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江西工地挖出一具戴腳鐐的骸骨，隨即中央派人調查，為何

1955年12月的一天，北京下著小雪。中南海會議室里，幾位工作人員被喚去臨時匯報。那位身穿灰色中山裝、時年六十二歲的主席放下手中的文件，說了八個字：“遺骨要盡快找到。”寥寥數語，卻讓在場的人記了一輩子。

從那之后，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有關部門陸續展開暗訪，途中遇到的難題比預估多得多。檔案殘缺、知情者凋零，還有戰火留下的大量無名墳冢。搜尋隊分成若干組，沿著當年押解路線追蹤，每一片荒地都不敢遺漏。

時間來到1957年3月。南昌下沙窩，新建化纖廠基坑里鏟車突然停下，鋼鏟頂端露出幾根淡白色的骨節。工人以為是普通無主骸骨，湊近一看，卻發現腳踝部位緊扣著銹跡斑斑的鐵鐐。這一細節讓施工現場瞬間安靜，帶班立即打電話報告市公安局。

骨骸被轉運到市里，一同上交的還有那副沉重的腳鐐，稱重十斤有余。公安機關把照片、電報當天夜里發往北京。中央很快給出指示：必須確認身份，切勿草率埋葬。與此同時，調查組名單出爐，其中赫然出現一個特殊的名字——凌鳳梧，他曾是1935年看守方志敏的監所所長，當時已在浙江金華教書。

四月初，凌鳳梧抵達南昌，面對桌上的腳鐐沉默良久。他用顫抖的手撫過鐵環，突然低聲說道：“這副鐐銬我認得！”短短九個字，讓在場的人心頭一緊。為了保險，公安人員仍請法醫做骨齡、性別、傷痕比對。結果顯示：骨齡三十六歲左右，男性，左股骨帶有舊傷，一切都與方志敏的記錄吻合。

方志敏1899年8月生于江西弋陽山村，1916年考入省立甲種工業學校，那時的學雜費常讓家中陷入拮據。青年時代的他聰明倔強，用打短工換取路費，堅持讀完高中。1922年夏天，與學生代表團赴滬請愿，在上海他第一次參與秘密讀書會，也第一次聽到“無產階級專政”幾個字。

受陳獨秀、瞿秋白等人影響，方志敏對革命產生強烈共鳴。1924年，經黨組織介紹在南昌入黨，隨即回到家鄉組織農民協會，發動打土豪、分田地。短短兩年，贛東北根據地迅速成形，隊伍從三百人增長到上萬。連毛澤東都曾評價：“志敏同志懂群眾，能吃苦，有力量。”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同月下旬，方志敏率紅十軍團北上抗日，卻在皖浙贛交界遭重兵圍堵。激戰突圍后，部隊被截成數段。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在懷玉山被俘，時年三十五歲。押送南昌途中，他筆耕不輟，寫下《可愛的中國》《獄中紀實》等名篇，紙張被看守反復搜查仍無法阻止他的創作。

關押期間，他拒絕一切勸降。敵軍見軟硬不成，索性換上沉重腳鐐限制行動。凌鳳梧事后回憶，那副十斤鐵鏈是他親手鎖上的，“怕他跑了，上面吩咐一定要用最沉的一種”。可即使如此，方志敏依舊挺立。1935年8月6日，他被秘密殺害于南昌下沙窩，終年三十六歲。消息傳來，延安一片悲慟，許多年輕戰士在窯洞里失聲痛哭。

戰后，隨著局勢穩定，各種零散情報被陸續歸檔：處決地點、押解路線、執行人員名單……拼湊出的線索都指向下沙窩。然而當地地形幾經翻修，想從泥土中找回烈士遺骨，難度可想而知。正因如此，1957年的那一鏟泥土，才顯得如此重要。

法醫從坑中清理出七十二塊殘骨，經逐一編碼比對，僅九塊屬于方志敏，其余為同日遇難的其他無名群眾。遺憾的是，顱骨已碎，僅存頜骨和部分脊椎。盡管如此，中央仍決議：即刻以最高規格安葬，不能再讓烈士客死荒野。

1960年春，南昌城北十里處劃出一片松林坡地，開始修建陵園。工匠從廟宇拆來青磚老瓦，又請名家設計牌坊、甬道。工程進度一度因經費緊張放緩，后在各方支持下于1964年封頂。1965年7月，七十二歲的主席親筆寫下“方志敏烈士之墓”七字橫匾，碑石運抵立起，字跡遒勁。

不過因為社會原因，九塊遺骨仍暫存軍區法醫處。直到1977年清明，江西省舉行隆重儀式，靈柩方才落葬。那一夜，春雨細密，松濤低回，許多老紅軍揮淚敬酒，他們說：“老方總算回來了。”

如今的方志敏烈士陵園中，墓冢靜臥，松柏成行，來者多是步履放緩的老人。有人曾評價，他留給后世的不僅是《可愛的中國》里的浩氣，更有面對酷刑也不屈的意志。歷史的塵埃終被拂去，可那副沉重的腳鐐，仍在展柜里默默提醒后人：自由與信念，來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