個重要內容便是匯報巴黎會議情況，并組織力量參加中亞文明史有關中國部分的撰寫。會議原定由馬雍先生主持，但開會前夕，他突然發病，住進醫院，我只好臨時趕去頂替他的角色。到烏魯木齊以后我去醫院探望，他的精神不錯，還是談笑風生，掛念著工作。回北京后他的身體狀況時好時壞，終于再次住院冶療。1985年6月，中亞文明史編委會在巴黎召開例會，他已無法前往。出發以前我去醫院看望，他不顧病痛講了很多應注意的問題。這次會議同樣充滿了火藥味，發生多次面對面的交鋒，我常想，如果老馬能一起來多好，這已是無法實現的愿望。

馬雍先生博學多識，才智過人，長于談吐，常為友人及后輩所稱道。畏友中山大學姜伯勤教授，是當今的敦煌學權威，當年亦曾參加土魯番文書的整理，至今談及馬雍先生，仍為其才華傾倒，贊嘆不已。我國的中亞史研究和中外關系史研究，嚴格來說，是在20世紀20年代起步的，不少前輩學者如馮承鈞、張星烺、向達等為之付出了心血，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但是，不可否認，直到70年代，這兩個學科的總體水平，還是很落后的。“文革”結束以后，在黨和政府關懷下，在一些學者提倡和組織下，這兩個學科得到飛快的發展，至今已面目一新。孫毓棠先生和馬雍先生，為此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馬雍先生不幸中年謝世，未能實現他將中國中亞史研究推向世界前沿的宏愿。但是他的杰出貢獻是不會被后繼者忘記的。

學問之道，薪火相傳，優良的學術傳統，是科研工作進步的極其重要的財富，而這種優良的傳統，常常在一些杰出的學者身上體現出來。我在前面說到的歷史所幾位已故學者，就是這樣的典型，他們的道德文章，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也是留給歷史所的一筆巨大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