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嘲笑拎煙酒拜年的窮親戚了，你走后，爸媽在老家還要抬頭做人

前年過年，初二吧，我二叔來了。他穿著一件洗得領口有點松的棕褐色夾克，手里拎著個透明的薄塑料袋，能清楚看見里面兩瓶白酒，商標我不認識，還有一條紅雙喜。袋子拎手處擰成了細細一股，在他手指上勒出淺淺的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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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在廚房炸圓子，聲音混著油煙機響，喊著我的小名讓我去開門。我把二叔讓進來，接過那個袋子，輕飄飄的。東西放在玄關地板上，靠著墻，有點歪。我給他泡茶，用的是柜子里招待客人用的陶瓷杯子。他雙手接過去，焐在手心里，眼睛望著電視，其實也沒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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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聊天，話頭總是斷。他說今年雨水多，家里兩畝秧苗長得一般。他說我堂妹在縣里讀高中，成績還行。他說我看起來比上次胖了點，城里飯養人。我嗯嗯地應著，低頭劃手機，家族群里搶了幾個紅包，一分兩分的。廚房里，我媽把油鍋燒得嘩嘩響，像是要把那點安靜填滿。

臨走，二叔從夾克內兜里掏出兩個很小的紅包，薄薄的，遞給我和我妹，說拿著買糖吃。推讓了一下，還是接了。送他下樓，老樓梯的聲控燈壞了，他摸著黑，一步一步下得很慢。我說二叔慢走。他在轉角那兒哎了一聲，腳步聲漸漸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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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屋里，媽在收拾茶幾上二叔用過的杯子。我說，二叔怎么還拿這種酒，超市里都沒見過了。媽沒停手，用抹布慢慢擦著茶幾面，說，你二叔在鎮上水泥廠看倉庫，一個月不到三千。那酒，怕是廠里年底發的，他沒舍得喝。那條煙，他平時自己抽的是更便宜的。

我沒說話。紅包我拆開了，一張嶄新的二十塊錢，折得方方正正。

晚上躺在床上，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也是過年，在二叔家。他用大灶燒飯，我蹲在灶膛前添柴火，他往我手里塞過一個烤得焦黑滾燙的紅薯，說小心燙小心燙。紅薯很甜，黏在手指上。那時他頭發還是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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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在城里，一年回來這么幾天。我關于體面的概念，是包裝精美的禮盒，是價簽上的數字。二叔的體面，是那兩瓶可能是他得到的最好的酒，是他特意去換的新錢，是他進門時努力挺直的背。我嫌棄那份禮物的寒酸時，沒看見那份禮物已經是他能捧出的最厚實的東西。

而我媽收拾茶幾時，是在收拾我留下的那點看不見的狼藉。后來我知道，正月里她去了二叔家一趟，送了一箱我帶回去的堅果，還有兩條更好的煙。她說順路，說家里沒人抽，放著也是浪費。她說這話時，二叔一直點頭，臉上掛著笑。

我們拍拍屁股回了城，回到那個用門禁和電梯分隔開的世界。老家的是非、人情、一張臉上的光與暗，都留給了父母。他們在那個走幾步就能遇到熟人的地方，要為我們那些不經意間的輕慢，一遍遍地賠上笑臉，補上禮數，把裂了縫的關系，用最妥帖的方式黏合起來。我們覺得那禮物擱在地板上礙眼，他們看到的，是送禮的人回去后，可能整晚都沒睡好的樣子。

有些東西，城里不講究了，老家還講究。有些重量，我們掂量不出，父母心里清清楚楚。我們不在那個江湖里，但他們還在。我們的每一句話，每一個眼神，都像是往他們常年經營的水塘里扔石子。我們扔得隨意，他們得等著漣漪一圈圈蕩開，再想辦法讓水面平靜下來。

所以后來，再有親戚提著那樣的塑料袋上門，我都會趕在媽前面去接過來，說路上辛苦了，快進來坐。我會把茶泡上，把瓜子花生推過去，問問地里的收成，問問孩子的成績。我知道我接住的不是塑料袋，是某個人一路揣過來的，怕被冷風吹涼了的心意。

我好好接住了，我爸媽在那個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走路就能更穩當一些。他們的臉面，有一半是長在我們這些子女身上的。我們笑了，他們的臉就是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