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哈爾濱的冷風刮在臉上生疼。
剛處理完工作的賀子珍正往家趕,冷不丁聽見身后有人喊了一嗓子:“子珍!”
回過頭一看,喊話的人是曾志。
這一面,距離1930年她們在閩西那次揮手告別,整整過去了十七個年頭。
進了屋,身子暖和過來,曾志沒頭沒腦地問了一句:“咱們當初分開的日子,你心里還有數嗎?”
這話聽著像是閑聊,其實是個“坑”。
來之前,外頭風言風語,都說賀子珍精神垮了,甚至瘋了。
曾志這是在摸底,看看老戰友腦子還清不清醒。
賀子珍的反應讓曾志把心放回了肚子里。
她把日子掐得死死的:記得門兒清,1930年,打回閩西那會兒,你去了廈門,咱倆就沒再碰過面。
條理分明,腦子靈光。
曾志這才確信,眼前這個人,正常得很。
天黑下來,為了能說點體己話,賀子珍把閨女嬌嬌支到一邊去睡,自己跟曾志擠在一個被窩里。
就在這床鋪上,曾志把這十七年的陳芝麻爛谷子都翻了出來。
說白了,全是關于“舍得”二字的死結。
頭一道坎,是感情上的“斷臂求生”。
賀子珍提起曾志的那口子蔡協民:“老蔡咋樣了?
這些年好過不?”
曾志臉色一沉。
其實這段緣分,早就斷得干干凈凈了。
當年在廈門,日子過得那是相當別扭。
里頭夾著兩層硬傷:
一個是脾氣不對付。
老蔡比曾志大了十幾歲,代溝寬得沒法跨。
老蔡總愛擺出老資格的架勢,對媳婦指手畫腳;可曾志年紀雖小,革命資歷一點不淺,哪受得了這種居高臨下的氣?
兩口子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
再一個是外部環境太惡劣。
1931年調到福州,那地方的白色恐怖比廈門還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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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高壓鍋一樣的日子里,兩口子互相耗著,那是真要命。
緊跟著,禍事來了。
那年11月,二寶得了天花,沒挺過來。
孩子沒了,這段婚姻最后一點念想也斷了。
蔡協民借酒澆愁,越喝越愁,脾氣更是大得沒邊。
正好這會兒,組織上的調令下來了:老蔡去上海,曾志留福州。
路擺在腳下:是硬撐著這段破裂的感情互相折磨,還是借著調動各奔東西?
換做平常人家,可能還要磨嘰一陣子。
但在刀尖上舔血的白區,拖泥帶水就是找死。
走的前一晚,兩人對著哭了一場,把這事定了:離。
這看著狠心,其實是給彼此留活路。
分了家,夫妻做不成,戰友的情誼沒丟。
后來老蔡落難,已經跟陶鑄好上的曾志,照樣伸了把手。
可惜的是,1934年出了叛徒,蔡協民把命丟在了刑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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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道坎,是骨肉親情的“割肉”。
跟老蔡散伙后,在福州,曾志碰上了陶鑄。
起初是為了掩護身份,組織讓他倆扮假夫妻。
這種戲演多了,最容易弄假成真。
日子久了,兩人看對眼了,從假搭檔成了真兩口子。
婚后沒多久,曾志又懷上了,還在那個節骨眼上生了下來。
這時候,一道更要命的選擇題砸了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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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曾志和陶鑄是在刀刃上過日子,身邊帶個奶娃娃,不光孩子隨時可能沒命,弄不好哭聲一響,身份暴露,整個聯絡點都得跟著陪葬。
是要孩子,還是要任務?
說得再露骨點,要當媽,還是要革命?
這筆賬,曾志心里跟明鏡似的,可心里的肉也是真疼。
為了孩子能有條活路,也為了能在白區接著干下去,兩口子咬碎了牙關做決定:送人。
他們找了個做鹽生意的湖北老板,這家人在福州落了腳,家底厚實。
孩子送過去,起碼餓不著凍不著,能留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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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娃還活著,爹媽那點思念,不算個事。
聽完這些掏心窩子的話,賀子珍半天沒吭聲。
她也是當媽的人,骨肉分離的滋味她比誰都懂。
1947年這次能回來,真不容易——早在1941年,好姐妹騫先任回國時就喊過她,她當時犯倔沒回,誰成想一錯過就是六年。
現在帶著嬌嬌和岸青回到哈爾濱,總工會給安排了活兒,這種踏實日子對她來說,簡直是做夢都不敢想的福氣。
跟曾志當年那些沒得選的選擇比起來,每一個決定都是帶著血淚的。
憋了半天,賀子珍嘆了口氣,說了一句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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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么干,真是對得起黨了!”
這句話,把曾志這十七年的風風雨雨,概括得透透的。
那一晚,兩個久別重逢的老戰友,在哈爾濱的夜色里,一直嘮到了大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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