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爭為何無法調停？——誰都輸不起

持續近4年的俄烏戰爭已演變為一場結構性與系統性并存的“歷史大地震”。這場戰爭之所以難以終結，并非由于缺乏“和平方案”，而是各方皆深陷于一種“誰都輸不起、誰都不敢退”的戰略僵局之中。

表面上看，這是俄烏之間的軍事對抗；本質上，卻是領土、主權、安全架構、國內政治以及大國博弈相互交織的復合型沖突。

其中任何一個層面的矛盾，都足以導致談判破裂；而多種矛盾的疊加，則共同構筑了一個幾乎無法拆解的“戰爭鎖定結構”。

要理解俄烏戰爭難以調停的原因，必須剖析其背后相互嵌套的五重鎖扣：領土鎖、安全鎖、外部鎖、政治鎖與未來鎖。

它們彼此聯動，使得停火不再僅是軍事決策，更成為一場各方均難以承受后果的“政治豪賭”。

一、領土與主權：無法妥協的“底線”

俄烏沖突的棘手之處在于，雙方均將領土訴求“神圣化”為不可退讓的核心利益，任何妥協都可能被視作“叛國”。

1. 俄羅斯：退讓即等于戰略失敗

俄羅斯當前的核心訴求明確且強硬，具體包括：要求烏克蘭在法律上承認克里米亞歸屬俄羅斯，承認頓涅茨克、盧甘斯克、扎波羅熱與赫爾松四州為俄領土，甚至提出將俄語地位提升至烏克蘭憲法語言之一。

對莫斯科而言，這不僅是領土擴張，更是三重戰略目標的疊加：

戰略緩沖區需求：若烏克蘭徹底倒向北約，俄羅斯傳統腹地將直接暴露于西方軍事力量前沿，這被其視為不可接受的安全災難。

歷史與民族敘事：克里米亞被塑造為“歷史回歸”，烏東四州則被包裝為“俄語族群的自決成果”。若在此退讓，等于否定自身數年來的對內宣傳，自證“侵略”指控。

政權安全與合法性：普京政權已多次公開強調“新領土不可逆轉”。若被迫撤出，不僅意味著軍事失敗，更將直接沖擊其國內統治權威。

對俄羅斯而言，領土問題已非可談判的籌碼，而是關乎政權存續的“保險”。要求其在此問題上讓步，無異于要求其推翻自身近年來的政治邏輯與敘事基礎。

2. 烏克蘭：割地即等同于“賣國”

烏克蘭方面同樣毫無退讓空間。

澤連斯基政府始終堅持“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容談判”；2025年11月，烏總統辦公室主任葉爾馬克公開表態：“只要澤連斯基擔任總統，絕不會割讓領土。”

其背后原因包括：

憲法與法律約束：烏克蘭憲法明確將克里米亞及東部地區界定為“被占領土”。任何承認俄主權的行為均屬違憲，將為反對派提供“叛國”口實。

民族情緒與輿論壓力：長期戰爭與重大傷亡激化了社會情緒，形成“寸土不讓”的全民共識。妥協被視為“賣國”，這一情緒既源于政治動員，也來自真實的民眾創傷。

政權生存邏輯：澤連斯基的合法性極大程度上建立在“抵抗領袖”形象之上。若以割地告終，他將從“民族英雄”淪為“歷史罪人”，這是現政權無法承受的后果。

即便烏克蘭內部承認短期內難以收復全部失地，其可能接受的方案也僅限于“事實占領下的凍結線+國際監督”，而非法律上承認俄主權。

由此可見，雙方訴求本質錯位：俄要求法律承認，烏僅肯接受事實默認為。二者并非議價空間差異，而是根本立場無法兼容。

在此背景下，“調停”本身已近乎奢望。

二、安全訴求：相互排斥的“安全觀”

若領土是表層矛盾，安全架構則是深層癥結。

俄烏沖突的核心悖論在于：雙方均追求“安全”，但彼此的安全設計卻直接構成對方的生存威脅。

1. 俄羅斯：以北約東擴為源的“生存焦慮”

自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始終將北約東擴視為核心安全威脅。1999年波蘭、捷克、匈牙利加入北約，2004年波羅的海三國緊隨其后，加之北約在東歐的軍演、導彈部署及前沿兵力推進，俄方認定北約已從防御聯盟蛻變為“對俄圍堵機制”。若烏克蘭加入北約，俄戰略緩沖帶將徹底瓦解，北約軍力可直接抵近俄邊境。因此，俄方要求烏克蘭“中立化”（禁止加入北約）并“去軍事化”（限制重武器與遠程打擊能力），實質是希望烏成為“主權完整但軍事受限”的緩沖國。

2. 烏克蘭：以北約化為唯一“生存保障”

烏克蘭的安全認知截然相反。1994年《布達佩斯備忘錄》以棄核換安全保證，最終卻被證明形同虛設；2014年克里米亞被吞并時西方未予軍事干預；2022年全面入侵更強化了烏方信念：無硬性安全承諾即無真正主權。因此，烏方核心訴求為加入北約或獲得等效集體防御承諾，同時尋求長期武器援助與西方駐軍，以形成對俄威懾。在烏克蘭看來，“中立化”等于喪失自衛能力，只能等待下一次侵略。

3. 安全悖論與零和困境

雙方安全訴求形成結構性對立：

俄羅斯需一個“弱武裝、不結盟”的烏克蘭作為緩沖區；

烏克蘭需一個“強武裝、受北約保護”的自身以抵御侵略。對俄而言，烏武裝+北約承諾等于前沿威脅；對烏而言，中立+去軍事化等于任人宰割。

任何一方的退讓，均意味著將自身安全置于不可控風險之中。

這種安全觀的根本性錯位，使得和平協議不僅是條款博弈，更成為雙方對生存前景的截然相反的判斷。

三、外部干預：代理人戰爭的結構性綁定

俄烏戰爭已成為典型的代理人戰爭，其進程與結局不再由俄烏雙方獨立決定。

1. 烏克蘭：依賴西方“輸血”而喪失自主性

烏克蘭在軍事與經濟上高度依賴歐美支持：美國與歐盟提供多輪軍援（含火炮、坦克、防空系統、遠程導彈及無人機），并通過情報共享、訓練與后勤維持烏作戰能力；經濟上則依靠國際金融機構與歐盟預算支撐財政與社會運行。

這種依賴導致雙重后果：

戰爭能力被外部資源放大，本可能迅速崩潰的戰局被延長為持久消耗戰；

政治自主性受制于盟友意志：過度妥協可能引發西方不滿，拒絕妥協則需持續依賴外部輸血。烏克蘭已成為“前線戰士與后方盟友的共同項目”，難以基于自身利益獨立決策。

2. 俄羅斯：與西方對抗敘事深度綁定

俄羅斯自2014年起持續遭受制裁，2022年后更面臨金融、能源、科技等多領域極限制裁，同時北約通過軍演與前沿部署強化遏制。

在此環境下，俄將烏戰場視為對西方“戰略對抗的主戰場”：

若在烏失敗，不僅意味著領土損失，更標志對西方戰略的全面潰敗；

國際地位、與非西方世界合作信譽及國內“強國復興”敘事均將遭受重創。因此，俄無法僅從雙邊角度考慮停火，必須權衡其全球戰略利益。

3. 代理人困境與“囚徒博弈”

外部介入使戰爭呈現“囚徒困境”特征：

烏克蘭若先讓步，可能失去西方道義支持、重建援助議價能力，且無法向國內交代巨大犧牲；

俄羅斯若先軟化，將面臨西方進一步緊逼、喪失戰略威懾力，并引發國內強硬派反彈。雙方均選擇繼續作戰以維持“翻盤想象”，談判往往淪為輿論戰工具而非誠意妥協。

戰爭已升格為“美國/北約與俄羅斯的代理人拉鋸”，只要大國對立持續，前線便難有真正和平。

四、國內政治：妥協等同于政治自殺

戰爭與國內政治深度捆綁后，和平決策不再是理性計算，而是關乎領導人存亡的賭局。

1. 烏克蘭：妥協即政權崩潰

澤連斯基政權合法性已徹底重構為“戰爭領導者”，社會輿論高度集中于“抵抗到底”。若其釋放任何妥協信號，將面臨：

被民族主義勢力與反對派指控“賣國”；引發民眾抗議與軍隊不滿；政權合法性瞬間崩塌。葉爾馬克2025年11月“不割地”表態，本質是對國內壓力的宣誓：現政權無妥協資格。

2. 俄羅斯：退讓引發權力危機

普京政權通過媒體將戰爭包裝為“對抗西方擴張的正義之舉”，塑造“只能贏不能輸”的國內氛圍。若其接受失敗式停火，將面臨：軍方與安全部門強硬派反噬；精英階層與民族主義者質疑其領導力；不排除政權更迭風險。普京2025年11月“領土不可逆轉”言論，既是對外示強，更是對內安撫強硬勢力。

3. 政治自殺與僵局延續

雙方領導人均面臨同一困境：妥協等于政治自殺。

唯有持續戰爭，才能維持政權暫時穩定。理性讓步在高度極化的政治生態中已無生存空間。

五、未來走向：消耗、外溢與不確定結局

綜合上述四重鎖扣，俄烏戰爭難以“體面終結”。

其可能走向包括：

1. 長期僵局：技術化消耗戰

當前戰線呈現僵持態勢：俄控制烏約20%領土，烏依靠外援維持防御但難圖反攻。

戰爭進入“無人機+塹壕+炮戰”的消耗模式，雙方在人力、裝備、經濟與社會心理上持續磨蝕，結局取決于誰先耗盡資源。

2. 外援變動：被動妥協

若西方援烏意愿因國內政治或財政壓力下降，烏可能被迫接受不利和約；若俄成功對沖制裁并鞏固戰線，或選擇持續消耗以待變局。

此類“和平”均屬外力失衡下的被迫妥協，缺乏穩定性，易為未來沖突埋下伏筆。

3. 沖突升級與外溢風險

最危險情境為大國博弈升級：例如北約國家直接軍事介入（如派維和部隊或設禁飛區），或其他大國等方利用戰爭牽制對手；黑海、波羅的海等地的擦槍走火可能引發大國直接對峙，戰爭或從代理人模式向準大國沖突演化。

結論：和平之鑰在于承認“輸得起”

俄烏戰爭難以調停的根本原因，在于所有參與者均陷入“輸不起”的戰略困局：

俄羅斯若輸，將喪失戰略威信且國內政治失控；

烏克蘭若輸，意味著國土分裂與民族犧牲毫無意義；

西方若輸，則規則基于的國際秩序受重創。

理論上，和平需三方同步調整立場：

俄羅斯接受軍事成果難以兌換法律主權，將領土作為談判籌碼而非政權根基；

烏克蘭放棄完全恢復1991年邊界的幻想，在保障核心主權前提下接受過渡方案；

西方將促談與安全重構置于消耗俄羅斯之上。

然而，當前政治氛圍下，任何一方承認現實均等于否定自身數年來的政治敘事。

悲觀而言，戰爭終結更可能源于某一方力竭崩潰或大國地緣平衡重構，而非理性談判。

在此之前，戰火將持續燃燒——并非因為沒有方案，而是因為所有可行路徑均要求有人率先承認：自己輸得起。而這恰是各方最不愿觸碰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