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逃亡俄羅斯的斯諾登，如今生活狀況如何？

十二年后，他拿著俄羅斯護照，住在莫斯科郊區，有妻子和兩個孩子；那個被美國追捕至今的人，現在到底過著什么樣的生活？

2013年之前，愛德華·斯諾登的人生軌跡相當典型。

軍人家庭出身，年輕時想參軍報國，后來進入情報系統，從中情局做到國家安全局的外包技術崗位。

收入不低，前途也算明朗；如果按常規路線走下去，他大概率會在情報系統里繼續升遷，成為一個安穩的中產技術官員。

轉折發生在夏威夷，作為系統管理員，他接觸到大量內部資料，發現美國情報機構正在大規模收集通信數據，不僅針對海外目標，也包括本國公民。

報道迅速在全球引爆，“棱鏡計劃”成為新聞頭條；美國司法部很快以違反《間諜法》等罪名起訴他，并吊銷護照。

原本打算轉機去拉美國家尋求庇護的他，被困在莫斯科機場中轉區，滯留了一個多月。

斯諾登向二十多個國家提出庇護申請，大多數國家沒有回應，或以程序為由拒絕；最終，俄羅斯給予他臨時避難身份。

那一刻，斯諾登的人生已經從“體制內技術員”徹底轉為“國際政治符號”；但故事并沒有結束，真正漫長的階段，才剛剛開始。

如果當年的曝光只是一次新聞事件，那么接下來的十二年，則更像是一場關于身份和歸屬的長期考驗。

很多人想象中的流亡生活，往往充滿戲劇性；但斯諾登在俄羅斯的日常，反而顯得相當平淡。

最初幾年，斯諾登深居簡出，安全問題始終是頭等大事；早期經濟來源并不穩定，依靠積蓄、演講收入和支持者的幫助維持生活；后來，他逐漸通過遠程視頻演講、出版回憶錄以及信息安全相關咨詢獲得收入。

2019年，他出版自傳《永久記錄》；書一上市便進入暢銷榜，但美國政府隨即提起訴訟，認為他違反保密協議，要求沒收版稅。

法院最終支持政府立場，這意味著他很難真正從這本書中獲得收益；某種程度上，這也成為他流亡狀態的一部分，即使身在國外，法律影響依然存在。

生活層面，斯諾登與長期伴侶林賽·米爾斯在莫斯科登記結婚；妻子當年在美國曾接受FBI問詢，后來選擇赴俄團聚。

兩個孩子都在俄羅斯出生，2022年9月，俄羅斯總統簽署命令，授予斯諾登公民身份；12月1日，斯諾登完成宣誓，正式成為俄羅斯公民；他并未宣布放棄美國國籍，因此在法律上仍保留美國身份，但回國幾乎不可能。

斯諾登如今在莫斯科郊區注冊為納稅人，住在普通公寓區，日常帶娃、做飯、遠程參與活動。

社交媒體上擁有數百萬關注者，偶爾評論隱私政策、人工智能監控等議題，但避免卷入俄烏沖突等敏感政治事件；他曾說過，俄羅斯不是理想之地，但至少比監獄自由。

從某種意義上講，斯諾登的生活已趨于穩定：家庭完整，身份明確，收入可持續。

但這種穩定，是建立在無法回國的前提之上；十二年過去，美國對他的三項刑事指控依然有效，赦免的討論時有出現，卻始終沒有實質進展。

一些人好奇，如果他的人生停留在莫斯科，那么他當年的決定究竟改變了什么？

2015年，美國國會通過《美國自由法案》，終止了國家安全局，對美國公民電話記錄的大規模批量收集。

2020年，美國聯邦上訴法院裁定，當年相關監控項目本身違法；這些變化，雖非全部源自一人之力，但他的曝光顯然是關鍵觸發點。

在歐洲，事情同樣產生連鎖反應；歐盟法院宣布《安全港協議》無效，隨后《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正式實施，強化企業對個人數據的保護義務；今天我們在網站上頻繁看到的隱私彈窗，本質上都與那場風波有關。

科技公司開始強化端到端加密，公眾對數據安全的敏感度顯著提高；進入人工智能時代后，算法監控、數據挖掘、面部識別等議題再次成為爭論焦點。

許多人在討論AI監管時，仍會提到2013年的那場曝光，因為它首次讓公眾意識到，技術能力與監督機制之間存在巨大落差。

爭議從未停止；支持者認為他揭示了權力濫用，推動了隱私改革；反對者則認為泄密損害國家安全，影響反恐行動與盟友關系；美國情報界至今堅持后者立場。英雄與叛徒的標簽，在他身上并存。

十二年間，美國歷經多任總統，但引渡問題始終懸而未決，俄羅斯也沒有與美國簽署引渡條約。

地緣政治的現實，使這場追捕逐漸轉化為象征意義，它既關乎一個人，也關乎國家之間的力量博弈；當風暴退去，留下的不是簡單的勝負，而是一道長久存在的裂縫。

今天的斯諾登，已不再是機場中轉區的滯留者，而是莫斯科郊區的父親和納稅人；但他的名字仍然與監控、隱私和國家權力緊密相連。

十二年前，他掀開了一角帷幕；十二年后，關于技術與自由的爭論依舊沒有答案；也許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他過得怎樣，而是我們是否想清楚，在數字時代，誰來監督那些看不見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