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強大,不該只寫在報表里。更該寫在老人兜里那點錢上。
孟曉蘇這次把話說得很直,提高農民養老金,讓他們有尊嚴地老去,老有所養、病有所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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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一個超過1.3億人的群體,年輕時沒“單位”,也沒交過職工社保。
可他們扛過共和國最硬的階段,他們老了卻被貼上一個刺眼的標簽,每月只領一兩百元到三四百元的基礎養老金。這張“百元名片”,輕得讓人心酸。
關鍵在于,它不是“自然形成”,而是歷史分工造成的制度結果。
孟曉蘇把農民的貢獻,掰成了三筆賬,它把“抽象貢獻”變成了“硬核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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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筆賬是工農剪刀差。就是農產品被低價收購,工業品和農資卻高價賣回農村。
化肥、柴油、農藥、農機,樣樣都是剛需。農民只能被動承受價格差,把利潤讓出來。
這筆錢后來支撐了上世紀那批大工程。比如被反復提及的156項重大工業項目,以及更完整的工業體系。
西方早期積累靠殖民掠奪和圈地。我們走不了那條路,只能靠農民“把苦自己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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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筆賬是交公糧。計劃經濟年代,交公糧在農村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天大的任務。
在一些地區和年份,公糧、統購糧、集體提留加起來,占糧食產量的比例不低。農民能自主支配的,往往只有六成左右。
更狠的是遇到欠收年份,很多人寧可少吃、借糧,也要把任務完成。這不是誰“天生覺悟高”。而是一代人把國家運轉當成自己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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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筆賬是人力勞動和后來城鎮化中的土地貢獻。機械化沒普及的年代,很多基礎設施靠的是集體出工、義務勞動。
全國八萬多個水庫,還有幾十萬公里的灌溉渠道和鄉村道路。不少就是農民肩挑背扛、鐵鍬鎬頭,一點點干出來的。沒工錢,沒補償,用的就是命和時間。
改革開放后,城鎮化提速。大量農村土地以較低成本轉為建設用地、工業用地,土地增值收益反哺了城市擴張。
農民相當于提前向國家交了一筆“發展基金”和“社會保障金”。他們不是“被照顧對象”,而是國家發展的原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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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原始股東”,為什么晚年分紅這么低?
中西部不少地方,農民每月養老金大多是一兩百到三四百元。可城鎮職工退休,企業退休人員人均養老金是3000多元,機關事業單位退休的更高,動輒數千,甚至萬元以上。
這不是簡單的倍數差距,這是晚年尊嚴、醫療可及性、家庭負擔的系統性分層。
錢少到什么程度?“有時連看病吃藥都不夠”,很多六七十歲老人還得下地、打零工。
他們不是愛勞動,是怕病、怕花錢、怕拖累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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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提高農民養老金,財政扛得住嗎?
真正的問題是,國家有沒有決心把“欠賬”納入分配框架。
因為我們不是沒資產,而是怎么把資產變成可持續的社保支撐。
孟曉蘇給出的路徑很明確,用全民共有的國有資本去彌補歷史欠賬。他引用政策方向,強調要繼續劃轉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這不是拍腦袋,是既定改革方向。
2017年國務院確定劃轉比例是10%,但他強調,這個比例到現在還沒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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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怎么走?孟曉蘇的判斷更激進也更現實。未來比例應逐步加大到30%,甚至50%。把更多國有資本劃轉給社保基金,來提升包括農民在內的養老金。
這盤棋的邏輯其實很清楚,國資收益屬于全民,農民也是全民的一部分。而且農民對“國家資本形成”做過隱性貢獻。
用國資去補農民養老金,不是“發福利”,而是“用全民資產還全民舊賬”。
這也是共同富裕最硬的落點,共同富裕不是把口號貼墻上,是把差距一層層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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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談農民,不是“遠遠圍觀”,而是親歷者的記憶,萬里在安徽貧困地區看到農民吃不飽穿不暖,曾流淚。
路上問一位挑擔農民有什么要求,農民拍肚子說,希望里面能裝上東西。再問下一步要求,農民說,希望裝的不是白薯干,而是糧食。
農民的要求從來不高,高的是我們兌現承諾的能力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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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農民養老金不是“爭資源”,而是把分配結構補上短板。國資劃轉是關鍵工具,但要算清可持續機制。不只劃轉比例,更要提高社保基金的長期收益能力與透明度。
城鄉養老差距不可能一夜抹平。但至少應該建立清晰的“追平路線圖”,讓農民看到時間表,而不是等口風。
共同富裕最真實的起點在哪里?不在豪言壯語里,就在那張“百元名片”能不能被撕掉。
讓農民老有所養、病有所醫。這不是恩賜,是國家走到今天必須完成的歷史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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