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2月的一天,北京下著小雪。中南海會議室里,幾位工作人員被喚去臨時匯報。那位身穿灰色中山裝、時年六十二歲的主席放下手中的文件,說了八個字:“遺骨要盡快找到。”寥寥數語,卻讓在場的人記了一輩子。
從那之后,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有關部門陸續展開暗訪,途中遇到的難題比預估多得多。檔案殘缺、知情者凋零,還有戰火留下的大量無名墳冢。搜尋隊分成若干組,沿著當年押解路線追蹤,每一片荒地都不敢遺漏。
時間來到1957年3月。南昌下沙窩,新建化纖廠基坑里鏟車突然停下,鋼鏟頂端露出幾根淡白色的骨節。工人以為是普通無主骸骨,湊近一看,卻發現腳踝部位緊扣著銹跡斑斑的鐵鐐。這一細節讓施工現場瞬間安靜,帶班立即打電話報告市公安局。
骨骸被轉運到市里,一同上交的還有那副沉重的腳鐐,稱重十斤有余。公安機關把照片、電報當天夜里發往北京。中央很快給出指示:必須確認身份,切勿草率埋葬。與此同時,調查組名單出爐,其中赫然出現一個特殊的名字——凌鳳梧,他曾是1935年看守方志敏的監所所長,當時已在浙江金華教書。
四月初,凌鳳梧抵達南昌,面對桌上的腳鐐沉默良久。他用顫抖的手撫過鐵環,突然低聲說道:“這副鐐銬我認得!”短短九個字,讓在場的人心頭一緊。為了保險,公安人員仍請法醫做骨齡、性別、傷痕比對。結果顯示:骨齡三十六歲左右,男性,左股骨帶有舊傷,一切都與方志敏的記錄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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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1899年8月生于江西弋陽山村,1916年考入省立甲種工業學校,那時的學雜費常讓家中陷入拮據。青年時代的他聰明倔強,用打短工換取路費,堅持讀完高中。1922年夏天,與學生代表團赴滬請愿,在上海他第一次參與秘密讀書會,也第一次聽到“無產階級專政”幾個字。
受陳獨秀、瞿秋白等人影響,方志敏對革命產生強烈共鳴。1924年,經黨組織介紹在南昌入黨,隨即回到家鄉組織農民協會,發動打土豪、分田地。短短兩年,贛東北根據地迅速成形,隊伍從三百人增長到上萬。連毛澤東都曾評價:“志敏同志懂群眾,能吃苦,有力量。”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同月下旬,方志敏率紅十軍團北上抗日,卻在皖浙贛交界遭重兵圍堵。激戰突圍后,部隊被截成數段。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在懷玉山被俘,時年三十五歲。押送南昌途中,他筆耕不輟,寫下《可愛的中國》《獄中紀實》等名篇,紙張被看守反復搜查仍無法阻止他的創作。
關押期間,他拒絕一切勸降。敵軍見軟硬不成,索性換上沉重腳鐐限制行動。凌鳳梧事后回憶,那副十斤鐵鏈是他親手鎖上的,“怕他跑了,上面吩咐一定要用最沉的一種”。可即使如此,方志敏依舊挺立。1935年8月6日,他被秘密殺害于南昌下沙窩,終年三十六歲。消息傳來,延安一片悲慟,許多年輕戰士在窯洞里失聲痛哭。
戰后,隨著局勢穩定,各種零散情報被陸續歸檔:處決地點、押解路線、執行人員名單……拼湊出的線索都指向下沙窩。然而當地地形幾經翻修,想從泥土中找回烈士遺骨,難度可想而知。正因如此,1957年的那一鏟泥土,才顯得如此重要。
法醫從坑中清理出七十二塊殘骨,經逐一編碼比對,僅九塊屬于方志敏,其余為同日遇難的其他無名群眾。遺憾的是,顱骨已碎,僅存頜骨和部分脊椎。盡管如此,中央仍決議:即刻以最高規格安葬,不能再讓烈士客死荒野。
1960年春,南昌城北十里處劃出一片松林坡地,開始修建陵園。工匠從廟宇拆來青磚老瓦,又請名家設計牌坊、甬道。工程進度一度因經費緊張放緩,后在各方支持下于1964年封頂。1965年7月,七十二歲的主席親筆寫下“方志敏烈士之墓”七字橫匾,碑石運抵立起,字跡遒勁。
不過因為社會原因,九塊遺骨仍暫存軍區法醫處。直到1977年清明,江西省舉行隆重儀式,靈柩方才落葬。那一夜,春雨細密,松濤低回,許多老紅軍揮淚敬酒,他們說:“老方總算回來了。”
如今的方志敏烈士陵園中,墓冢靜臥,松柏成行,來者多是步履放緩的老人。有人曾評價,他留給后世的不僅是《可愛的中國》里的浩氣,更有面對酷刑也不屈的意志。歷史的塵埃終被拂去,可那副沉重的腳鐐,仍在展柜里默默提醒后人:自由與信念,來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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