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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一個奉命上山傳達改編指令的革命者,被自己曾經的部下殺害。殺他的人,同樣是共產黨員,同樣視死如歸,同樣在敵人面前從不低頭。
兩個人,同一面旗幟,卻在同一座山上,走向了彼此的刀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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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敵我之間的廝殺,這是一場由信息封鎖、歷史創傷和性格烈火共同點燃的內部悲劇。
時間撥回1935年初。
方志敏率領的紅十軍團在懷玉山走到了絕路。敵人合圍,突圍失敗,方志敏被俘,幾個月后在南昌英勇就義。一支曾經有戰斗力的隊伍,就這樣在一場戰役里被打得七零八落。
他是江西橫峰人,早年跟著方志敏走上革命路,在蘇區擔任葛源區委書記。方志敏出事后,他沒有逃,沒有投降,而是帶著一批同樣活下來的人,鉆進了贛東北的深山。他們以磨盤山為中心,重新聚攏,打算繼續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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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干什么?怎么干?
這支隊伍沒有上級指示,沒有電臺,沒有補給。他們能做的,就是繼續打國民黨,繼續在山里轉。最困難的時候,全隊不足四十人,住的是窩棚,吃的是野菜草根,子彈打完一顆就少一顆,沒有補充。
這段時間,曾有一次讓他們刻骨銘心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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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鐵律,后來要了人命。
1937年,日本人打進來了。七七事變爆發,整個中國的格局在幾個月內徹底翻轉。國共兩黨坐下來談判,宣布第二次合作,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開始陸續改編為新四軍,走出大山,奔赴抗日前線。
沒有電臺,沒有報紙,沒有人從外面送進來消息。他們甚至不知道盧溝橋事變,不知道西安事變,更不知道曾經的死對頭國民黨,此刻正在和共產黨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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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的認知里,山外面仍然是舊日的世界——紅軍被圍剿,黨被追殺,任何說"下山"的人,都是敵人的棋子。就在這個時候,中共東南分局委員黃道得知了磨盤山這支隊伍的存在。
黃道望著磨盤山的方向,沉默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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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橋還沒搭起來,已經塌了兩次。
1938年4月,一個人從玉山出發,輾轉找到了南昌。這個人叫關英。
他的來歷不簡單。出身上海工人家庭,當過童工,后來投身革命,從地下工作干起,1931年被派到贛東北根據地,1934年主力紅軍長征后,臨危受命擔任中共閩浙贛省委書記,帶著一支隊伍在皖浙贛三省邊境打游擊,最多的時候發展到三千人。
但1937年初一場惡戰,主力被打散,關英在警衛員的掩護下突圍,與組織徹底失去聯系。那之后,他只能藏在玉山,化名隱居,開了一家榨油坊,一邊做生意,一邊焦急地等消息。
直到他從一份報紙上,看到了新四軍成立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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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英當即變賣家當,上路。他找到了南昌,找到了老戰友黃道,兩人相見,各自說了這些年的經歷,感慨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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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眼線的匯報里,關英的形象已經變了:他和國民黨人坐在一起,接受他們的款待,公開講臺上替他們說話。這就是"叛徒"的樣子。關英踏進磨盤山的時候,他不知道自己已經被判了。
關英被扣押,幾天后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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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經歷過上海工運、贛東北游擊戰、皖浙贛三年苦斗,剛剛重新找到組織的革命者,死在了磨盤山,年僅32歲。
他對妻子說的"今晚就回來",成了一句永遠無法兌現的話。
關英死后,沒有人再敢去磨盤山。黃道痛心,但也清醒:繼續派人,只是繼續送死。這支隊伍,從此真正成了一座信息孤島上的孤軍。
到了1942年,日軍的"掃蕩"波及到了這片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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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死于自己人的誤判,一個死于敵人的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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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出身不同,性格相似——都烈,都倔,都視死如歸。如果不是那座山,如果不是那幾年的信息隔絕,如果不是那個裝著200元和金戒指的口袋……他們本該是同一條戰壕里并肩的戰友。
歷史沒有如果。磨盤山還在那里,山里的故事,被這樣記錄下來:兩個革命者,在同一面旗幟下,走向了彼此。然后,再也沒有走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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