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懷念的老春晚到底贏在了哪里？春晚為中高考考生作文操碎了心

在我看來，春晚要有教育意義其實沒有錯，但是，春晚導演組包括很多人其實對于教育意義的理解是出了問題的。

今年的春晚大家都看了嗎？你覺得怎么樣呢？在評論區說一下你的感受吧。

網上關于春晚的吐槽，每年都會準時刷屏，很多人都在說：“春晚越來越不好看，就是因為太愛說教了，大過年的誰想被上思想政治課？”尤其是趙本山當年那句經典的話，都會被翻出來反復傳播：“大家辛苦一年了，就想在除夕夜開心快樂一點，你老想著板著個臉教育人，誰還樂意看呢？”

但在我看來，我認為，作為一臺全國人民同步收看、覆蓋幾代人、承載著集體記憶的國民級晚會，春晚要有正向價值引導，要有教育意義，這是它必須承擔的責任與使命。

很多人說，以前的春晚沒有教育意義，就是純搞笑，所以大家才喜歡。但這話其實大錯特錯。以前的經典春晚節目，不僅有教育意義，甚至比現在的節目，教育意義深刻一百倍。只不過是它從來不會把“我要教育你”寫在臉上。

我們隨便舉幾個例子，大家就懂了。

趙本山、宋丹丹的《昨天今天明天》，有沒有教育意義？當然有。它用黑土和白云這對老夫妻的嘮嗑，講了改革開放幾十年中國的變遷，講了老一輩人相濡以沫的愛情，講了普通人面對時代變化的樂觀與豁達，甚至還暗戳戳諷刺了當時浮躁的社會風氣。但我們看的時候，只會笑得前仰后合，只會被那句“湊活過唄，還能離咋地”戳中，只會在結尾那句“我十分想見趙忠祥”里，感受到屬于那個年代的溫柔。它沒有喊一句“我們要珍惜時代，珍惜愛情”，但看完之后，你自然就懂了這些道理。

趙本山、范偉的《賣拐》，有沒有教育意義？當然有。它把騙子的套路、人性的弱點、老實人的盲從，扒得一干二凈，甚至放到今天，你依然能在很多電信詐騙、營銷套路里，看到《賣拐》的影子。它用一個荒誕的故事，告訴我們“不要輕信別人的忽悠，要守住自己的判斷”，但它從來沒有板著臉跟你說“大家要提高防騙意識”，可直到今天，“大忽悠”這個詞，依然是我們用來形容騙子的常用語。

還有陳佩斯、朱時茂的《主角與配角》，有沒有教育意義？它用一場啼笑皆非的角色互換，講了“職業沒有高低貴賤，小人物也有自己的堅守”，講了“刻板印象的偏見”，甚至藏著對“英雄與反派”的深刻思考。但我們記住的，是陳佩斯那句“你管得了我，還管得了觀眾愛看誰？”。

還有那首唱了幾十年的《常回家看看》，有沒有教育意義？它沒有喊一句“大家要孝順父母”，沒有講一句“親情有多珍貴”，只是唱著“找點空閑，找點時間，領著孩子，常回家看看”，唱著“生活的煩惱跟媽媽說說，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談談”，就唱哭了幾代人。直到今天，這首歌一響起，很多人依然會紅了眼眶，會下意識地拿起手機，給爸媽打個電話。

大家看到了吧，這就是文藝作品的教育。它從來不說教，卻處處是教育；它從來不刻意喊口號，卻處處是正向的價值引導；它把想要傳遞的道理，完完全全藏在了故事里，藏在了笑料里，藏在了真情實感里，讓你在不知不覺中，被打動，被溫暖，被啟發。

所以，我認為，真正的問題不是出在了“現在的春晚太有教育意義”，而是現如今太多人，包括春晚的制作組，把“教育意義”這四個字，完完全全理解錯了。他們把“教育”等同于“說教”，把“正能量”等同于“喊口號”，把“價值引導”等同于“尷尬的灌輸”。

其實很多人有一個誤區：很多人覺得，“教育”就是嚴肅的，就是講道理的，就是板著臉糾正你的錯誤的。但恰恰相反，在教育學的底層邏輯里，真正的教育，從來都不是居高臨下的灌輸，而是潤物細無聲的喚醒；不是把道理硬塞給你，而是把燈給你點亮；不是把你當成需要被糾正的“問題學生”，而是把你當成有獨立思考、有情感共鳴的平等個體。

陶行知先生說：“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動，唯獨從心里發出來，才能打動心靈的深處。”

杜威也說過，教育的本質是“生活即教育”，是“經驗的不斷改組與改造”——說白了，你想讓一個人接受你的觀點，認同你的價值，從來不是你站在高處告訴他“你應該這么做”，而是讓他在真實的體驗里，自己感受到“這么做是對的”。

這個道理，放在文藝作品里，放在春晚上，也是一樣的道理。

說起春晚，從我記事起，我好像每一年都會守在電視機前去看。說實話，我真的好多次做夢夢到過年了，一家人闔家歡樂的時候，結果我卻發現春晚我沒有看，然后就在夢里各種的著急，翻箱倒柜，找遙控器，對著電視開始找信號。因為說實話，我們家小的時候非常的窮，只有一個黑白電視，我從小也沒有什么娛樂活動，我爸也嚴禁我看電視，所以除夕那一天的春晚就成了小時候的我為數不多的可以看電視的機會。而我小的時候那個電壓是不穩的，所以我清楚的記得，有那么幾次，到了除夕的時候，因為村里大家突然之間集中用電，所以我們家別說打開那個黑白電視了，就連那個白熾燈都不亮。那個時候把我急得上躥下跳的。所以我覺得我可能就是那會兒留下來這種害怕失去春晚的印記的吧。所以，到現在為止，每一年的春晚，我都會自覺地坐在電視機前去完成除夕夜的這個儀式感。

但說實話，以前的我還會堅持到十二點多，甚至把所有的節目都看完才去睡覺。但最近這幾年，我很多時候是看著節目單去選擇性的看一些我感興趣的節目，然后就去刷手機玩電腦去了。

因為，現在的春晚小品，好像都是一模一樣的“模板化流程”：開頭先湊一個不痛不癢的“假矛盾”——可能是夫妻之間因為一點小事鬧別扭，可能是鄰里之間因為一點誤會有了隔閡，可能是年輕人和長輩之間有了代溝；中間的過程，完全不講邏輯，不管人物立不立得住，就是硬湊情節，硬抖一些完全不好笑的“包袱”；到了最后三分鐘，一定會強行轉折，強行升華，所有人站成一排，開始對著鏡頭喊口號，講大道理，把“要孝順”“要奮斗”“要正能量”這些話，一字一句地念給你聽。

就像我們學生時代寫作文，先定好“中心思想”，再硬湊例子，硬湊字數，不管文章有沒有真情實感，只要中心思想正確，就能得高分。但觀眾不是閱卷老師，不會因為你“中心思想正確”，就給你鼓掌；我們看電視，是為了看一個好故事，不是為了聽你念標準答案。

以前的春晚，為什么能打動我們？因為它敢拍真實的生活，敢拍人性的復雜，敢拍普通人的無奈與心酸。

黃宏、宋丹丹的《超生游擊隊》，講的是東躲西藏的夫妻，在底層生活里的無奈與堅守，你能看到他們的狼狽，也能看到他們的溫柔；

趙本山的《拜年》，講的是農民怕鄉長給小鞋穿，提著禮物去拜年的卑微與忐忑，你能看到小人物的局促，也能看到他們的淳樸；

姜昆的《虎口遐想》，講的是掉進老虎洞里的年輕人，在生死關頭的胡思亂想，有調侃，有自嘲，也有對生活的熱愛。

這些節目里，有不完美，有狼狽，有無奈，有負面的東西，但正是這些真實的內容，讓我們看到了自己，看到了生活，也讓它傳遞的正能量，有了扎根的土壤。

但現在的春晚，把自己定位成了“教育者”，定位成了“價值觀的引導者”，它站在高高的舞臺上，覺得觀眾是不懂道理的，是需要被教育的，是需要被引導的。它想做我們的家人，卻擺出了長輩的架子；它想傳遞溫暖，卻端起了說教的姿態；它想給我們力量，卻用最生硬的方式，把溫暖變成了枷鎖，把引導變成了負擔。

對于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我們最缺的，從來不是大道理，是情緒共鳴；不是正能量的口號，是被看見的溫柔；不是“你應該怎么做”的指引，是“原來不止我一個人這樣”的歸屬感。

我們內卷了一整年，被職場PUA，被生活捶打，被焦慮裹挾，被各種壓力壓得喘不過氣。我們不需要春晚告訴我們“要努力，要奮斗，要堅強”，這些道理，我們從上學聽到現在，早就刻在骨子里了。我們需要的，是春晚能看見我們的辛苦，理解我們的疲憊，包容我們的不完美；是在除夕夜，能讓我們放下所有的偽裝和壓力，笑一笑，哭一哭，知道“平凡的自己，也值得被溫柔以待”。

而除夕夜的大年三十，對我們來說，從來不是一場需要接受教育的公開課，而是一年到頭，唯一可以歇一歇的港灣；唯一可以不用裝堅強，不用裝完美，不用裝積極向上的時刻；唯一可以和家人在一起，卸下所有防備，好好放松的日子。

所以春晚最該做的不是上一場學校里的思想品德教育，而是要上一堂闔家歡樂溫暖人心的家庭教育課，你應該以一個智慧和藹的長輩的身份，給我們加一把勁，告訴我們“明年要更努力”；給我們一個擁抱，跟我們說一句“這一年，你們辛苦了”；讓我們在節目里，看到自己的生活，感受到被理解，被包容，被溫暖；讓我們在笑聲里，消解一年的疲憊，在感動里，獲得重新出發的力量。

對于我來講，我當然愛春晚。我依然會在除夕夜，把電視調到春晚，因為它已經成了我們過年的儀式感，成了我們一代人的集體記憶，成了我們對團圓的執念。而我們吐槽它，罵它，不是因為我們不愛它了，是因為我們太愛這個儀式感了，我們對它，還有期待啊。

我們期待它，能走下那個高高在上的講臺，走到普通人的生活里，蹲下來，看著我們的眼睛，跟我們平等地對話；我們期待它，能看見我們的辛苦，理解我們的疲憊，包容我們的不完美，而不是板著臉，給我們講大道理；我們期待它，能重新找回煙火氣，找回真誠，找回藏在笑聲和淚水里的，真正的教育意義。

新的一年到來了，祝大家在煙火氣中找到溫暖，在團圓里汲取力量。也祝愿春晚，能聽見我們的期待。

新年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