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藝術家個人展：讓“切爾諾貝利創傷”成為成藝術對抗武器

對旅居德國的俄羅斯藝術家塞拉菲瑪·布雷斯勒而言，1986年發生在蘇聯烏克蘭的切爾諾貝利核災難，是貫穿其創作生涯的核心母題。

“我確實嘗試過擺脫這個主題，但總會發現自己又回到了這里，”塞拉菲瑪·布雷斯勒在接受《莫斯科時報》專訪時坦言。她補充道，當年俄羅斯軍隊對核電站的臨時占領，使這一歷史議題“再次具有了迫切的現實意義”。

切爾諾貝利不僅是布雷斯勒深切的個人議題，其回響更貫穿于她入選“藝術家反對克里姆林宮”展覽的作品之中——盡管她也保留了一件自稱“童真而俏皮”的創作。

在阿姆斯特丹展覽開幕前夕，《莫斯科時報》專訪了布雷斯勒，深入探討其作品背后的個人記憶、創作靈感以及她寄望觀眾從中獲得的啟示。

《莫斯科時報》：您將在“藝術家反對克里姆林宮”展覽中展出三件作品，能否詳細說明每件作品的創作靈感？

塞拉菲瑪·布雷斯勒：首件作品名為《我的樹》，這件視頻裝置對我當下意義重大。它由舊式電子鐘的微型顯示屏構成，形態仿若神經網絡。屏幕通過電線與代碼相連，各自播放著檔案影像。

這件作品探討了兩個核心主題：家庭空間與災難。我試圖反思這兩種環境如何交織，以及當災難的數量如此龐大、暴力變得常態化時，災難及其記錄是如何變得“不可見”的。我也在探討，觀看災難發生是如何逐漸演變成某種日常生活的常態。

我混合了不同類型的檔案影像，既包括日常生活片段，也有新聞報道。該裝置聚焦當下事件，特別是烏克蘭戰爭。同時，它也凸顯了我作為藝術家與研究者長期關注的其他主題。其一是切爾諾貝利——因該核電站近期遭俄羅斯軍隊占領，該議題當下尤具現實意義。此外，我還納入了與別斯蘭慘案相關的影像，此前我已創作過多件以此為主題的作品。

MT：您為何選擇切爾諾貝利災難作為創作主題？是否有特定的個人經歷促使您關注這個議題？

SB：這個主題源于我在莫斯科英國高等藝術設計學院的畢業設計項目。

選擇這個題材是因為我的祖父伊戈爾·格拉西莫夫——雖然遺憾未能與他相見。他曾是切爾諾貝利事故的清理人員，也是獲準進入反應堆核心區的工程師之一。他從莫斯科自愿前往切爾諾貝利，在那里工作了三周。此前，他還參與了1957年俄羅斯車里雅賓斯克地區馬亞克核泄漏事故的善后工作。

最終我創作了一本小冊子，記錄了我和祖母的對話以及她回憶的故事。在此之前，這段家族歷史因過于沉重而鮮少被提及。或許親人們想保護我免受其害——至少祖母是這么說的——他們想讓我遠離那些殘酷的真相。

隨后，我逐漸將研究延伸至檔案與集體記憶領域。有時我確實試圖遠離切爾諾貝利這個主題，但總會不自覺地回歸。它已成為我藝術實踐的根基。

MT：能否談談《一切盡在掌控》這件作品？它也將亮相本次展覽。據我所知，作品核心源自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宣言……

SB：我曾將大部分創作精力傾注于切爾諾貝利……后來戈爾巴喬夫的那句宣言獲得了新的語境，我便再度回歸這個主題。

在2022年2月24日（俄烏沖突爆發）之后，我渴望發出某種宣言，于是開始手工印刷這句話。每個方格都采用干刻法手工印制。這類似于寫日記：我每天印制一個方格，直到最終印版被磨損殆盡。如今作品上只能看見模糊的墨跡——字句本身已不可辨識。

這句話象征著政治宣傳與謊言，如今這種聲音隨處可聞——不僅限于當下，也不僅限于俄羅斯針對烏克蘭戰爭的論調，而是遍布全球。

MT：您將展出的另一件作品名為《這個世界很美，但……》。這些繪有圖案的陶瓷盤頗為獨特，背后有何故事？

SB：我的部分項目規模宏大，涉及重大主題和大量研究。但這件作品采用了更童趣、更玩耍的形式進行創作。

我列出了父母告誡我們“可以出門，但要注意……”時提及的各類事項，然后將它們描繪在陶瓷上。這也是我對新媒介的一次嘗試。

MT：您希望觀眾從作品中獲得什么啟示，特別是那些關注持續沖突的作品？

SB：觀眾與《我的樹》的互動對我至關重要。作品呈現的所有信息其實都存在于我們的手機里，這個裝置旨在提醒人們關注周遭世界的變遷。我真切感受到，許多人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習慣了當下生存的殘酷現實。

MT：作為流亡藝術家，您是否試圖向俄羅斯觀眾傳遞某種信息？效果如何？據我所知，您的作品僅在西方展出。

只是我的藝術創作在俄羅斯語境下被賦予了抗議意義，但這并非刻意為之。我只是通過藝術表達個人主題——關于家庭、關于在祖國缺乏安全感等，卻被外界解讀為一種批判形式。

至于是否試圖觸達俄羅斯觀眾，我認為自己并沒有針對他們的特定信息。我探索的許多主題或許已被視為過時或不合時宜。就連切爾諾貝利這個話題——我多次聽聞人們認為它已是塵封往事，不值得再討論。但繼續創作它仍顯得重要……因為它被討論得太少了。

MT：本次展覽反思了克里姆林宮式威權實踐如何如病毒般侵蝕他國。這個主題是否引起您的共鳴？您如何將其與自身創作關聯？

SB：我認為這是極具價值的命題，很高興我們開始在更廣闊的背景下探討它。我離開俄羅斯的部分原因在于故土不再安全，而如今這種不安感正卷土重來。盡管身處德國我仍享有人身安全，但那種徹底的不穩定感、外部威脅感，確實如同病毒擴散般令人窒息。

萊拉·拉蒂波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