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農陳云力保潘漢年，主席為何仍說：此人不可信用

當初潘漢年去見汪精衛這件事，本來早就可以講清楚，為什么他本人要隱藏十幾年。在潘漢年被捕之后，李克農和陳云等人已經找出大量證據，證明潘漢年沒有叛變。可就算主席了解所有情況之后，依然在重要會議上點名批評。

而所有這些事件的導火索，居然跟潘漢年同志沒有任何關系。

潘漢年

高饒事件在1955年中央已經定性之后，主席專門在高層會議上跟大家說，結合高饒事件，我們黨內還有一些事情沒有完全講清楚。各位都是高級干部，回去之后有想說的、想寫的，都應該如實交代出來。

其實就是主席在給大家一個機會，把歷史上的一些遺留問題一次性講清楚，避免黨內再出現高饒這樣的問題。

參加完這次會議的潘漢年，肯定受到了很大觸動。經過反復權衡，他覺得有必要向中央坦白，那件他想隱瞞一輩子的事情。

那就是1943年的時候，他在沒有跟中央提前打招呼、事后也沒有匯報的情況下，私自見了大漢奸頭子汪精衛。

這就讓人覺得很奇怪，潘漢年跟高饒之間沒有任何關系，為什么偏偏在這個時候，袒露出十二年前這段往事。

原因就是，當年一位重要的知情人物卷到了這個事件里。這個人，就是汪精衛手下的漢奸，叫胡均鶴。

這位胡均鶴，曾經是共產黨員，還當過共青團的重要干部。這個位置很關鍵，他的前任就是博古，后來被王明直接提拔到黨內最高領導職務。

結果因為顧順章叛變，胡均鶴被抓了。剛被抓的時候，敵人嚴刑拷打，他表現得還算大義凜然，堅決不招供。

可就在這個時候，顧順章出了個主意，特意找人做了一份假報紙，告訴胡均鶴，中共已經把你列為叛徒了，你已經無路可退。接著又打感情牌，說你愛人馬上就要生孩子，你不希望孩子一出生就成孤兒寡母。

顧順章

在這種攻勢下，胡均鶴的心理防線被突破，投降了。

人有了第一次叛變，第二次就容易多了。等到日本人來的時候，他作為情報人員又一次被抓，這次很痛快就投降了，沒關多久就被放出來，順理成章當了漢奸。

但這個人還有那么一點點良知，不管是投降國民黨，還是投降日本人，對一些最核心的機密還是有所保留。尤其是投降日本人的時候，他有機會抓住國民黨重要情報大員徐兆麟，卻沒有供出來。

所以這樣的人，特別容易腳踏幾只船，為個人生存把利益最大化。

當年潘漢年同志接替陳賡之后，在中央領導下，整個情報工作做得非常出色。1942到1943年期間，這些漢奸也看出來了，日本人越打越艱難，將來中國一旦勝利，漢奸就是死路一條，必須提前給自己留條后路。

所以當時胡均鶴和另一個漢奸李士群，開始主動聯系我黨。這些人經過多次試探，終于聯系上我黨在華東地區的情報負責人潘漢年。

這件事，潘漢年正式向陳毅和饒漱石如實做了匯報，也把相關信息報給了中央，是在中央授權之下，才跟這些漢奸打交道的。

跟這些人來往，我黨內部其實是有分歧的，但潘漢年非常篤定，說這些人是可以利用的，他們不是死心塌地的漢奸，合理利用，能給敵后工作帶來重要情報。

一切也正如潘漢年所料，新四軍和我黨不僅從這些漢奸口中獲得日軍進攻的重要信息，還成功轉移了不少重要同志。

結果到1943年4月，突然李士群要約見潘漢年，全程由胡均鶴陪同。

李士群

這一次見面讓潘漢年覺得很奇怪，李士群一路不肯直接見面，慢慢把潘漢年引到南京之后，才出面，還拋出一個讓潘漢年極為意外的消息：

大漢奸頭子汪精衛要跟他見面。

這件事就讓潘漢年騎虎難下。見這樣的人物，一定要跟中央打招呼，可當時他已經到了龍潭虎穴，如果拒絕見面，之前整條情報線可能斷掉，甚至自己性命都保不住。

在這種情況下，潘漢年決定去見汪精衛。

從現在可以披露的信息看，雙方沒有談任何實質性內容。如果潘漢年當時及時匯報，這件事其實不算太大問題，畢竟隱秘戰線本來就風云變幻，誰也不知道對方下一步會出什么牌。

當年陳賡也是被迫見了老蔣，回來坦蕩向中央匯報，不但沒受質疑，反而得到中央和同志們的一致贊揚。

陳賡

至于沒匯報這件事，官方和學者都有考證，一個重要原因是新四軍當時出現了黃花塘事件，在干部中引起不滿，內部影響很不好。

所以潘漢年選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本身這次見面也沒什么實質性接觸，不說也就沒人知道。

放到今天，很多人可能也會這么想。但放回當時的政治環境，整個氛圍完全不一樣。

在那么微妙的時刻，汪精衛能聯系共產黨，也一定會聯系國民黨。眼看著日本人要不行了，他也要找后路，這里面水很深，每一個細節都可能直接影響中央決策。

結果這件事，偏偏被國民黨情報部門知道了。他們的內線告訴老蔣，共產黨有個干部秘密會見了汪精衛。只是內線不知道具體是誰，也沒有文字、圖片證明見過面，但國民黨還是把這件事捅了出去。

這一下就讓中央很被動。

中央負責情報的同志專門問過潘漢年，你到底見沒見過汪精衛？潘漢年當時選擇不承認。中央選擇相信他，堅決回擊國民黨，說這是造謠污蔑，甚至主席親自替潘漢年站臺，駁斥國民黨的說法。

現在回頭看，這其實是讓中央擔了巨大風險。如果國民黨當時拿出實錘證據，我黨在全國人民面前就抬不起頭，在抗戰即將全面勝利的關鍵節點，非常危險。

這種時候，共產黨情報負責人私下見汪精衛，屬于重大輿情。

幸運的是，這件事暫時躲過去了，但也埋下了一顆雷。

當初怕卷進黨內斗爭，不想跟饒漱石多說，還能理解。可中央直接來問，你還選擇不說，這就是對中央的隱瞞，是重大紀律問題。

潘漢年也就錯過了第一個坦白的機會。

緊接著1945年中共七大，潘漢年也到了延安。當時主席對他非常熱情，也非常信任，給他的電報信件里都寫著“小開兄”。

在延安的時候，主席拉著潘漢年聊了一下午，怕他緊張，還問為什么有人管他叫小開。又是談心，又是吃飯散步，在這種氛圍下，如果潘漢年坦誠把見汪精衛的事說清楚，問題也不大。

畢竟饒漱石和陳毅的矛盾，中央也很清楚。

可他當著主席的面，依然選擇不說。這就是隱瞞重大事件，是非常嚴肅的紀律問題。主席當時還拍著他肩膀說，中央對你是絕對信任的，我們不相信敵人的謠言。

解釋這件事的最后一個好機會，就這么錯過了。

人就是這樣，想瞞一輩子的事，總會被意外揭開。饒漱石出事以后，牽連到了胡均鶴。

很多人會奇怪，胡均鶴不是漢奸嗎，怎么會牽扯到饒漱石？

胡均鶴因為沒有出賣最核心機密，抗戰之后國民黨只判了他十年，關在南京老虎橋監獄。結果三年后國民黨敗退，臨走前把胡均鶴放了出來，還給了他潛伏任務。

胡均鶴

上海解放后，遺留了大量敵特，當時我們也采取過一些特殊辦法，叫以特反特、以特制特，不少諜戰劇也反映過那段特殊政策。

要說胡均鶴這個人，還真想干點正事，后來確實抓到過一千多個國民黨留下的特務，也算實實在在立功贖罪。所以一度還給他升了官，當了個主任，當然手下也就兩個人，也都是解放前的特務。

這件事，是時任上海公安局長楊帆親自推動的。作為主管公安工作的副市長，潘漢年肯定知道，也同意這么做，因為他心里清楚，這些人不會真心為國民黨賣命，可以利用。

當然這件事饒漱石也清楚，就算他有意回避，也脫不了干系。

等到給饒漱石列各種罪狀的時候，楊帆、胡均鶴都被審查。這個時候潘漢年非常清楚，當年見汪精衛的見證人里，李士群已經被日本人毒死，汪精衛死了，汪精衛的秘書也可能知情，但人也沒了。

唯一一個活著的見證人，就是胡均鶴。以胡均鶴的性格，完全有可能把這件事和盤托出，到時候自己再解釋就非常被動。

思前想后，1955年4月1日，潘漢年把這件事寫成坦白報告，交給了陳毅。

陳毅看完之后大驚失色。作為黨的高級干部，第一條就是要有政治意識，在這種大是大非的事情上隱瞞這么多年不向中央交代，不管有多大功勞，都會受重大影響。

陳毅不敢耽誤，第二天4月2日就直接去中南海見主席，把情況如實匯報。

很多人都說，主席在材料上批了八個字：此人從此不可信用。后來有學者認真查過資料，發現主席并沒有在材料上寫這個批示，但這句話確實出現在楊尚昆的回憶錄里，應該是主席當時現場說的，被在場人員記了下來。

最后公安部長羅瑞卿親自帶人對潘漢年進行審查。當時黨內一大批干部都寫材料，力證潘漢年沒有叛變，而且他建立的情報網絡，確實為我黨提供過大量有效情報，立下重要貢獻。

羅瑞卿

很多人以為，這次審查主要是因為見汪精衛觸犯政治紀律，導致對潘漢年的懷疑。結果最后定罪名的時候，第一條罪狀卻是：1936年投降國民黨，為國民黨提供情報。

1935年遵義會議之后，中央做出重要決定，博古主動讓賢，張聞天成為中共中央名義上的負責人，實際指揮權交給毛澤東。這么重大的變動，需要有人傳達給共產國際。

當時中央派出兩個人一起去莫斯科說明情況，人選必須絕對可靠：一個是陳云，另一個就是潘漢年。

出發之前，博古還特意找潘漢年說，不管你和陳云誰先到莫斯科，都由潘漢年作為主要匯報人，向王明和共產國際講清楚來龍去脈。

博古之所以這么交代，是因為當年王明去共產國際時跟他說過：我走以后你來接替我，今后我們之間只能有一個信得過的聯系人，這個人就是潘漢年，除了他我誰都不信。

所以博古反復強調，一定要說清楚，自己是主動讓位給張聞天，共產國際也要充分信任毛澤東。

陳云和潘漢年歷盡千辛萬苦到共產國際，把黨內情況做了匯報。王明當時表示遺憾，但對張聞天接任黨內最高職務，也表示認可，共產國際也正式承認中共中央最新人事變動。

千萬別小看共產國際的態度，在張國燾企圖分裂黨的情況下，統一人心極為關鍵。

在這種大背景下，共產國際的反饋分水陸兩路返回國內。走陸路的是張浩，走水路的是潘漢年。

按理說陸路更危險，張浩知道事情重大，只用一個月就日夜兼程趕回延安。中央領導非常高興，高度評價張浩。

張浩原名林育英，是林總的堂兄，關鍵時刻說服張國燾，樹立了主席的權威，對黨的事業絕對忠誠。他去世時，主席和任弼時等人親自為他抬棺，可見中央對他和他帶回的信息有多重視。

而帶著更重要信息的潘漢年，居然七個月之后才到延安。

當然出發時，王明留了他三個月，讓他把共產國際和中央聯系的密碼背下來，裝在腦子里帶回來，方便共產國際和中央及時聯絡，這是極其重要的任務。

結果潘漢年出發后，從歐洲到香港，到了香港卻遲遲不北上，反而在香港、上海會見大量民主人士，大談統一戰線，整整停留了四五個月才到延安。

到延安之后，他的老上級博古跟他深談了一次，說你在這件事上，太缺乏紀律意識了。

共產國際和中央這么重要的聯絡密碼，你不急著回來，反而在香港上海長時間停留，讓主席和恩來同志都很不滿意。

第二，你向張聞天匯報時，要知道張聞天名義上還是黨內一把手，你匯報時一口一個“王明同志交辦”，要加強統一戰線、國共合作、聯合抗日。這是中央的決策，跟王明有什么關系？

而且回來之后，誰讓你擅自去見陳果夫，談國共合作的？結果陳果夫一看潘漢年不是從延安回來，是從莫斯科回來，直接閉門羹，說你從延安來我再談，背后意味著什么？你是聽王明的，還是聽中央的？

作品聲明：僅在頭條發布，觀點不代表平臺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