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個月的歐洲,對中國的態度真是“人格分裂”。
一邊,馬克龍、英國首相斯塔默、德國總理默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輪番飛往北京,企業家跟在后面排隊簽合同、談投資。
另一邊,法國一份官方背景很硬的報告卻喊話:要對中國“下重手”。
這份報告出自法國政府直屬的“高等戰略與規劃委員會”,直接給總理提建議,口氣一點不客氣:要么對所有中國商品統一加征30%的關稅,要么設法讓歐元兌人民幣貶值20%到30%。
說白了,就是想用行政手段,讓中國貨在歐洲一下子變得“又貴又不好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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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這么說?
回看1980年代的日本,當時有多風光?一句話:美國人覺得自己被“日本制造”打到抬不起頭。
從汽車到家電,日本貨在美國賣瘋了,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飆升。1985年,美國干脆叫上英法德日幾家,在紐約廣場飯店關起門來談了個協議——后來被稱作“廣場協議”。
協議的核心很簡單:美元貶值,日元大幅升值。
聽起來像是在“糾正不平衡”,實際上是讓日本出口一下子變貴。
結果日本的出口優勢被削弱,泡沫經濟被刺穿,之后漫長的經濟停滯,直到今天都還在還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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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這次提的兩條路子,本質就是試圖在中歐之間復制一個“歐版廣場協議”:要么直接加稅,要么用匯率把中國商品“抬價”。
那么,法國到底在急什么?
在法國這份報告的描述里,歐洲制造業正站在懸崖邊上。
電動汽車、電池、高端機床這些過往屬于“歐洲強項”的領域,正被中國企業趕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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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甚至算出一個嚇人的數字:如果不出手,歐洲可能有一千多萬相關崗位面臨威脅。
于是他們得出一個非常簡單粗暴的結論:問題不在自己身上,是“中國工業威脅”,是“中國太會競爭”。
這種說法聽上去“為歐洲著想”,但有幾個關鍵事實被刻意略過了:中歐貿易失衡,是無數消費者共同選擇的結果。歐洲的產業問題,早在中國制造崛起之前就已經開始暴露。真正的根源,是自身成本、效率和創新力的系統性下滑
能源太貴、勞動力太貴、審批太慢、風險太多——這是不少歐洲企業這些年的真實感受。
當自身競爭力下滑時,找一個“外部敵人”來背鍋,是最省事的政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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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別看報告寫得慷慨激昂,真輪到做決定,歐洲內部的分歧立刻暴露出來。
法國財政部長已經放話:對中國加征關稅,不能簡單“一刀切”。
態度最鮮明的,是德國。
德國確實在很多細分制造業上正面對中國競爭,壓力不小。但同時,德國對中國市場和供應鏈的依賴,同樣擺在那:大量機械設備、汽車零部件在中國有龐大客戶。完整、穩定且性價比高的中國供應鏈,是很多德企還能維持優勢的重要支撐。
如果真的按照法國這套方案來,加稅也好,刻意壓低歐元也罷,最先被反噬的,很可能不是中國企業,而是那些深度融入中國市場的歐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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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匯率那條路子就更玄乎了。
2026年2月以來,歐元兌人民幣一直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區間內小幅波動。要硬生生讓它貶值二三成,不僅歐盟內部要達成共識,還得面對美國、金融市場的聯動反應,難度可想而知。
就連提出建議的法方負責人,也不得不承認:和關稅相比,動匯率幾乎是“想想容易,做起來幾乎不可能”。
最吊詭的地方就在這里:智庫在紙面上設計“對華重拳”,政客在鏡頭前高談“去風險”,但轉身一看,現實中的行動,與這些表述完全是另一套邏輯。
2025年底以來,中國迎來的歐洲高級訪客絡繹不絕:馬克龍再訪中國,行程緊湊。愛爾蘭總理、英國首相接連登門。德國總理默茨計劃在2026年2月底出訪,西班牙首相甚至直言,想“每年都來中國”。
這些領導人身后,是非常現實的商業利益。
英國首相訪華時,帶來的是一整隊企業代表,阿斯利康宣布2030年前在中國追加上千億元投資。對他們來說,中國已經不只是一個“市場”,更是研發和生產布局的一部分。
如果歐洲真準備像對付日本那樣,對中國“鎖喉”,這些訪問團的合同、投資、供應鏈安排,全都要重新改寫。
問題是:歐洲現在玩得起這樣的“玉石俱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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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底,法國這份報告最大的問題在于——它把今天的中國,當成了當年的日本,把現在的歐洲,當成了當年的美國。
這兩點,全都不成立。
第一,中國和日本的處境完全不同。
日本當年在安全上高度依賴美國,外交空間有限,被拉去簽《廣場協議》時,很多退路其實已經被封死。
中國是主權獨立的大國,產業鏈完整,市場體量巨大,反制手段真正“有牙齒”——2025年中方對歐方兩家金融機構采取反制措施,就是個明白的信號:這不是誰想捏就能捏的軟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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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歐洲也早不是當年的美國。
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是獨一檔的超級經濟體,手上有充足的資本和科技優勢,可以承受對盟友“下狠手”的外溢風險。
現在的歐洲,本身就深陷增長乏力、能源危機、產業外流的困局,還指望新能源、數字產業這些領域來翻身。這個時候,如果對中國動了刀,很可能先割到自己的工業動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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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里,有個事實,普通人其實很容易理解:為什么歐洲人愿意買中國商品?因為物美價廉、來貨穩定。為什么歐洲企業爭著來中國?因為市場大、產業鏈齊全、配套完整。
中國商品能在歐洲鋪開,不靠“補貼神話”,靠的是效率和規模,是企業連年迭代打下來的本事。
而歐洲的高端車、奢侈品、精密設備,又何嘗不是在中國賺得盆滿缽滿?
這其實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綁定:中國的供應鏈支撐著歐洲工業的日常運轉,歐洲的技術和品牌在中國也擁有巨大話語權。
把這段關系粗暴地簡化成“威脅”“傾銷”“不公平”,既不誠實,也不負責。
回頭再看那份法國報告,會發現一個微妙的細節:
它把“解決問題”的重點放在對外施壓上,而不是對內改革。
但如果不肯正視自己的結構性問題,哪怕今天真弄出一個“歐版廣場協議”,明天也還會有新的競爭者讓歐洲難受。
歐洲現在最需要做的,其實是三件事:
1.把能源成本拉下來,讓工廠能活得下去。
2.簡化繁瑣的審批和監管,讓創新不再被拖垮。
3.重新在關鍵產業上布局長期投入,而不是寄希望于一紙關稅或一個匯率動作。
截至目前,歐盟對法國這套激進方案遲遲沒能形成統一意見。
馬克龍一邊讓智庫放風試探輿論,一邊又通過外交和經貿渠道不停向中國釋放緩和信號,這種反復搖擺,本身就是一種態度:他們知道,真走到“翻桌子”的那一步,歐洲要付出的代價,恐怕遠比中國高得多。
時代變了。
靠壓制別人來換取自己的安全感,這條老路已經走不遠了。
中歐之間,最終還是得回到一個現實的選擇題上:是繼續互相猜忌、折騰,還是承認彼此的差異與互補,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競爭。
這一題,遲早要做。但抄40年前的舊答案,注定得不到今天的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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