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馬之上，生命向前——關于力量、美與新年的祈愿

文/劉堃

又逢甲午，歲次輪轉，馬年來到。

在中國人的精神譜系里，馬從來不只是一種生物學意義上的奇蹄目動物。它早已超越了物種的界限，化身為一種昂揚向上的精神圖騰。每逢馬年，人們總習慣于用“龍馬精神”、“一馬當先”之類的吉祥話，來期盼新的一年能有一份健旺的精氣神。這種期盼，植根于我們這個古老農耕民族對于速度、力量以及遠方的永恒渴望。

然而，當我們剝離掉那些被修辭過度美化的金光，重新審視歷史長河與現實土壤中的馬，會發現它不僅僅是“成功”的圖騰，更是人類生存困境的鏡像。在漫長的文明史中，馬被賦予了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孔：一種是被凝視的、被歌頌的“英雄”，它是剛強意志的延伸，是建功立業的符號；另一種則是被犧牲的、被磨損的“生靈”，它是沉默的勞力，是承受苦難的肉身。

回顧它們，不僅是為了應景，更是為了在歲末年初，透過這奔騰的符號，看清生命最本質的堅韌與殘酷。我們歌頌奔馬，是因為向往其力量；我們撫摸傷馬，是因為感同身受于生存的不易。

中華文明的拓展史，某種意義上就是一部馬蹄下的歷史。

古人喜馬，愛馬，頌馬，首先是因為馬拓展了人的物理邊界，支撐了王朝的政治版圖。《詩經》三百零五篇，其中就有二十一首詩中含有“馬”。那不是田園牧歌式的點綴，而是周代先民在征伐與勞役中的真實喟嘆。

名篇如《卷耳》：“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詩人通過對馬的神態——“虺隤”（疲極而病）、“玄黃”（馬變色，喻極度勞累）的細膩刻畫，間接表現出征人身心俱疲的狀態。在這里，馬是人最親密的戰友，也是苦難最直接的承擔者。

到了唐代，隨著帝國版圖的空前擴張，馬的形象從《詩經》中的勞苦，轉向了昂揚與豪邁。杜甫詠馬名句“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道出了馬在冷兵器時代戰爭中的核心戰略地位；而“胡馬大宛名，鋒棱瘦骨成”，則以精準的筆觸描繪了那種神清骨峻、不僅屬于肉體更屬于精神的風采。

這種對馬的推崇，凝結在無數漢語成語中——馬到成功、千軍萬馬、厲兵秣馬、戎馬倥傯、金戈鐵馬、汗馬功勞……這些詞匯的背后，往往都站著一位英雄，都聯系著一場戰爭，都指向一次征服。在傳統的文學敘事中，寶馬與英雄是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關云長的千里赤兔，張翼德的烏龍踏雪，趙子龍的照夜玉獅子，馬的忠誠與勇猛，成為了英雄人格的一部分。

這種雄性審美的極致，更體現在漢唐的石刻藝術之中。

佇立在西漢霍去病墓前的“馬踏匈奴”石雕，整體高1.68米，長1.90米。這尊石刻中的馬，骨架勻稱，肌肉結實，軀體剽悍肥壯，腿筋勁健，蹄足抓地。它沒有嘶鳴奔騰的動態，而是以一種凜然難犯的靜態，一只前蹄將一個匈奴士兵踏倒在地。雕塑家以寫實與浪漫相結合的手法，使用一人一馬對比的形式，構成了一個高下懸殊的抗衡場面。在這里，馬不再是自然的生靈，它是大漢帝國雷霆萬鈞的軍事力量的象征，是“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立體宣言。

而到了唐代，唐太宗李世民為了紀念征戰四方的戰馬，令工藝家閻立德、畫家閻立本刻寫了“昭陵六駿”。颯露紫、拳毛騧、白蹄烏、特勒驃、青騅、什伐赤。這六匹馬，每一匹都有名字，每一匹都曾身冒箭矢。石刻以高浮雕手法，生動傳神地表現出戰馬在戰陣中馳騁疆場的情景。尤其是“颯露紫”，雕刻的是大將丘行恭正在為戰馬拔出胸前箭矢的瞬間，人馬相依，悲壯而深情。這是大唐開國的史詩，是血與火澆筑的豐碑。

時光流轉至近現代，當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馬的形象再次被賦予了沉重的歷史使命。

現代中國畫馬的集大成者徐悲鴻，一生鐘愛畫馬。他筆下的馬，與古人不同，融入了西方的解剖結構和透視學。他作于1941年秋季第二次長沙會戰期間的《奔馬圖》，是其代表作。此時，抗日戰爭正處于敵我力量相持的艱難階段，日軍企圖在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前徹底打敗中國。正在馬來西亞檳榔嶼舉辦藝展募捐的徐悲鴻，聽聞國難當頭，連夜畫出此作。

畫面上，那匹奔馬由遠而近，飛奔而來。雖然體格消瘦，但卻線條剛勁，筆觸帶風。畫家采用大角度透視的手法，以騰空的一只后腿和交叉在一起的前腿，展現奔馬疾馳的速度。彎刀般的腹背，翩然翻飛的馬鬃，透露出馬內在的精神：沉著而奮勇，堅定而不輟。這匹馬，是民族精神的揚厲，是家國情懷的具象，代表著一種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陽剛之美。

無論是霍去病墓前的石馬，還是徐悲鴻筆下的奔馬，它們共同構建了一個激昂的“英雄敘事”。 在這里，馬是勝利的渴望，是進取的意志。這種審美是如此奪目，以至于我們常常忘記了，在金戈鐵馬的輝煌背面，還有另一種關于馬的敘事——那是屬于民間、屬于土地、屬于女性與犧牲的敘事。

“蠶馬”，或曰“馬頭蠶神”，是中國神話傳說中蠶的祖先，這一故事最早見于東晉干寶的《搜神記·女化蠶》。故事講述在遠古年代，有一戶貧寒人家，父親當兵出征，家中只留女兒與一匹公馬。女兒思父心切，對馬戲言：“若你能將父親接回家，我便嫁給你。”

家中所養的馬聽懂了這話，掙脫韁繩而去。不久之后，真的從戰場上帶回了父親。然而，當馬兒流露出對女兒的依戀時，父親大為驚異，最終不僅毀棄了女兒的諾言，更強行終結了馬兒的生命。

故事的結局詭譎而凄美：馬兒的皮毛最終與女兒合而為一，他們化作了又厚又大的蠶繭，掛在枝頭。鄰人取其飼養，以此樹為“桑”。從此，這位化身為蠶的女子，被百姓奉為“蠶神”或“馬頭娘”。

在這個神話里，馬的形象發生了奇異的倒轉。它不再是載人沖鋒的征服者，而是因情感與信守承諾而獻身的守護者。它脫去了英雄的鎧甲，化作了吐絲自縛的春蠶，在桑葉間無聲地勞作。

在農耕文明的另一面，正是這種如春蠶般的沉默奉獻，支撐起了男耕女織的基礎。馬在這里，脫離了權力的中心，回歸到了情感與生存的本原。這種關于犧牲的母題，如同一條草蛇灰線，伏脈千里，最終在現代關于馬的影像敘事中，得到了最悲涼也最深刻的回響。

若論當代藝術形式，對馬的刻畫之深入、表現之豐富，莫過于電影。在光影編織的夢境中，人們試圖重建人與馬之間那種純粹的、超越功利的連接。

斯皮爾伯格執導的《戰馬》（War Horse，2011）便是其中的巔峰之作。這部改編自邁克爾·莫普戈同名小說的電影，本質上是一部披著戰爭外衣的成人童話。影片別出心裁地以戰馬“喬伊”為第一視角，串聯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烽火：從英國鄉村的溫情馴服，到被迫分離卷入絞肉機般的戰場，喬伊流轉于英德兩軍之間，既是戰爭的親歷者，也是人性的試金石。

斯皮爾伯格用極具古典主義的鏡頭語言，構建了一種理想化的戰爭救贖。影片中，喬伊用它純真無害的天性、不帶任何雜質的動機，感動了來自于這場戰爭對立面的生命。

片中最為人稱道、也最具象征意義的一幕，發生在兩軍對壘的“無人區”。喬伊在驚恐中奔跑，被層層疊疊的鐵絲網死死纏住，動彈不得。此時天色漸暗，雙方陣地上一片死寂。突然，一名英國士兵舉起白旗，躍出戰壕，走向喬伊；緊接著，一名德國士兵也走了出來。

在這一刻，槍炮聲停止了。兩個敵對陣營的年輕人，如同配合默契的外科醫生，用鐵鉗小心翼翼地剪斷纏繞在馬身上的倒刺。他們甚至在分別時，像朋友一樣互道珍重。

這就是電影的魔力。在那一刻，在純粹的生命尊嚴面前，戰爭的政治立場暫時失效，人性的光輝壓倒了殺戮的本能。盡管結局是符合大眾期待的“大團圓”——男孩艾爾伯特在戰地醫院吹響口哨，與傷痕累累的喬伊奇跡重逢，實現了“無論走到哪里都要找到你”的誓言——但這種好萊塢式的溫情，更像是一曲關于勇氣與成長的精美贊歌。

我們為此感動，因為這是人類良知的烏托邦。我們希望世界是這樣的：只要有愛，生命就能穿越火線，獲得圓滿；只要堅持，所有的分離都能迎來重逢。

然而，這種溫情的結局，終究是屬于電影工業的。當我們走出影院，面對真實的生存環境時，會發現另一種更為粗糲的敘事。

日本探險家關野吉晴的紀錄片《蒙古草原天氣晴》（2006），便提供了一部跟馬有關的、令人窒息的非虛構文本。這部紀錄片沒有斯皮爾伯格的光影濾鏡，沒有恢弘的配樂，只有草原上呼嘯的風聲和真實的苦難。

片中的主角是一個名叫普潔（Puje）的6歲蒙古女孩。她雖然有著“天之驕女”般的名字，卻過早地在馬背上承擔起游牧生活的重負。她穿著臟臟舊舊的外套和小皮靴，在馬背上游刃有余。眼神里有著與年齡不相稱的成熟與堅毅。

在這里，馬不再是《戰馬》中那個會被敵我雙方共同呵護的“戰友”，也不是徐悲鴻筆下那個象征民族精神的“圖騰”。在這里，馬是財產，是工具，是關乎一家人生計的命根子。

紀錄片的走向，殘酷地回應了前文“蠶馬”神話中隱含的悲劇色彩——馬與女性的糾葛，往往伴隨著犧牲。

拍攝期間，普潔家里遭遇偷盜，39匹馬不見了。這對于一個牧民家庭來說，是毀滅性的打擊。為了找回這些馬，普潔的媽媽孤身一人深入荒原尋找。雖然最終她回到了家，但在不久后，這位強韌的母親在去探親的途中，遭遇了意外，遺憾地永遠留在了那片她深愛的草原上。

這不是電影里的劇情，沒有最后一分鐘的營救。現實的荒原是沉默的，它無聲地帶走了一位母親，只留下尚未長大的孩子。

幾年后，關野吉晴再次來到草原，但他沒能再見到普潔。這個渴望讀書、夢想當老師的女孩，在畢業前夕，像一朵過早遭遇霜雪的花朵，凋零在了春天來臨之前。

導演的鏡頭冷靜而克制：2004年，當攝制組再次造訪，面對的只有照片里普潔那定格的笑顏，和外婆沉默的背影。只有普潔從小騎的那匹棗紅小馬，已經長成了健碩的成年馬，它鼻梁上的一抹白色和茂密的鬃毛，像極了那個曾經馭它飛奔的女孩。

這種“人亡馬在”的結局，是對“馬到成功”這種美好希冀的深沉注腳。

它讓我們看到，生命并不總是伴隨著鮮花與掌聲。在真實的荒原上，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沒有會為你剪斷鐵絲網的敵人。只有無常的命運，和不得不繼續的生活。

然而，在那匹已經長大的棗紅馬身上，我們依然看到了一種不可阻擋的延續——即便騎手已經不在，生命依然要在風雪中奔跑。

這或許才是“奔馬”最原始、最本質的隱喻：關于生存的堅韌，往往比單純的贊美更為震撼。 它告訴我們，真正的生命力，不是在溫室里被精心呵護，而是在風雪中，即便失去了庇護，依然憑著本能，不停地跑下去。

從《詩經》的吟唱到霍去病的石刻，從徐悲鴻的潑墨到斯皮爾伯格的光影，再到關野吉晴的真實記錄，馬的形象在人類的精神世界里完成了一次漫長的巡禮。

它既是英雄的坐騎，也是犧牲的祭品；既是理想的寄托，也是現實的鏡像。

“親愛的姑娘，你不要凄涼，不要恐懼！我愿生生世世保護你！”——1925年，詩人馮至根據蠶馬傳說改編的詩歌《蠶馬》，借助馬兒之口，對美麗的少女發出誓愿。這誓愿穿越了神話與現實的迷霧，至今讀來仍令人動容。

而在現實的草原上，普潔頭上的那朵紅色絹花，雖然已被風雪掩蓋，但并未凋零，它化作了對于美的永恒記憶。

馬年將至，我們不需要更多的宏大敘事來粉飾太平，也不需要更多的空洞口號來麻痹神經。在歲末年初的此刻，我們從這些馬的故事里，尋找一份直面生活的勇氣。

這或許正是我們在馬年最深切的祈愿：

愿像普潔一樣的孩子，想要讀書、想要去遠方的夢想，不再被生存的重負碾碎；愿每一個在大時代中顛簸的個體，都能在心底養一匹“奔馬”——不為征服誰，只為在踏破冬雪之后，擁有拒絕沉淪、昂首向前的尊嚴。

馬蹄聲碎，踏破冬雪，便是春歸。

畢竟，在神話與電影的悲歡之外，生活總要繼續。愿所有的小馬都能長大，愿這奔騰向前的馬蹄聲，能把大地上的每一個生靈，都帶向春風浩蕩的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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